当今科学技术哲学特别是STS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言必称技科学的趋势。哲学家们最初是在考察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时提出技科学这一概念的，后来则又经由技科学的应用导向从而将问题引向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于是，技科学就成了一个融科学、技术与社会为一体的概念。本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技科学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理论和实践启发。
第一节 技科学的概念考察
有学者认为，技科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不过，一般认为，在现代意义上更为系统地提出这一思想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巴什拉之后，比利时学者吉尔伯特·奥托瓦（Gilbert Hottois）、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等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概念在STS领域逐渐推广开来。
一、巴什拉论技科学
巴什拉是一位非常强调科学实验的法国哲学家，这与他对科学的考察着重关注化学有一定的关系。传统科学哲学往往以物理学为思考对象，而在经典物理学乃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对实验的关注并不多，与其说物理学家关注实验，倒不如说他们更关注思想实验。化学则不同，在化学实验的前后，物质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化学实验的这一特性使得巴什拉注意到了实验对事实的建构性作用。正如其所言，对科学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被给予的，一切都被建构”[43]。在此基础之上，巴什拉提出了其技科学思想，只不过他在法语中将之表述为la science technique，其含义是说一种技术化的科学，即科学家们并不是通过某种超然世外的沉思来认知实在，而是通过某种实验性的技术操作来建构实在。在此意义上，巴什拉提出了“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的概念，这一概念对拉图尔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技术是指科学事实依赖于仪器而存在。巴什拉说道：“在这些科学中，现象确由仪器制造，它成了某一现象技术的对象，因此，仪器成为研究这类现象的必要的中介。”[44]因此，“一种完整可行的技术”就成了一个“完好界定的科学事实”的前提。[45]巴什拉有时也称这一立场为“技术唯物主义”。既然事实依赖于仪器，那么仪器又来自何处呢？在巴什拉的哲学体系中，“仪器仅仅是物质化的理论”，因此，“从中产生的现象也就承载了理论的印记”[46]。巴什拉称此为“应用理性主义”，它是理性主义的，因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活动需要理性心灵的参与，它同时又是应用性的，因为理性无法单独创造出科学事实，它必须以其与技术或仪器的辩证互动为基础。
如果现象技术的这种操作性进路成为理解科学的基础，那么，基于沉思科学观的传统实在概念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巴什拉用形而上学和元化学的对比来说明两者的不同。元化学是基于化学而提出的，它与化学的关系就如同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关系。在巴什拉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关注的是某种实质（substance），但是，在此视角下的实质概念是有缺陷的，“形而上学只能拥有一种关于实质的观念，因为物理现象这一基本概念总是满足于将借助某些一般属性来刻画的几何实体作为其研究对象”。这种视角下的实质概念，偏重的是其内在属性，而后以内在决定外在。加之，这种实在概念是无时间性的，即是说它只能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做出唯一选择。但是，在化学中，实质的定义需要发生某些改变。巴什拉指出，“元化学（métachimie）可以从有关各种反应的化学知识中大获裨益”，因为在化学中，“真正的化学实质都是技术的产物，而非在实在中被发现的东西。这已经足够使得我们将化学中的实在之物指定为一种实在化（réalization）了”[47]。与实在概念的改造相伴随的是知识观的变化。由于并不存在终极的实在，因此我们也就无法达成对这种实在的准确知识，故而，我们的知识只能是近似知识，这种近似知识会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进步。
现象技术与实在化概念使巴什拉走出了近代二元论哲学。“不存在简单的现象；每一现象都是一种关系结构……实体是属性之网。”[48]理性同样如此，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理性标准，“概念与方法，所有这些都依存于经验领域；面对新的经验，所有科学思想都必须做出改变”[49]。因此，在技科学中存在的并非是超然于实践之外的理性和实验，而是理性与实验之间的辩证法，巴什拉强调，“当其[科学]进行实验时，必须进行推理；当其进行推理时，也必须进行实验”[50]。这样，巴什拉就与当时法国哲学中的先验进路（以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为代表）和极端约定论（以爱德华·勒鲁瓦[édouard Le Roy]为代表）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与传统的笛卡儿主义和康德主义保持了距离。主客二元结构的打破，塑造了巴什拉典型的“非笛卡儿主义的认识论”。
二、奥托瓦论技科学
严格来说，第一位明确提出技科学这一新概念的哲学家是奥托瓦。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了技科学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也开始使用技科学一词。不过，由于技科学一词主要是在STS领域中使用，而拉图尔又是当代STS的核心领导者，所以人们一般都认可拉图尔是这一概念的首位提出者，相较而言就忽视了奥托瓦的工作。
奥托瓦强调了哲学家进行概念界定的不同方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等都是本质主义的代表，以柏拉图为例，他对德性、美、勇气等的定义，并不是以现实中的某些真实事例或人们的行动方式为标准，而是追问这些观念本身的本质。由此，哲学家们试图追寻的就是那种唯一不变的、完美的、普遍的实体。奥托瓦反对这种进路，在此点上，他自言远离了欧陆特别是德法传统，而靠近了英美传统，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哲学。这种概念界定方式的核心是其经验进路，即通过考察某一概念的现实表现对其进行界定。按照这一界定方式，奥托瓦反对“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不管是分析哲学传统还是解释学传统）中的核心影响力，其目的在于提醒哲学家们，后者一直将自己束缚在语言和逻辑分析之中，忽视了技科学对周围世界带来的急剧改变。由此，与传统哲学将科学从根本上解读为一种语言和理论的活动不同，奥托瓦强调，当代科学的典型特征是在物理层面上的操作性、干预性和创造性。例如，科学家们对基因功能的研究，不管其目的是发明新的医疗方法还是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这些研究都已经无法再被区分为理论层面或技术层面的，它完全成了一个“知识—力量—实践”的综合体。因此，在技科学的时代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了。就如前文对致癌鼠的讨论一样。
在此意义上，技科学具有了肯定性和批判性两层内涵。从肯定性的角度而言，与科学或技术概念相比，它更适合于描述当代科学研究的特征；从批判性或否定性的层面来说，技科学否定了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后者将科学视为理论和话语，其目标是对实在进行符号表征。那么，技科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奥托瓦强调，“在所有领域中，科学研究本质上都是技科学：即是说，在任一领域中进步都是以对考察对象的实验和操控为条件的”[51]。也就是说，科学不再是对世界的沉思，它成了一种现实的操作，其目的也不再是获得外在于操作的、无时间的本质，而是操作的成功性，在此意义上，科学和技术是无法分开的。
技科学的这种特征很难被容纳入对科学和技术的传统解释框架中。因为传统观点采取了工具主义和人本学甚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方式，按照这一理解，技科学一方面仅仅是一系列工具性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摆脱异化（从而达成其本质）并最终实现某种形式的乌托邦社会的途径。进而，技科学并没有为我们提出什么新的哲学问题，尤其在价值层面上，它所涉及的仅仅是手段问题，并没有超出传统目的与手段的框架。奥托瓦认为，这种理解是成问题的，如果我们摆脱了传统哲学的框架，就会发现传统哲学在技科学的框架下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技科学在哲学层面上具有一种典型的“虚无主义特质”，这种虚无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指“它（技科学）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要祛除这种或者那种本体论或末世论，而是要清扫所有的本体论、末世论和人本学”[52]。在此基础上，奥托瓦强调了技科学的四层含义：
