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巴尔[1]（Mieke Bal）1946年生，全（原）名玛利亚·赫特鲁迪斯·巴尔（Maria Gertrudis Bal），现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KNAW）院士、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理论教授。她在1993年首度创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并于2012年主持成立全荷兰文化分析学会（NICA）。[2]作为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领袖，米克·巴尔不仅是作为文学艺术的理论专家，而且是文化思想的分析大师，更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术大家。以文化分析作为理论方法，她的研究涉猎广泛，著作丰富，涉及符号学、文学理论、宗教研究、女性研究、艺术史、博物馆学、视觉文化、移民美学、文化研究和影视艺术等多个研究领域。秉承荷兰文化“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米克·巴尔的研究论著由于视角独特、观念前卫和思想深邃，总是能够激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探讨和思想论争。对此，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评价比较恰当：“对于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而言，米克·巴尔是我们最为思想锐利、最为精力充沛的导师、哲学家和大师”。[3]
然而，对于为数不少的国内学者来说，米克·巴尔其实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当代荷兰文论家。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她的名字始终和当代叙述学紧密相连。倘若作为当代外国文学与文论的研究者，却没有听闻过米克·巴尔闻名遐迩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那几乎是不可原谅的知识缺陷。作为当代欧美叙事学的经典著作，该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被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中文、韩语等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知名大学已经成为文学和文论研究专业方向的必读书目。[4]但是，米克·巴尔在叙述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却过多地牵制国内学者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大多数文论研究者对她丰富的文艺思想可谓极其陌生，对于她的文化分析理论实践更是知之甚少。针对米克·巴尔诗学的研究现状，本书以“文化分析”作为理论主线，梳理和探讨米克·巴尔的文艺思想、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全面认知米克·巴尔的思想历程，客观评价其理论体系和诗学观念；第二是深度探讨“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积极反思文论转型和思想创新。
1.1 学术背景与思想历程
米克·巴尔的学术生涯正式开始于1976年获聘乌特勒支大学的文学理论的助理教授。在此前后，巴尔曾先后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法语文学硕士学位（1969年）和乌特勒支大学的法语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77年）。在获聘乌特勒支大学教职之前，巴尔一直从事中学和大学层次的法语教学工作，发表过关于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和法国荒诞派文学的多篇评论。在1979年到1987年期间她担任乌特勒支大学文学理论专业副教授，1987年到1991年期间获聘“符号学与妇女研究”的特聘教授（“bijzonder hoogleraar”），同期前往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担任妇女研究专业的“苏珊B.安东里（Susan B.Anthony）”讲席教授和比较文学专业的主任教授，并于1990年到1991年期间在该校艺术与艺术史学系创办第一个“比较艺术学课程项目”（现为“视觉与文化研究”专业），在1996年之前一直兼任该校“视觉与文化研究”特聘教授。在此期间，巴尔于1991年回到母校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文学理论专业教授，并着手创办了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在1993年到1998年期间两任该院院长和首席教授。自2005年起，巴尔正式成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从时间跨度来看，米克·巴尔的学术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截至1987年，她在乌特勒支大学任职十年，研究工作基本分为两类。第一是文学理论类，围绕叙述学、符号学，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第二是批评分析类，关注女性主义、圣经文学，以及现当代法国荒诞派文学。期间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是以荷兰语和法语为主[5]，著作主要包括《流行小说的复杂性》（法语，1974年）、《叙述学：四部现代小说叙事的意指研究论文集》（法语，1977年第1版，1984年再版）、《叙述和故事的理论》（荷兰语，1978年第1版，到1990年为止历经5版，以及20多个语言版本）、《文学理论简论》（荷兰语，1981年第1版，1992年为止历经7版）、《在帐篷里微笑的萨拉：圣经故事中的父权与抵抗》（荷兰语，1984年）、《关于文学》（荷兰语，1987年第1版，2002年为止历经5版）、《伦勃朗效应》（荷兰语，1987年），《女性想象：圣经旧约的叙述学批判》（法语，1986年），《生死之爱：圣经爱情故事的文学女性主义解读》（1987年）、《谋杀和差异：西西拉之死的性别、文体与学术》（1988年），以及《死亡与失衡：〈士师记〉当中连贯的政治学》（英语，1988）等数十部研究专论；论文成果则主要包括刊于《批判探索》、《今日诗学》、《艺术通报》、《文学与神学学报》、《文学、阐释与理论》、《符号学》、《文类》等世界知名期刊的六十多篇。在此期间的部分重要论文被收录到美国加州波尔布里奇（Polebridge）出版社的两本论文集《关于故事叙述：叙述学论文集》（1991年）和《关于意义生成：符号学论文集》（1994年）。
其次，从1987年到1991年，巴尔在担任乌特勒支大学“符号学与妇女研究”特聘教授的同时，前往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任职四年，并担任该校“视觉与文化研究”项目讲座教授直至1996年，在此期间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图像与视觉文化。出版著作《解读伦勃朗：超越文字与图像的对立》（荷兰语1990年第1版，英语1991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6年第3版）；其次，在《文类》、《符号学探讨》、《批评探索》、《分类符》、《艺术通报》、《文学论坛》、《比较文学》和《新文学史》等20多种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共计百余篇，重要成果主要包括《聚焦》（1996年）、《阅读艺术？》（1996年）、《学术研究当中的符号学成分》（1996年）、《博物馆的话语》（1996年）、《绘画当中的符号》（1996年）、《橱柜当中的凝视》（1996年）、《文化研究与哲学》（1995年）、《解读凝视：“伦勃朗”中的性别建构》（1995年）、《讲诉对象：收藏的叙述学视角》（1994年）、《绘画的光度：散播艺术史》（1993年）、《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相同人称：作为方法论的叙述学》（1993年）、《讲诉、展示、炫耀：漫步之旅》（1992年）、《叙述学与垃圾的修辞》（1992年）、《符号学的历险》（1992年）、《叙述学的意义》（1991年）、《散播：伦勃朗与文本之脐》（1990年）、《消解——规训视觉》（1990年）、《视觉诗学》（1990年）、《视觉读者和文本观众》（1989年）、《观看和阅读：词语与图像，视觉诗学和比较艺术》（1989年）、《语言及其动因》（1989年）、《视觉诗学导论》（1988年），以及《力量和意义：伦勃朗在心理学、符号学和美学的跨学科之争》（1987年）。
最后，从1991年到2011年，巴尔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理论教授，创办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并长期担任首席教授和执行院长。在此期间，巴尔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主要分为两类：其一、艺术史与视觉艺术批评；其二、文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其中，著作包括《移民文化的艺术和可视性：冲突、抵抗和媒介》（2012年）、《难言之说：多丽丝·萨瑟多的政治艺术》（2010年）、《2 Move：视觉、艺术与移民》（2008年）、《睡美人：一位艺术家的字典》（2008年）、《爱上优索福：从当下回到过去的概念旅行》（2008年）、《巴尔蒂斯：作品与访谈》（2008年）、《米克·巴尔读本》（2008年）、《人文学科当中的概念旅行》（2002年）、《文化分析》（德语版，2002年）、《路易斯·布尔吉瓦兹的蜘蛛：艺术写作的建筑艺术》（2001年）、《看进去：观看的艺术》（2001年）、《引用卡拉瓦乔：当代艺术与后置历史》（1999年）、《杰尼特·克里斯坦森的时间》（1998年）、《徘徊在事情与事件之间：遭遇丽莉·杜祖希》（1998年）、《斑斓的屏幕：对普罗斯特的视觉化阅读》（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1997年）、《双重揭示：文化分析的对象》（1996年）等二十多部作品。
同期的论文成果则包括陆续发表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会刊》、《艺术通报》、《视觉文化学报》、《艺术史》、《欧洲英语研究学刊》、《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百科全书》、《美学百科全书》等重要刊物、论文集以及工具书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跨学科性：与概念同行》（2011年）、《食物、形式与视觉：日常生活的美学》（2011年）、《视觉分析》（2008年）、《移民美学：双重运动》（2008年）、《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2007年）、《翻译行为》（2007年）、《移民美学》（2007年）、《阅读图像》（2005年）、《叙述的跨学科方法》（2005年）、《视觉叙事性》（2005年）、《性别的暴力》（2005年）、《修辞格》（2004年）、《作为消除书写的过度书写：描述、建构与小说时间》（2004年）、《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2003年）、《作为文化分析的后现代神学》（2001年）、《表演与表演性》（2001年）、《今日的诗学》（2000年）、《记忆行动：主体性的表演》（2000年）、《路口理论与旅行概念：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2000年）、《博物馆里的各种记忆：后置历史》（1999年）、《看见符号：理解视觉艺术过程的符号学用途》（1998年）、《细读理论：从叙述学到文化分析》（1998年）、《作为艺术理论的符号学》（1998年）、《叙述与视觉和文学艺术》（1998年）、《回到未来：艺术与历史》（1998年）等二十多篇在欧美学界引起学术大讨论的高影响力论文。
米克·巴尔学术背景的时间跨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她在欧美不同大学的任职经历和研究项目。因此，从地域空间来看，巴尔本人的学术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学术发轫和成长期”，她在此期间担任文学理论教职十四年，一直从事符号学和叙述学的研究工作，并且负责创办该校“文艺与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 in the Arts）”本科生课程项目。其次是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四年“学术转型和超越期”，她依次担任妇女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艺术学教授，以及视觉与文化研究兼职教授，重点研究图像学、艺术史与文化研究理论，负责创办该校“视觉与文化研究（Visual and Cultural Studies）”研究生课程项目。