第一，技科学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是同时产生的，由此，它坚持的是一种反本体论的立场。奥托瓦引用比利时哲学家让·拉德里埃（Jean Ladrière）的话来说明此点，“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知识风格，它并不是智性的，也不是沉思性的，更不是解释性的；它的风格是操作性的”。技科学的这种操作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数学化和实验这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技科学并没有预设任何本体论，甚至可以说“技科学什么都没有预设”，因为它“执行操作，创造出自身操作的结果，并以这些操作作为进一步操作的跳板”。如果说本体论是关乎世界真实存在之物的研究，那么，技科学规避了本体论进入其自身的可能性。奥托瓦进一步强调，“技科学的世界是一个技术的、操作的世界——一个技术宇宙”。这里的意思是说，技科学并非从外在于技科学的“自然、文化和世界”中寻求其意义，“技术宇宙的构成之物不再是本质或实体，后两者的意义被以一种本体论的方式进行确定；与其说前者是自然现象或者人工对象，倒不如说它们是操作性的、可操控的机器，其存在不过是它们在技术宇宙中的功能性和可操控性”[53]。也就是说，技科学与脱离了科学实践的先验、理性等无关，所有一切都需要在技科学的实践过程之中、在技术宇宙之中进行界定，这与传统本体论寻求超脱于现象世界的先验的、本质的甚至无时间性的永恒存在相悖。由此，奥托瓦强调技科学是反本体论的。
第二，技科学带来了一个极端开放却又模糊的世界。人们一般认为，技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但在奥托瓦看来，技科学在实践之中确实指向了某种未来，但它祛除了“古老的末世论在界定人性上的力量”。传统的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往往以某种终结、某种最终的完成性来谈论未来，这种完成性达成之时，也就意味着人类本质的实现之日，在此之前，人类都陷入了人性的异化之中。而技科学所带来的未来是开放的，甚至可以说“一切皆有可能”；但这同时又是模糊的，因为这种未来本质上是“可塑的”，它“并未提供某种可预知的意义”。进而，技科学与时间的关系便具有了“两张面孔：力量与意义的缺失”[54]。
第三，既然技科学是反本体论的、反末世论的，那么它也是反人本学的，也就是说，有关人性（其本性、本质或目标）的某种理论并不足以成为衡量技术的基础。技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是对人性的重构，即便是在其最本质的维度上，如生、死、语言、情感、精神的本质等概念，在技科学的时代，它们的概念边界都处于不断变更之中。既然衡量对象（技科学）已经改变了衡量的标准（人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人性作为衡量技术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技科学代表了人类中心论的终结，因为后者将人类视为一切意义、一切目的的根源，将人类视为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这样，技科学就既揭露了传统人类中心论的空洞之处，也揭露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四，技科学的反本体论和反末世论特征的直接推论就是，它是反伦理的、反道德的。如果某物并未预设存在或意义，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可能性，那么，价值也将无立足之地。面对科学，人们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常常会表达这样一种意思：“我们可以做一切能做之事”。这是一条反道德律令。由于技科学毫无预设，因此它在操作层面、控制层面和建构层面上都是自由的、毫无限制的。这种彻底的、无边界的自由，与作为人类道德意识和道德行动之基础的自由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由此，奥托瓦强调了技科学的虚无主义特征——反本体论、反末世论、反人本学、反伦理。这就是技科学的哲学特质。在当代STS的语境中，这种虚无主义特质实际上是针对传统的本体论、末世论、人本学和伦理学而言的，如果要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哲学，那么就必须将上述四方面的对立面纳入哲学之中。这种哲学要求一种新的本体论、一种对未来的新的理解、一种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新视角。这正是STS所从事的工作。
三、拉图尔论技科学
按照拉图尔的说法，技科学一词是由他首创的。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拉图尔写道：“为了避免无休止地使用‘科学和技术’，我构造出了这个单词（技科学）。”拉图尔对技科学的首创性也得到了其他学者如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等人的认可。从上述引文来看，拉图尔似乎是要用技科学来代替“科学和技术”，这就类似于中文中经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或者科技。不过，跳出拉图尔最初界定技科学时所使用的这一语境，将这一概念放入拉图尔思想的整体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内涵并非仅仅是将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技科学模糊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线，进而强调了科学理论和事实的建构性特征。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前，拉图尔就借助巴什拉的现象技术概念表明了这一立场。与传统科学仅仅通过观察和数学来沉思这个世界不同，现代科学更加依赖于实验手段。例如，在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与埃伦哈夫特（Felix Ehrenhaft）的争论中，密立根坚持认为存在最小单位电荷，即单个电子所携带的电荷量，而埃伦哈夫特则坚持分数电荷的存在，最终的裁决便是密立根的油滴实验（尽管后来也有学者指出密立根对实验数据的使用是存在问题的）。在此意义上，科学是靠实验技术来判定其合理性的。拉图尔认为，不管科学的理论还是事实，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如其所言，“一个给定的陈述，不可能在实验室之外得到证明，因为它的存在恰恰就是依赖于实验室的情境”[55]。
第二，技科学揭露了自然概念的虚假性，并对实在进行了重新界定。传统观点往往认为，科学是对自然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对象的真实认识，因此，科学中的理论、事实都是科学家从自然中“发现”的。这里的逻辑是，先有自然，而后有科学。拉图尔认为，这一逻辑颠倒了科学研究的真实过程。因为在真实的科学研究中，只有等到科学争论结束时才能知道自然是什么。例如，拉图尔设想了居里夫妇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竞争，这场竞争的焦点是关于钋是否是一种新元素。居里夫妇对此持肯定立场。按照上述思路，这场争论的过程应该表述如下：因为自然中存在着钋这样一种新的元素，并且居里夫妇发现了这种元素，所以居里夫妇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问题在于，当这场争论尚未终结之时，居里夫妇、反对者以及其他的科学家对钋是否是一种新元素并无定论。那么，居里夫妇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居里夫妇首先强调从沥青中提炼出的这种物质具有放射性，但具有放射性的物质很多，因此，放射性实验检测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居里夫妇设计了第二个实验，将这种物质溶解在酸中，而后加入硫化氢，这种物质则会发生沉淀。但满足第二个实验的物质同样很多，铅、铋、铜、砷、锑等都是如此。因此，居里夫妇必须设计第三个实验，如此等等。在经过了这一系列实验的检验之后，反对者终于承认这是一种新的元素。于是，居里夫妇为了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将之命名为钋。这样，钋作为自然的代表，是在争论结束之后才姗姗来迟的，“一个新的、令人敬畏的盟友突然出现在胜利者的营地之中，一个直到此时才现身的盟友，但现在却又表现得好像它一直就在那里：自然”[56]。拉图尔在这里要求的是，尽管人们用自然来解释争论的结束具有逻辑的合理性，但不具有实践的合理性，因为在争论过程中不管是某一观点的坚持者（如居里夫妇）还是反对者都会坚定地认为自然是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但至于自然到底支持谁，只有等到争论结束才能知晓。由此，拉图尔用技科学否定了自然实在论。