第三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术成熟和高峰期”，她担任文学理论教授长达二十多年，以及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会院士教授五年，同时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欧美数十所知名大学的访问和讲席教授，始终关注文化分析的跨学科理论空间，领衔创办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就文艺理论、艺术史与文化分析等研究领域的各种热点问题受邀在欧洲、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的数百所知名大学与文艺机构共计提供五百多场次的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截至2017年，米克·巴尔在欧美国家20多所知名学术机构有过学术任职经历，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长达40多年，共计公开出版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指导博士论文85篇，主编论文集或刊22部，策划丛书《当下的文化记忆》一套（132本）[6]，拍摄电影或纪录片40余部，担任各种学术和社会职位若干。
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来看，米克·巴尔的学术背景确实让人眼花缭乱，更让人应接不暇的则是她超越学科边界的学术视野，横跨欧美大陆的教研经历，与时俱进的研究兴趣，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数量惊人的著作论文，以及无法估量的文化影响。然而，仅仅从时间跨度和空间维度的学术背景，显然并不足以整体把握米克·巴尔的学术思想，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考察巴尔本人的思想历程，从中梳理出其文艺思想的理论脉络。纵观其思想发展史，实际上是存在四次比较大规模的研究转向和理论转型，但是也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始终是“文化分析”的思想脉络。首先是符号学与叙述学的思想转型，巴尔探索的是当代欧美文学理论的重建问题，是在“符号”和“叙述”基础上的作为文化分析的基础诗学；其次是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研究转向，她探讨的是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的重建问题，是在“博物馆叙事”基础上的作为文化分析的视觉诗学；其后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她关注的是跨学科视角与文化批评方法的重建问题，是在“概念旅行”和“文化参与”基础上的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化诗学；最后则是影视创作与评论的学术转向，她探索的是视觉实验电影和社会问题电影的重建问题，是在“会思考的艺术作品”和“会取景的阅读主体”基础上的作为文化分析的视觉诗学。因此，米克·巴尔在叙述学、符号学、艺术史、文化理论与视觉文化研究之间的思想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她探索“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的理论发展史。
1.2 基本思想与研究方法
对米克·巴尔文艺思想的合理阐释，首先必须回溯到其理论观念的生成过程和历史语境，整体把握她提倡的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转型过程。实际上，晚近以来的理论界关于文化研究可谓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盛。[7]在文化研究的全盛时期，理论家们尚可自信的宣称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超学科，时常也是反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囊括“整个系列的社会艺术、信仰、机制和交际实践”。[8]然而，历经学科体制的整合归化、学术市场的冲击震荡，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日渐式微，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危机重重，逐渐分化出英美传播学和欧陆社会学两种主流模式。文化研究引以为傲的“跨学科不确定性”备受诟病：霍尔（Stuart Hall）强调“文化研究不是一个事物”，本尼特（Tony Bennet）认为“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批判“厚颜无耻的文化”。[9]对于命运路口的文化研究，当代文论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新历史主义、福蒙顿（Patricia Fumerton）的新物质主义、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的文化史批评等新兴视角不断涌现。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米克·巴尔主张从文化研究转向文化分析，考辨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在此基础上提倡文化分析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转向，以及由“政治”到“诗学”的理论转型。
作为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各具理论高致，亦自有思想局限。在经验主义的实证模式当中，文化主义的文化概念充满生活经验的人文主义色彩和“道德说教”的意识形态导向。由于其研究方法总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和描述性的”，文化主义过度关注文化生产的主体经验，明显轻视文化范畴的结构分析和批评经验的理论生产。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提倡意识形态的文化概念，将其视为符号秩序或话语结构的显在效果，抵制文化主义的经验论形式，要求批评经验的体系化、理论观念的系统化。[10]将文化界定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经验，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缺少文化范畴的理论沉思，或许只能局限于社会层面的经验描述；然而，结构主义视角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符号秩序对主体经验的塑造作用，也有可能落入形式主义的理论极端。
文化研究的范式问题及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极大激发出当代学者的理论想象和政治热情。专注文化范畴的界定方式，当代学界呈现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三种文化分析观念。首先，以威廉斯为先驱的社会学模式，主张“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个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分析知性和想象的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以及“对生活方式中诸因素的分析”；[11]其次，以格兹为代表的人类学模式，提倡“社会审美”的文化分析“考察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和常识等社会行动的符号维度”；[12]再者，以霍尔、麦克奎安为代表的传播学模式，倡导新型的文化分析“研究的是文化的当下状态”，以及“其应对的是文化的流通、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包括文化形式的物质性和意指特征”。[13]文化研究的这三种新型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本质上都只是围绕文化范畴的不同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其范式危机和理论困境。究其原因，文化研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潜在问题。其一、其研究对象不是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而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其二、其研究方法不是文化经验的历史批评，而是理论对理论的文本批评；其三、其理论导向不是历史主义的文化精神，而是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研究的理论批判始终围绕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反学科性”。它的真正危机，在于其“过犹不及”的理论误区，即“泛文化”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偏执最终化身成为愈演愈烈的阐释欲望和理论泡沫，以至于其自身彻底陷入理论虚无的历史困境。因此，在米克·巴尔看来，文化研究的理论弊端主要有三。一是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严重脱节——在跨学科的理论导向之中，研究对象不断越界、极度扩容，研究方法却未能随行就市、相对滞后；二是其理论创新情节急速加剧理论形态的新旧之争议，以及学者群体在此基础上的经典与现代派之对立；三是文化研究跨学科、反学科观念对于合并、取消传统学科的负面影响，但是其自身却又明显缺乏整合现有学科、创立独立学科的思想体系。[14]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转向，实际上是对“不确定性”理论视角的扬弃过程，必须避免全面否定的矫枉过正，合理保持其文化分析的理论创见。
各种“主义”的文化研究学派，在主张和论证其理论转向的各种可能性的同时，却愈加呈现理论想象景观的视界混乱和观点嘈杂。盛宁强调其问题根结在于“我们始终未能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提出应该解决的问题，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怪圈”。[15]然而，一直以来，当代学界的突围之道或是围绕文化范畴的重新划界，或是专注理论范式的重新建构。对此，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在文化对象和理论范式两个层面上规避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倡研究对象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论转向，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到“学科性”的范式转型。为了区别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米克·巴尔特别强调“文化分析不研究文化，文化不是其研究对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性”不再聚焦文化范畴的本体形式，而是注重分析“研究对象的文化存在”和“文化相关性的问题”；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化性”不再拘泥“经验”或“结构”的理论范式，而是探讨“研究对象对于文化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研究对象加入到文化分析的意义生产过程”。[16]整体看来，作为文化分析的核心概念，“文化性”呈现的不仅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和“文化相关性”的意指关系和批评观念，而且是其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对话”和“意义生产”的过程意识和分析视角，更为重要的则是其理论范式从“意识形态”到“文化存在”的思想转型。
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论转向，表面上是应对和解决文化研究的种种“不确定性”问题，实际上却是反思和批判其“文化景观”的理论思维。文化研究的文化范畴，纠缠于“泛文化”形态的本体论视角，转向的是日渐时髦且务虚的理论对象，愈加高深且玄乎的理论方法，由此不断呈现快餐式的知识生产、景观式的文化批判，以及泡沫型的理论研究。对此，文化分析学者、荷兰哲学家亨特·德·弗莱尔（Hent de Vries）主张文化分析首先就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这个开放性的限定词‘文化’包括理论反思的所有模式”，其不仅是指“文化现象的反思”，而且包括“这种反思自身的反思，以及这种反思对于研究对象的各种效果”。[17]文化分析提倡的是“文化性”作为反思视角和理论范式，关注的则是研究对象的文化存在、历史成因和理论反思。藉于此，米克·巴尔强调“文化研究必须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文化分析的“文化性”观念“同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领域、或是研究主题”；其二、其“理论反思”主张“研究对象总是反‘客’为‘主’、参与理论观念建构的理论反思与阅读的共同过程”。[18]文化分析的“文化性”的反思视角，淡化的是文化研究挟“文化”之名的学科消解意识，强化的则是各个学科借“文化性”之实的理论协同创新。