在此意义上，拉图尔借助技科学对实在进行了重新界定。“实在”一词的法文表述为réalité，对应于英文的reality，意为真实存在之物。科学哲学家们在不可观察实体如电子、中子等的实在性问题上，分裂成为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两种立场，前者认为这类实体是存在的，后者则一般否认这类实体的实在性。拉图尔的技科学模型则消解了这种实体性的思维方式，他强调，真实之物并非某种终极本质之物，相反，讲某物具有真实性或实在性，是指一种“阻抗”效应。就如在钋的例子中，当钋能够抵挡住所有反对者的异议时，它就是实在的。“在某一既定的情境中，任何反对者都无法改变某一新客体的具形，那么它就是一个新客体，就是实在，至少在力量的考验被改变之前它是如此。”[57]由此可见，物或实体是由一系列行动定义的，我们可以对钋的案例进行一次反向操作。如果你问一位化学家钋是什么，他不会拿出一块东西然后告诉你这就是钋，因为这根本没有标明钋的定义，相反，他会向你展示一系列实验操作，并告诉你，能够满足这一系列实验操作的东西才是钋。因此，钋所指代的并不是某种外在的、本质性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拉图尔将第一种定义方式称为实指性的，将后一种称为述行性的，前者设定了语言和世界的分割，而后寻求语言对世界的指称，后者则认为语言和世界都是在实践中被建构出来的，它们同在于某一实践过程之中。
第三，技科学打破了社会概念的虚假性，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及“社会”这一概念时，人们往往说“人类社会”，意在表明只有人类才能称得上社会。拉图尔区分了两种社会学传统之下的社会概念。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社会视为一个超越性的、可以作为解释资源的实体，这一概念的基础性地位为社会学中的社会决定论提供了前提；而另外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则将社会界定为不同要素的联结过程。拉图尔坚持后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所研究的应该是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结机制，而非作为超越实体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拉图尔有时也会用“社会”一词来指代这种联结的建立过程，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过程性概念。例如，在讨论科学文本的力量来源时，拉图尔说道：“某一文献越是技术化和专业化，它就变得越是‘社会化’，因为用以将读者驱离并迫使其接受某一主张为事实的必要联结在增加。”拉图尔这里所说的“联结”实际上是指论文用以强化自己论点的某些方法，例如引用权威观点、增加技术性细节、通过修辞提升文章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提升自己的被引用率，等等。随着这些细节的不断增加，文章的专业性也不断增强，这就增加了文章的解读难度。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些难度的增加是因为其专业程度的增加，当然，传统观点也认为文章中专业程度的增加和社会维度的排除是同一个过程。但拉图尔认为，如果我们对社会进行重新定义，如果我们能够挖掘出文章中的这些细节和策略，如引用策略、修辞策略、数据堆叠策略等，那么，文章的社会性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图尔强调：“这类文献如此难以解读、难以分析，并不是因为它逃离了一切常规的社会联系，而是因为它比所谓常规的社会关联更加社会化。”[58]
同时，技科学的概念也打破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哪怕是传统的社会概念）之间的边界。例如，谈到某项新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时，人们往往会认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先有了某种天才式的观念，然后将这一观念逐步实现并将之推广到市场，这中间是一条连续性的轨迹。这一立场表明了以下几点：第一，从科学或技术的观念性突破到实物性发明再到市场推广，这中间似乎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科学或技术的传播是扩散性的，我们可以将这一模型称为技术传播的扩散模型；第二，科学或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明确的，科学技术产品被发明出来，然后再进入社会之中。拉图尔的技科学概念打破了上述两种立场。拉图尔以狄塞尔机的发明过程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最初，鲁道夫·狄塞尔（Rudolf Diesel）根据卡诺热力学原理提出了一种有关理想发动机的想法，并撰写著作、申请专利，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少数评论人士如开尔文勋爵的赞赏。接着，狄塞尔寻求机械制造公司的支持，并在几位工程师的帮助下，试图制造出一台发动机。在这一过程中，狄塞尔最初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拉图尔评价说：“经过对发动机整体设计的不断修改，狄塞尔游离了他原初的专利及其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原理。”[59]发动机完成之后，它似乎成了一个黑箱。“黑箱”是拉图尔从英国社会学家怀特利（Richard Whitely）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概念，他最初用这一概念表明科学研究结束之后，其实践过程就成了一个被遮蔽的黑箱，因为人们只会关心科学的结果而不再关心科学的过程。从技科学的视角出发，拉图尔使用“黑箱”这一概念，意在表明某一科技产品可以被人们当作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来进行复制和传播。由此看来，不管是在第一层含义上还是在第二层含义上，科技工作者都会希望自己的产品成为黑箱。狄塞尔也是如此，他希望自己的这一黑箱性产品能够被世界各地的工厂使用，能够进入各种轮船和卡车之中。然而，那些购买了这一模型机的公司却发现，发动机总是会抖动、熄火甚至解体。因此，各家公司要求退货，并最终导致了狄塞尔的破产。此后，机械制造公司的工程师们不断对发动机进行改进，每位工程师都为发动机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最终，他们取得了成功，发动机成了一种可以跨越时空进行推广而不受质疑的产品。这个例子否定了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上的上述两种立场。第一，从狄塞尔提出自己的想法，到第一台原型机被制造出来，再到最终成型的、作为黑箱的发动机被研制成功，这期间并不是一条连续性的线索，而是充满着断裂、充满着新要素的不断加入。进而，扩散模型也就失去了其合理性，因为狄塞尔机的推广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机遇性，构成最终成型的发动机的各类要素，“它们并非导体或半导体，它们都是多导体，而且是无法预料的多导体。”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104.拉图尔将这种偶然性和机遇性称为“转译”，这一概念表明了在技术发明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作用以及它们对最终成型的技术产品之影响的偶然性与难以预测性。第二，既然各种要素对发动机的影响是构成性的，那么，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界线也就难以划定了。例如，如果参与发动机研究的机械制造公司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参与设计的工程师构成发生了改变，诸如此类，那么，发动机所呈现出来的最终状态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在此基础上，拉图尔指出，任何技术产品的发明与推广，都是社会和技术之间相互构造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它们之间的界线被消解了。
因此，拉图尔的技科学概念要求的是对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既指向认识论，即对科学和技术产品之有效性、可靠性的认识论根基的考察，又指向社会学，即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推广过程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实在、客体、事实等概念都需要被重新界定。
拉图尔提出的技科学概念及其对这一概念展开的分析，在STS界迅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自此以后，STS领域出现了一种言必称技科学的状态。那么，就这一概念的一般含义而言，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第二节 技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技科学在以下几方面颠覆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第一，技科学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线；第二，技科学模糊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界线；第三，在此基础上，技科学消解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技科学之所以能够带来这种边界消解效应，关键之处在于，哲学家们不再将科学置于现实世界之外，而是将之放入了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超越性就被实践的经验性所取代。而这种经验性所带来的便是一切纯粹概念的消解。