与文化研究的“景观”模式不同，文化分析并不聚焦于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批判经验，反而更加注重经典文艺形态的当代视角和知识生产，强调的是以“文化现象”为中心的反思视角以及以“文化性”为基础的学科协同。在“文化现象”的反思层面，米克·巴尔强调对“文化存在”的关联研究视角，文化分析过程必须“通过语言学、文学、视觉、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协助”；在“文化性”的协同层面，她提倡“学科存在”的理论旅行视角，跨学科研究必须“通过相互协作的具体学科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在文化分析的范式层面，巴尔则主张“博物馆”作为“文化分析关注的各种文化对象的良好范式”，在学科协同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各种文化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的意义生产过程。[19]总体观之，巴尔主张的博物馆模式，立足“当下的文化记忆”，涉及“文化过程”“主体间性”“概念体系”的三个关键环节，以及“当代与历史的关系”“文化性的解读方法”“理论的反思与自我反思”三种核心问题。[20]借助文化对话和学科协同的博物馆范式，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化存在的生产过程和历史成因、文化记忆的当代阐释与主体间性，以及文化理论的学科视角和概念体系，它的理论原则涉及人文研究的学科性、文艺形式的文化性、文化批评的历史性，以及理论话语的反思性等四种维度，其研究范式呈现一种以“文化性”为中心、整合人文研究与知识生产的理论旨趣。
对于巴尔本人来说，文化分析主张的“文化性”的理论基点，实际上是文学艺术的作品文本。文化分析主张从文化范畴回到文学作品，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化批评的社会介入作用，更不是简单的恢复文学批评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是充分考察文学与文化文本自身的文化指涉、历史传播和知识生产，即文艺作品的“文化性”问题。借助“文化性”的研究对象，文化分析“将文学和其他文化产品视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地带”，探讨“文学作为文化力量的介入作用”，强调“对于文学的文化分析所包含的张力地带，涉及习以为常的价值关系、需要综合的文化观念和方法的边界问题”。[21]因此，“文化性”和“反思性”本质上是并行不悖：前者强调文艺作品作为文化存在的社会维度，面向意义生产过程的文化批评；后者则关注文艺作品作为文化形式的文本维度，通向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和文化文本的厚描效果。对此，米克·巴尔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必须整合“文化性”和“反思性”的两种理论视角，其研究方法应该融合“文本细读”和“文化批评”这两种批评范式。
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已经彰显了其主张的“博物馆”的理论模式。它不仅是在保持传统学科的独立性基础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同时也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或文化产品的跨文化理论反思。正如卡勒指出，文化分析是作为“所有学科兼备特征的自反性发生的领域”，“其自反性能够与其他学科交集，它也完全能够就市入行”。[22]具体来说，作为符号学和叙述学专家，巴尔本人从叙事学介入到文化分析的理论建构，历史学家安柯斯密特（Frank Ankersmit）从历史叙述学探讨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从文化批评强调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理论，艺术史学家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从艺术学视角主张作为文化分析的艺术史学，更多理论家们则是从自身学科领域探讨文化分析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影响。在此基础上，以米克·巴尔长期执教的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文化分析学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断壮大崛起，在乌特勒支大学和莱顿大学等荷兰高校相继出现文化分析的专业学位和研究课程，并于1993年正式成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近年来又在整合荷兰高校文科资源的基础上继续成立“全荷兰文化分析学会”（NICA），其影响力同时扩大到德国、比利时等多个欧盟国家的知名高校与科研机构，甚至英国的利兹大学也由此设立了“文化分析、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心（CATH）。
如今种种迹象表明，当下的文化分析学派自身也正在经历“泛学科化”的理论过程。庞大学者群体的研究热潮固然有助于营造和扩大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声势，却也在混淆和消解文化分析的学科边界和思想根基。面对文化分析日渐“巨无霸”的理论景观，米克·巴尔非常警惕“泛文化研究”的覆辙重蹈，始终坚持人文研究的学科边界，坚决反对借文化分析之名整合学科的理论构想，其主张的是从自身学科的独立视角考察文化分析的理论体系，以及从理论旅行的对话视角探讨文化分析的跨学科意义。换句话说，文化分析最初源自米克·巴尔在叙事学领域的“一致之思”，理论家们则在各自领域“各以其情而自得”。然而，无论文化分析学派如何壮大，文化分析理论如何蔓延，米克·巴尔视域中的文化分析必须立足于文艺作品的文化存在，从“文化性”的反思视角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范式的文化范畴，从“博物馆”模式的学科协同视角探讨“文化性”的意义生产过程。对于巴尔来说，文化分析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制造文化批判形态的理论景观，而是在于推进文化祛魅过程的知识生产。
1.3 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
从学术思想和创作文体来看，米克·巴尔同样是少有的极具创造力和亲和力的理论家。迄今为止，她出版理论专著共计30多部，以及为数众多的论文（集）、书评、影评、杂文和序跋等，研究内容涉及符号学与叙述学、叙事理论、圣经文学、女性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西方艺术史、视觉文化、移民美学和影视创作等多个学科领域。就学术思想的广度和研究成果的丰硕而言，米克·巴尔在当下荷兰学界堪称是数十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论家，在当代欧美学界也是颇具学术盛誉的重要理论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关于米克·巴尔的专题研究相当滞后，研究成果非常稀少，仅仅局限于数量不多的综述文章和简评论文。近年来，对米克·巴尔文艺思想最具规模的研讨成果是欧美老牌刊物《艺术史》（Art History）杂志为其出版的纪念文集《关于米克·巴尔》（2008年），以及《视觉文化学报》（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专辑《翻译行为》（2007年4月），但是收录的近20多篇文章大部分是梳理和探讨米克·巴尔对艺术史的理论贡献的“应景之作”。针对米克·巴尔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关于其文化分析思想的专题研究，至今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理论空白地带。
针对米克·巴尔早期对叙述学的显著贡献，国内学界的研究基点主要在于由其本人主编的劳特里奇2004年版四卷本《叙事理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批评概念》（Routledge，2004）和云南大学谭君强教授译著的巴尔代表作《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3年第2版），已经产生出很多针对巴尔叙述学概念的研究文章。然而，总体来看，国内学界的巴尔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成果相对集中。相对而言，欧美学界的巴尔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对其理论体系重视不足，研究相对分散，大致分为四个类别。
（1）理论综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年刊《文化分析之问题》、《他者的视角和声音》和《运动的知识传统》收录的所有论文都是针对米克·巴尔文化分析视角的综述和评价。其中，亨特·德·弗莱尔（Hent de Vries）的《文化分析：推进当下语境的理论化进程》简要总结了文化分析的批评立场、理论渊源和历史贡献，并探讨了文化分析作为跨学科文化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属性；彼得·范斯特劳腾（Peter Verstraten）的《叙事性》梳理了巴尔叙事观念对电影美学和视觉文化的理论影响；凯蒂·泽伊曼斯（Kitty Zijmans）的《作为叙事专家的艺术史学家》总体评价了巴尔从叙事学视角对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向和理论贡献。乔纳森·卡勒的《何为文化研究》梳理了文化分析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差异，强调文化分析学派在文学性、结构观念、主体间性、理论话语和历史意识等多方面区别于“病入膏肓”的英美文化研究学派。然而，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论文采用的是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的对比研究模式，没有充分关注文化分析学派本身的理论观念和话语体系，也没有系统梳理巴尔本人作为文化分析学派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和观念体系。
（2）批评方法：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组编的《旅行的概念I：文本、主体和杂体》（2000）、《旅行的概念II：意义、情境和隐喻》（2002）和《旅行的概念III：记忆、叙述和图像》（2003），收录的论文针对“概念旅行”的分析方法，围绕文本、主体、情境、意义、记忆和图像等理论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探讨了文化分析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式。在巴尔主编的《理论的意义：文化分析的实践》（1994）当中，乔纳森·卡勒的《意义何谓》、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的《描述诗学的遭遇》和诺曼·布莱森的《艺术与语境》批判了英美文化研究学派将文本与情景的对立、理论与阐释的分流的两种误区，并探讨了文化分析学派借助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基于艺术文本和历史语境的描述诗学；凯斯·默克斯西（Keith Moxey）的《批评理论和历史图像的文化生活》和弗兰克·安柯斯密特的《康德叙事主义及以降》从主体和叙事两个概念研究了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意识，但并未深入探讨历史意识本身的批评方法；恩斯特·范安峰（Ernst van Alphen）的《历史的表演性》聚焦巴尔以“后置历史”和“表演性”为核心概念的历史批评方法，探讨了文化分析视角下当下文化与历史效果之间的对话和塑形过程。然而，仅仅从概念方法、理论视角和历史意识三个方面归纳文化分析的批评方法似乎并不充分，也不全面。
（3）艺术史：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组编的《记忆行为：立足当下的文化回忆》（1999）收录了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投射的记忆》、恩斯特·范安峰的《话语的症候：经验、记忆和创伤》、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的《从未来回到过去：怀旧记忆和批判记忆》、安德烈亚·胡森的（Andrea Huyssen）《纪念碑的诱惑》，聚焦文化分析学派视角下的艺术史理论，围绕历史叙述、文化记忆和创伤心理等关键概念，探讨了巴尔的“后置历史”和“博物馆叙事”的研究模式。在《文化分析的实践》（1999）当中，安柯斯密特的《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从巴尔的叙述学视角重新反思了历史主义的书写局限和理论误区，并分析了“后置历史”的艺术史模式，以及文化分析作为历史书写的叙事观念；约翰·钮鲍尔（John Neubauer）的《文化分析和思想史的幽灵》以福柯的“思想史幽灵”分析“后置历史”和“历史考古”，在此基础上区分出细读文化对象的文化史和文化分析两种模式，进而探讨了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并未就“博物馆叙事”的艺术史研究模式展开深度的探讨，而这实际上恰恰是巴尔本人乃至文化分析学派关于艺术史理论的核心观念。