一、重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提及科学时，人们往往将之与理论相关联；提及技术时，则往往将之与应用相关联。这样就形成了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传统立场：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理论问题，而技术的目的则是改造世界，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应用性问题。进而，人们常说，技术是应用科学。上述表述蕴含着关于科学与技术之关系的相互关联的两种立场：一方面，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基础科学的研究在将来可以转化为应用技术。
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关系，经常出现在科学、技术、政策甚至哲学文献之中。例如，1945年，美国科学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战后科学发展的报告，报告的名字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关于战后科学研究计划提交给总统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该报告明确表述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别。“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用的目的。它产生的是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这种普遍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的实用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不能对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完全具体的答案。”寻求这些具体答案是“应用研究的职责。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他的工作的实际应用可能完全没有兴趣，但是，如果基础研究长期被忽视，工业研制的更大进步终将停止”。显然，科学即基础研究，技术即应用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科学的主要职责是寻求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普遍性的知识，科学家的工作甚至并不具有实用性；技术的主要任务是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它以实用如推进工业发展为目标。因此，技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它提供科学资本。它创造储备，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在20世纪，技术对科学的这种依赖关系更为明显，“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切”。也就是说，技术越复杂，技术对科学的依赖性也就越大。进而，不管从科学研究本身来看，还是从技术进步的要求来看，基础研究都是非常关键的。19世纪的美国，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这些技术成就是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60]的。因此，“二战”后，一方面由于战争对欧洲带来的破坏使得“我们不能再期望将受战争破坏的欧洲作为基础知识的来源”，另一方面美国要想在国际技术发展和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发展强大的基础研究。不过，自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研经费很难由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独立承担，同时，基础研究又难以产生快速直接的技术应用，“按其本性基本上是非商业的”，因此，也无法期望工业部门能够资助此类研究。由此，基础研究的动力，“只有从政府中才能迅速产生”[61]。在上述报告的推动下，美国开始逐步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科学研究的资助体制。当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过度干预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资助，而对资助的使用则是由科学家来决定的。这种权力分配成为科学与政府之间契约关系的核心。
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关系正越来越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总结为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开展过一项名为“回顾计划”的研究，意在考察那些能够带来巨大军事收益的核心事件。调查显示，这些核心事件中91%是技术，8.7%是应用科学，只有0.3%是基础科学。显然，即便是在对科学研究投入巨大的领域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似乎并不大。[62]第二种立场认为，与其说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倒不如说技术更加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因为技术手段的进步对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伽利略利用望远镜所进行的天文观测对日心说和地心说两种宇宙模型之间的更替产生了关键作用。第三种立场则更为强调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技科学便是STS学者们用以表述这一关系的核心概念。
一方面，传统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描绘世界，进而基于客观的观察得到真理性的知识，因此，科学的目标仅仅是发现，而非发明或创造。不过，当代科学哲学家和STS学者则更强调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奥地利社会学家塞蒂纳（Karin Knorr Cetina）指出，科学哲学或者STS应该首先区分自然和实验室内所建构出来的世界，还指出，“看来似乎不能在实验室里找到自然，除非从一开始自然就被定义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下的实验室科学并非以天然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以实验室内所建构出来的世界为基础。研究对象的差异，使得科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使事物运行取得的成功，与追求真理相比，是一种更世俗的追求”。因此，实验室科学的任务不再是追求真理（尽管真理一词经常出现，但它要么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要么只是指代对实验过程的真实描述，在后者的意义上，它已经不具有传统科学哲学的真理内涵了），而是取得实验的稳定成功、获得科学研究的可靠程序、制造出预期的科技产品等。因此，塞蒂纳呼吁，我们应该“把科学研究看作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63]。这种建构性的基础便是技术，在此意义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与技术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许多技术性学科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例如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纳米技术等，这些技术性学科的发展被打上了深深的科学烙印。这并不是说先有基础科学而后有应用性技术进而科学成为这些学科发展的基础，而是说科学和技术是同时进化的。就如人们常说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新型工科等称谓，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技术与科学关系上出现的这种新变化。
可见，基于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和技术导向型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 science）打破了科学和技术的传统边界，甚至可以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了。[64]巴什拉、奥托瓦、拉图尔等人提出的技科学概念，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描述当代科技研究中科学与技术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界定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科学和技术开始具有了相似性。拉图尔的一段话可以为这种相似性提供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本书（《行动中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所谓的‘科学’事实与所谓的‘技术’对象或人工物之间做出区分。……‘事实’创建者的问题也就是‘对象’创造者的问题：如何说服他者，如何控制其行为，如何将有效资源聚集于一处，如何获得能够穿越时空的主张或对象。”[65]
当然，技科学并非仅仅意味着打破了科学与技术的边界。一方面，如果科学具有了技术的某些属性，那么，它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会变得非常紧密，因为科学研究开始与物质资源、社会认可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是一项人类的事业，因此，科学研究的成果不仅要取得自然的认可（取得成功），也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共同体的认可）。基于这两个方面，技科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界线的打破。
二、重审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在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传统论述中，还蕴含着一种立场，即认为科学是绝对独立于社会的，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则相对紧密。这种观点也越来越受到挑战。即便是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也越来越与商界、军界等结盟，以获取更多的资助和支持，同时，研究人员也越来越注意通过申请专利来确保知识的独享权利，这与传统科学的公有性和共享性发生了冲突。在此意义上，国外有学者开始用大学—产业—政府之间互动的“三螺旋”来描述这种新变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则更多使用产、学、研一体化来表述这种新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我国科技部近年来出版的年度科学发展报告中找到对这种趋势的描述：
当前，全国以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等为代表的新型研发组织继续加速增长……例如，广东省与中国科学院合建了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江苏省成立了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些机构不同于传统的科研院所，在组建方式、运行管理、创新服务、人才评价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机制，是对现有体制的新探索，正成为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的新生力量。这些机构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面向产业化的研发导向……第二，创新、创业与创富为一体的价值取向……第三，企业化的运行机制……第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多元共建模式。[66]
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与社会现象之间完全没有差别，而是说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确立一条截然二分的界线的努力失败了。技科学成为学术界用以描绘这种边界打破现象的典型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为技科学给出如下定义：技科学不仅意味着“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性过程”，同时还揭示了“它渗入人们生活的每一角落——从交通、信息到健康、娱乐——的方式”[67]。正是由于注意到技科学在科学技术之外拥有的内涵，拉图尔用技科学来“描述与科学之内容相关联的所有要素，不管这些要素是如何肮脏、如何出乎意料甚或看上去是如何陌生”，由此，拉图尔指出“‘科学和技术’仅仅是技科学的一个子集”[68]。而在这个子集之外的部分，就是科学运作的社会机制。拉图尔通过描绘一位科学家的日常工作，进而给出了一个技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这位科学家是美国加州某一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图尔称之为“老板”。
3月13日，老板在实验室做了一整天实验。14日，老板先后接了12个电话，通过电话与同行讨论了一些专业问题。15日，老板坐飞机前往阿伯丁，与一位同行进行学术讨论，期间，老板仍然在给欧洲各地的同行打电话。16日早上，老板飞往法国南部，与一家大型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见面，他们一整天都在讨论某些药品的生产与临床试验。16日晚间，老板在巴黎逗留，与法国卫生部长见面并商讨在法国成立一个新的实验室。17日，老板与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一位科学家共进早餐，老板对这位科学家的一部仪器样品颇感兴趣，并想购买一部，同时承诺对这种仪器进行宣传，以唤起制造厂商对它的兴趣。同日下午，老板获得了索邦大学的荣誉学位，然后老板进行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老板痛斥法国的科技政策，批评了记者们对科学不负责任的报道，并呼吁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以制止记者们的这种行为。晚上，老板飞往华盛顿。18日，美国总统办公室召开了一场大型会议，参加者包括总统、老板和糖尿病患者代表。在会议上，老板极力宣扬自己的工作对于治疗相关疾病的重要性，然后痛斥美国科技政策对自己工作的妨碍。患者们呼吁总统给老板以支持，总统承诺将尽力而为。中午，老板在国家科学院参加了一场工作午餐，他试图说服同行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以便引导和规范相关研究。同时，他们也在讨论如何否定另外一位同行的观点。下午，老板参加了一个专业杂志的编委会会议，他抱怨审稿人因为对相关研究一窍不通而拒绝大量优秀稿件。在返程的飞机上，老板修改了一篇有关脑科学与神秘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教会朋友邀请他写的。下午晚些时候，老板赶到学校，正好是其授课时间，课程最后，老板呼吁年轻人加入他所从事的这一欣欣向荣的领域。课后，老板召开会议，讨论了相关课程改革问题。19日，有人要为实验室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资助，资助方来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20日上午，老板试图说服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同时，老板建议医生与其合写一篇论文。下午，老板到了一家屠宰场，试图说服老板采取一种合理的屠宰方法以免损伤羊的下丘脑，两位老板争论得非常激烈。下午晚些时候，老板狠狠教训了一位博士后，他没能按时完成科研任务，接着，老板与同事讨论购买何种实验材料，并分析了新获取的相关实验数据。[69]
可以看出，这位老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外奔忙，他频频接触政客、企业高管、媒体、宗教徒等传统上与科学研究似乎无关的人士或行业，他为了谋求对专业研究的掌控并否定同行的观点而呼吁成立专业学术机构，为了推进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与政府、企业合作，并通过公众向政府施压以迫使政府实行对其有利的科技政策，为了本学术领域的繁荣而要求更改专业杂志的同行评议专家名单，为了更广泛地正面宣传自己的研究而向媒体施加影响，为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后继有人而呼吁年轻学生加入他的劳动力阵营，为了获取临床数据而与医生合写论文（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为了获得更好的实验材料而与屠宰厂老板讨价还价，诸如此类。跟随这位科学家，我们发现了复杂的社会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关系对技科学的影响是构成性的，即是说，社会关系进入了技科学的最终构成之中。换句话说，如果抽离了社会关系，技科学的最终样态将会发生改变。例如，如果没有了同行的支持，老板的观点将无法得到承认；如果脱离了政府和资助人的帮助，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影响；如果缺乏临床数据，论文将难以完成；如果缺少了动物的下丘脑，实验也将无法展开，如此等等。当然，主张社会关系能够影响技科学的最终样态，并非指技科学与人类其他的社会事务无异。显然，技科学的核心特征之一仍然是其物质性，即实验操作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并不是其全部。因此，在描述了实验室外的科学家的同时，拉图尔也描绘了实验室内的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与实验室外的老板似乎有着根本不同，她希望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实验上，她几乎不与实验室外的世界接触，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与其他地方的同行交流科研问题。因此，当实验室外的科学家在社会中频频穿梭的时候，实验室内的科学家似乎却要与社会保持距离。