（4）视觉文化：针对巴尔发表在《视觉文化学报》的长文《视觉本质主义和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2003年第2期），格蕾丝达·普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视觉文化及其不同声音》、诺曼·布莱森的《视觉文化与图像之死》以及苏尼利·曼汉尼（Sunli Manghani）的《亚符号学的冒险：通向视觉文化的新对象和写作》等批判文章，围绕巴尔的图像符号学和视觉修辞学展开理论探讨和争鸣。该学报2007年春季刊《翻译行为》再录数篇文章，梳理巴尔视觉话语的理论影响，探讨文化分析跨越不同学科边界和理论视角的翻译行为和诗学空间。翌年，欧美权威刊物《艺术史》（Art History）出版特缉《关于米克·巴尔》（2008）。其中，黛博拉·切丽（Deborah Cherry）的《只言片语》阐发巴尔提倡的“会思考的艺术”，探讨文本符号与视觉图像的文类关系、理论概念与艺术对象的对话关系以及文化主体与主体间性的镜像关系；恩斯特·范安峰的《作为后置历史的视觉档案》探讨“后置历史”观念对视觉文化的理论影响，通过历史效果的视觉文化分析，研究创伤心理的图像再现和视觉传达；索尼娅·尼夫（Sonja Neef）的《涂鸦博物馆》比较巴尔的“涂鸦”与博德里亚的“仿像”观念，分析巴尔关于涂鸦艺术作为“思考性”文艺作品和“表演性”文化产品的视觉空间理论；卡伽·西弗曼（Kaja Silverman）的《我和你》针对巴尔的“聚焦”叙述理论，分析其关注的文学聚焦过程和透视视觉效果，总结叙事分析作为视觉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上述论文过分强调文化分析学派的视觉本质论和方法论建构，却没有重视巴尔的从图像符号学、视觉叙事学到视觉修辞学的一整套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
国内学界的巴尔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相对较晚，但是研究成果始终集中在叙述学与叙事理论方面，并未充分重视其文化分析思想。相比较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文化批判学派的阵阵理论热潮，国内学界对米克·巴尔和文化分析学派的学术关注和研究工作可谓明显缺失。针对米克·巴尔早期对叙述学的显著贡献，国内学界的研究基点在于由其本人主编的劳特里奇2004年版四卷本《叙事理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批评概念》（Routledge，2004）和云南大学谭君强教授译著的巴尔代表作《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3年第2版），目前已经产生出很多运用、阐发、评论或商榷诸如“可视性”和“聚焦”等巴尔叙述学概念的研究文章。其中，在文学研究领域，申丹教授的《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3）多次针对巴尔的“叙事三分法”“叙述者”“叙述者文本”等叙事观念进行探讨和商榷，谭君强教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则针对巴尔的“叙事嵌套”“叙事的视觉性”“聚焦视角”“文化分析”等理论观念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艺术学领域，吴琼主编的《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周宪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收录巴尔论文《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的译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但是未做出深入分析与全面评价；曾军的《观看的文化分析》（《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肖伟胜的《视觉文化还是图像文化——对巴尔反视觉本质主义之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视觉文化与当代文学批评》（人民出版社，2015年）从当代视觉文化的学科立场对巴尔的视觉反本质主义观念展开理论批判。除此之外，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段炼教授在翻译巴尔论文《解读伦勃朗绘画“芭思希芭”：从类型符码到意指失谐》（《美术观察》，2012年第6期）的同时，发表研究论文《符号的救赎：从图像到事件——米柯·鲍尔符号分析的“理论世界”》（《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分析了巴尔对荷兰17世纪画家伦勃朗的名画《芭思希芭沐浴图》的视觉阐释方法，探讨巴尔提倡的类型符码的符号学分析视角对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想价值和理论影响。
在现阶段，国内外学界的巴尔研究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研究内容过于分化：由于学术传统、理论视角和研究重心的差异，中国学界关注巴尔叙述学和叙事理论，英美学界重视她在符号学基础上的视觉研究，荷兰学界强调她关于“博物馆叙事”的艺术史研究范式和文化分析话语；二是理论话语过于泛化：托尼·本尼特主编的《文化分析——赛奇手册》（Sage，2008）对其文化分析学派的研究现状进行“大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总结，指出其谱系视角是普世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理论框架则横跨人类学、文化地理、社会与文化、文化史、文学研究和视觉分析等众多学科领域。然而，研究内容过于分化，不利于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理论话语过于泛化，不利于专题性的深度阐发。因此，有必要回溯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生成语境，从思想渊源、理论体系、诗学模式、学科形态、交往空间与理论贡献等多个方面系统梳理巴尔本人的理论话语及其批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作为文化研究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进而从中西文论的比较视角合理把握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及其诗学空间。
1.4 内容结构与研究意义