那么，对科学研究而言，哪种科学家的形象更为重要呢？当然，两种科学家都非常重要。但是问题在于，实验室内的科学家的可代替性更强，而实验室外的老板的可替代性要弱得多。甚至可以说，实验室内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因为实验室外的老板在不断地向实验室输送着各种资源。拉图尔谈及了实验室内外关系的辩证法，“技科学之所以能够拥有一个内部，是因为它拥有了一个外部”，在内外部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正反馈：科学的内部越强大、越硬、越纯粹，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在外部走得更远”。拉图尔用一个比喻表明这种关系：实验室内的纯粹科学家，就像是无助的雏鸟，而实验室外的科学家则像成鸟一样忙于筑巢和供养他们。[70]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些真正从事科学研究之人，并不总是站在工作台前；相反，某些人之所以能够站在工作台前，是因为更多人在其他地方从事着科学研究”[71]。
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界线的弱化是以科学与技术之间界线的弱化为基础的。一方面，当科学成为大科学研究时，它必须在大量资源的前提之下才能展开，因此，科学研究与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就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了一起；另一方面，当科学开始走出纯粹理论的象牙塔，开始获得技术的属性从而进入日常生活时，它也就获得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各种维度，它与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三、技科学的哲学审视
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当代技科学研究的最关键差异在于，后者主张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而前者仍然坚持两者的分裂。具体而言，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的主要任务视为表征，这是认识论研究的范围，若要谈论表征则必先有被表征的对象，这是本体论所要考察的对象。于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基本结构就是，预设一个外在的、确定的、独立的世界，而后寻求对这种世界的表征，如果这种表征能够达成对世界的真实认识，科学研究就诞生了。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因为它的评价标准仅仅在于外在的世界。技科学的基本立场是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抽身世外的主体反思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的产物，相反，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干预并改造着物质世界，因此，科学就成为人与世界之间进行行动性交流的方式。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技科学是熔铸于社会实践之中的，它不再具有先验的内涵。在此意义上，科学是什么、科学理论的选择标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重新理解。
1.理论与观察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维持观察的独立性，并通过一系列方法论规则将理论还原为中立性的观察，在此意义上，理论要以观察为基础。在这一框架下，观察或实验的地位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因为尽管理论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但当科学研究完成之后，观察或实验的作用又被消解了，理论成了对外在自然的反映。社会建构主义则强调观察的理论负载，并以此消解观察的独立性，观察独立性的消失意味着它难以作为理论的基础，于是，社会建构主义在维持理论对观察的独立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令理论委身于社会。于是，科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产物。这两种进路的共同之处在于维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而后试图用其中之一来消解另外一个。技科学则表明，理论与观察之间是相互共生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拉图尔对“流动指称”概念的考察中看到这一点。拉图尔认为，理论与观察、语词与世界之间并不是分裂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连续性的状态。以对巴西某地区热带雨林与草原之间界线变化的研究为例，科学家必须首先到雨林和草原的现场进行测量并按照某种规则做出一系列标记，接着在这些标记之处打孔，从土壤层的一定深度取出土壤样本，将之放入土壤比较仪的方格之中，然后为这些土壤样本标记颜色，进而将土壤比较仪的样本结构用示意图表示出来，最终，这些示意图出现在科学论文之中。这样，从科学研究的现场到科学研究的最终产物（科学论文）之间的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序列就完成了。但这个序列告诉我们的是，科学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充满着理论与观察（事实）的纠缠，土壤样本是按照既定规则打孔取出的，土壤比较仪中所存放的土壤样本是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的，实验室里的科学仪器也不过是理论的物质化呈现。甚至可以说，当土壤比较仪被带回实验室后，它显然会被当作事实来对待，但相较于科学考察的前一阶段如打孔阶段，土壤比较仪中的样本却又具有了很强的理论性，因此，观察与理论的身份是复杂的，具有相对性。只不过当科学研究结束时，所有这一切都被论文中的数据的客观外显所黑箱化了，论文并非是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历史呈现，而仅仅是对论文所要论证观点的逻辑辩护。可以看出，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割裂只是一种假象，因此，客观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前提就被消解了。
2.合理性问题
合理性问题是指科学理论的选择标准问题。然而，不管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波普的证伪主义，他们的标准要么太过严格以至于按其标准某些科学理论可能会被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要么又太过宽松甚至于将某些非科学乃至伪科学囊括在内。特别是针对前一点，哲学家拉瑞·劳丹（Larry Laudan）指出，传统科学哲学的目的是为科学划定一条祛情境的界线，这条界线在逻辑上要求太过严格，在现实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他说道：“如果我们……接受对合理性信念范围横加限制的素朴的合理性理论，那么不合理信念的范围——因而也就是社会学的范围——就会变得很大。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一个更为丰富的合理性理论，那么许多信念就成了‘内在的’了，因此就不容许做社会学分析。”[72]劳丹这里的意思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概念太过狭窄，从而使得那些科学实践中确实存在的（在传统看来）非理性因素被排除掉了。面对严苛的合理性标准，相对主义可资利用的资源就非常多。于是，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也就产生了。因此，必须拓展合理性的内涵。拉图尔、哈金等人都将科学的合理性落脚于技科学的实践过程。正如上文所说的“流动指称”概念，理论的合理性根基在于从自然到论文的指称链条的完整性，如果完整性缺失，合理性也就丧失了。不过，这种链条是异质性的，也就是说，它是自然、理论、实验、数据选择与解读方法、研究传统等结合在一起的异质性网络。哈金同样强调实验室内各类异质性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对于实验室科学的重要性。于是，先验的主客分割就被现实行动所替代，如其所言，“实验哲学家必须摆脱语义学的束缚，更多地去思考事物和行动，而不是思考观念和期待”[73]。而科学的确定性就是成熟的实验室科学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仪器形态和分析形态之间可以彼此有效调节的整体”[74]。进而，“客观性、合理性都是内在于科学实践与历史的”[75]。这种合理性理论的实质在于，将合理性标准的确定权从哲学家交到了科学家手中。因为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理论都是哲学家们基于对科学研究过程的逻辑重构而创立的，他们并不太关注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而在技科学的语境中，拉图尔等人主张合理性的界定权应该交还给科学家，而哲学家则应该从科学家对科学的辩护机制中寻求对合理性的描述。进而可以说，传统合理性理论的评价标准以外在自然为基础，它坚持的是一种本质主义进路；而技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理论则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它所要考察的是科学家接受某一科学理论的原因或基础，进而，它所坚持的研究仅仅是一条描述主义进路了。
合理性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科学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科学是在地方性情境中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它又能走出实验室，因而它又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那么，如何在不否定地方性的前提下达成对普遍性的说明呢？哈金和拉图尔从技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哈金指出，“环境……重复了在实验室的纯粹状态中首先出现的现象”。因此，将“实验室科学应用于世界上的某一部分时，这一部分就被转化为了准实验室”[76]。即实验室中发生的现象、理论、仪器共同为地方性知识的扩展提供了辩护，有效性的扩展需要以实验室的扩展为前提。拉图尔同样认为，科学有效性的扩展，必须要求与之相随的行动者网络的扩展。巴斯德在实验室中得到的疫苗在遥远的农场中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巴斯德通过对农场的一系列改造活动，将它变为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换句话说，最初作为实验室产物的疫苗，在与农场的地方性情境的博弈中，共同导致了一种新的地方性本体现象的诞生，这是疫苗的有效性发挥作用的真实过程，这就像火车的行驶要以铁路网络的扩展为前提一样。因此，科学有效性的地方性并不排斥普遍性，而且这种普遍性的存在必须要以其地方性为根基。
3.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传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个共同前提就是世界与语言之间的二分，其争论核心是科学能否成为世界与语言之间的桥梁。实在论者首先预设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然后认为科学能够承担认识客观世界的重任；而反实在论者则一般认为对科学的认识并不具有真理性，知识要么仅仅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要么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建构。但是，从技科学的视角来看，传统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都将科学局限于语言的牢笼之中，是对实践过程的虚假描述，因而也就无法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从科学研究的真实过程来思考这一点。科学家在研究之初，甚至在科学共识达成之前，人们是无从知晓科学争论的最终结果的。例如，钋是不是一种新元素、细菌是不是自然发生等问题，我们只有在争论结束后才能知道。也就是说，钋作为一种新元素、细菌的具体属性成为一个自然事实，仅仅是在有关这些事实的主张被认可为科学之后。就此而言，实在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非前提。按照拉图尔和皮克林等人的分析，人们之所以将这种结果误认为前提，是因为在科学争论的黑箱被关闭之后，人们进行了两次虚假的操作：一次是割裂，按照技科学的描述，科学陈述是与实验过程同在的，因为其合理性与有效性都必须以实验室的情境为基础，割裂的意思也就是说将实践过程中原本同一的科学（认识论）与实践（本体论）一分为二，于是，二元论的假象便产生了；第二次是反转，即在分裂发生之后，作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反而成了科学研究的前提。于是，实在论的解释就诞生了。而反实在论者同样坚持认识与实践的分割，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科学能够达成对实在的说明。
技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在本体论上将时间性赋予实在，进而在认识论上将科学奠基在这种时间性的实在之上。就本体论而言，人们一般有三种方式进行讨论。第一种方式强调科学中的某些实体尤其是不可观察实体，是被科学仪器所建构出来的，例如，许多物质都是“化学制剂或人工制造物”，就如水一样，H2O与自然状态的水不仅在“化学意义上”相差甚远，甚至“拥有不同的所指”[77]。在这种进路中，水仍然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只不过它是被实验室操作赋予了时间性。第二种方式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讨论“某物是由分子、原子还是电子等微观粒子”构建起来的，但可以说如果我们“发射电子到铌球上”，“铌球的电荷改变了”，在此意义上实在论不再等同于唯物论，它采取了因果论的形式，“电子是实在的”，因为“它们产生效应”[78]。新实验主义的某些哲学家如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哈金等坚持这一立场。第三种方式采取了关系主义的界定，即某一概念并非实指外在的某个实体，而是指代一系列的实践过程或行动过程，就如同居里夫妇所说的钋元素，并非指代某种外在于实验的先验实体，而是指内在于实验操作的建构性实体。实在并非是实体性的，它成了某种关系效应。拉图尔、约翰·劳（John Law）等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多采取此种立场。如果本体论具有了时间性，那么，认识论也就必须具有时间性。当然，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论者在认识论上并不一定是实在论者，如哈金的立场就是如此。不过，拉图尔坚定指出自己在认识论上也是实在论者。他认为，科学知识是实在的，即科学相对于其指称链条而言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知识不再以外在的先验实体为依据，而是以具体的实践过程为基础。在此意义上，知识真正地把握了实在，只不过，这个实在本身只能用经验性的实践来界定。进而可以说，认识论和本体论在技科学的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合而为一了。
4.主客二元论的崩溃与世界的重构
如果知识与实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二元结构被消解了，那么更为一般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论该如何处理呢？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技科学能否以及如何消解主客二元论；第二，如果主客之间的二元结构被消解，那么人与物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
近代哲学的思路是，首先预设一个纯粹主体的世界和一个纯粹客体的世界，而后选择其中一极为另一极的基础，或者用某一极来消解另外一极。这样，在纯粹的主体或客体之上，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秩序化的世界。科学哲学中各种立场之间的争论也是以此为哲学基础的。从上述有关技科学的考察可以看出，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客体与主体、自然与社会并非科学研究的前提，而仅仅是其结果。从客体或自然的角度来说，致癌鼠、电脑、汽车等，都是一些人造之物，在此意义上，在技科学的影响之下，物的世界在不断增殖；从主体或社会的角度来说，在很多时候某些技科学的出现都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将社会结构重组为了挺转基因派和反转基因派，这样，传统社会在性别、种族等分类标准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标准。因此，不管自然和社会都以技科学为基础进行了重新界定，二元论不复存在。
二元论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人与物之间没有差别呢？这确实成为很多人对当代技科学中的某些学者如拉图尔等的批评理由。例如，人们会说人具有意向性、主动性，物却没有。实际上，技科学的研究者，即便是拉图尔，也并非主张人与物丝毫没有差别。他们的立场是，人与物、社会与自然并不具有封闭的边界，它们的当下实存的获得或者说它们的当下定义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在于否定本质主义进路。因此，在他们看来，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人是什么”、“物是什么”，而是“人何以为人”、“物何以为物”。关于人或物，并不存在先验界定，一切都需要在技科学的实践过程之中被形塑下来。这样，人的能动性、主动性等都并非人天生具有，而是在与物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具身性的能力，就如同汽车驾驶、电脑操作，等等。在此意义上，人被物的世界所改造。因此，拉图尔指出：“主体性似乎也成了一种流动的能力，成了某种与特定的实践体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部分性的获得或丧失的一种东西。”[79]同样，物有时也会分有人的存在，就如身份证这样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人实现其主体性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从技科学的视角来看，人与物是有差别的，只不过这种差别并非先验差别，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被构造出来的。拉图尔的一句话可以为此提供很好的总结，“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80]。世界是存在的，心灵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世界并非外在，心灵亦并非内在，它们都是实践世界的建构之物。
5.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坍塌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是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本体论前提和方法论基础。不过，从技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二分显然带有虚假性；不仅如此，技科学要求我们将伦理关怀纳入科学研究之中，真正从求真的科学走向求善的科学。
首先，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近代科学家们如伽利略等和近代哲学家们如洛克等建立起来的，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二分。按此观点，科学只关乎事实，而形而上学、伦理学等维度都需要被排除在事实的领域进而也就是科学的领域之外。技科学的研究表明，这种二分并非是一种先验二分，而是人们对真实历史的事后虚构。就如霍布斯和波义耳有关“真空是否存在”的争论所表明的，它表面看来是一场有关事实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与波义耳的社会地位、证据强化技术、实验哲学家的边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两人的宗教立场等联系到了一起。形而上学、价值似乎在近代科学的开端处就融入了科学之中。我们今天看到的只讲事实的波义耳和只见价值的霍布斯，仅仅是双方后继者的一种选择性重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科学都是由物质、社会、话语三种维度的因素所构成的，只不过当科学研究结束之时，黑箱被关闭之后，所有这些在传统看来非事实的因素和非理性的要素都被抹去，于是就只剩下了冷冰冰的实在和孤零零的知识。
其次，与古希腊和近代早期那种“沉思式”的科学不同，今天的科学已经全面介入了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科学的目标并非先是超然世外而后沉思这个世界的本质，它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为了改造现实。由此，“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在当今社会中也就难以为继了。在19世纪，科学家们曾经就能否用“科学家”一词来指代他们的工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所表明的就是在历史变革时期，两种科学观之间的论战。今天，称呼某人为“科学家”，这似乎是很高的荣誉，但在19世纪，很多科学研究者是非常排斥这一称呼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称呼将科学视为了一项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这对传统超然世外的科学态度是最大的贬低。时至今日，是否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认可在住宅附近建设工厂或手机信号发射塔、装修材料的污染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再单纯是一个是否支持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技科学都重构了我们的生活甚至社会结构。因此，技科学不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它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价值问题。在此意义上，道德、价值、伦理等同样不再拥有一个封闭的边界，它的内容也要随着技科学的发展、随着技术人工物的不断增多而增加。就此而言，我们便能够理解奥托瓦的立场了，当他说技科学否定一切甚至否定伦理的时候，并不是说不需要伦理，而是说伦理不再单纯是建立在一种封闭的人性概念基础之上，相反，它应该建立在被技科学所改造过的现实生活之中。
6.科学与社会关系模型的重铸
传统的科学概念主张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自主性，这进一步赋予了科学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治性。也就是说，科学家拥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规范，依靠这些规范，科学家能够进行充分的自我管理，并不需要外界的干预。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制度社会学框架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科学共和国式的自由主义科研模式为此提供了基础。技科学的研究表明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一体化趋势，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自治模式走向了失败。例如，当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无法用“科学家制造武器、政治家掌控武器”这么简单的程序性划分来进行说明了，如果原子弹天生就是一个政治人造物，那么，那些科学家是否一开始就在制造着一种科学与政治的混杂物呢？在此意义上，科学家的职业责任和公民责任、国家的安全需要、国际军备竞赛等都成为这一科学—政治混杂体的内在部分。再如，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或者说商业界出现了一种学术和商业一体化的趋势，出现了所谓的“学术型企业家”。这些人跨越了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界线，他们可以是学者，并且很多人也在从事着学者的工作，教学、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建立学术共同体，同时也在从事着经营的工作，他们自己开办企业或者在企业任职并且时常与媒体、政府打交道，特别是在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他们也开始将环境纳入自己的技术—社会事业之中。在此意义上，技术的创新往往会在学术研究、政府、商业（或工业）、媒体或社会、环境五者的交界地带产生。[81]于是，技科学开始跨越既存社会的一切边界，成了一个混杂之物，或者如实践哲学家们所说的“怪物”[82]。
这样一项生产“怪物”的事业，会将那些被排除在传统科学研究之外的诸多范畴重新纳入科学实践的事业：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技科学的创新原则（谨慎的还是主动的）、如何迎合社会需求甚至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如何在符合环保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技科学的研发、如何与政府或国际组织等合作制定出新的行业标准（包括环保标准），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科学的内在之物，也就成了技科学的研究主题。
扩展阅读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瑟乔·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许为民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2.技科学为我们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哪些改变？
3.如何理解观察与理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