作为学术涉猎非常广泛的文艺理论家，米克·巴尔的理论著述不但在成果形式上显示出理论建构与观念点评相互结合的多元格局，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分散于当代人文研究的多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然而，在米克·巴尔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当中，文化分析的理论观念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米克·巴尔提倡的文化分析理念，作为一种文艺研究的新兴理论视角，已经延伸到她在各个人文学科领域的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巴尔本人在这些不同专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之后”的新型批评经验，也同样呈现出其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体系。因此，本课题旨在考察米克·巴尔主张的文化分析话语的思想渊源、理论旅行和观念体系，研究采用概念分析和理论总结的二重结构，借鉴巴尔提倡的“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以概念分析推动理论研究，从观念阐释建构理论体系，全面总结和探讨其文艺思想和诗学理论。具体来说，首先，在掌握英文和荷兰语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将其分析和归纳为基础诗学、文化理论、艺术史、视觉理论等若干专题；其次，综合运用细读阐释、话语分析、观念归纳与理论演绎方法分别展开系统研究；最后，总结提炼各个专题研究成果，以观念阐释、话语分析和理论建构方法把握巴尔关于文化分析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体系。
就理论目的而言，项目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理论重心。一是从基础诗学、文化理论、艺术史、视觉美学等跨学科视角对米克·巴尔文艺思想的总体把握和详细梳理，总结她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文化分析理论话语；二是梳理文化分析学派与其他文化批评话语的理论渊源和对话关系，探讨该学派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借鉴作用和理论价值。就内容结构而言，项目研究主要分为理论概观、思想体系、跨学科形态、叙事诗学空间，以及跨文化意义五个部分，全面总结和梳理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成因，深入探讨和反思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利弊和历史意义。
作为理论概观的第一章，主要围绕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话语的学术语境和理论历程。首先，在梳理巴尔超越学科、学贯欧美的学术背景的同时，概括其从叙述学、符号学、艺术史、视觉文化、文化理论、直到视觉文化的治学经历和思想历程，呈现出巴尔主张“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的理论发展史；其次，综合评述米克·巴尔提倡的“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型，重点概括其在保留文化范畴基础上所主张的“文化性”的研究对象，以及在保持学科边界基础上所采用的“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化分析作为“祛魅过程”的知识生产实质；在此之后，总结和评价国内外学界对于米克·巴尔及其文艺思想的研究现状，指出“研究内容过于分化”和“理论话语过于泛化”是目前制约巴尔研究的两大理论误区，提倡从文化分析理论的聚焦视角管窥米克·巴尔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最后是对项目研究的理论目的、重点难点、研究方法，以及内容结构的总体描述。
第二章重点考察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结构，从研究对象、批评方法、理论范式和研究视角四个维度总结和归纳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构想和体系特征。首先，针对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围绕巴尔提倡的从“文化本体”到“文化性”的研究转向，在“文化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分析其本人主张的“会思考的艺术”，借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根茎”（Rhizome）观念探讨“文化性”概念本身的诗学空间和理论局限；其次，针对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围绕巴尔提倡的从“理论方法”到“概念旅行”的理论转向，在“学科性”的“边界说”和“对话论”两个层面分析其主张的“学科跨界”理念，借助萨义德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巴特勒和卡勒的“表演性”（performtivity）观念探讨巴尔对于“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论；第三，针对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围绕巴尔提倡的从“文化经验”到“文化相关性”的理论转型，在“文化意指关系”的“意义生成”与“文化生产”两个层面归纳巴尔主张的“文化祛魅”理念，借助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和霍尔的“符号表征”理论探讨巴尔关于“知识生产”的理论范式；第四，针对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围绕巴尔提倡的从“文化史”到“叙述史”的诗学转向，在“博物馆叙事范式”的“后置历史”与“记忆行为”两个层面归纳巴尔主张的“当下的文化记忆”理念，借助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和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理论，探讨巴尔关于“文化记忆”的历史诗学。
第三章重点考察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诗学模式，从基础诗学、文艺观念、视觉意识和知识谱系四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首先，针对文化分析的基础诗学，围绕当代学界对米克·巴尔叙事学理论归属问题，反思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转向，从本体与方法的两个层面考察其本人关于“叙事性”的理论构想，以及从叙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范式重构，并在此基础上从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的两个层面探讨文化分析的基础诗学；其次，针对文化分析的文艺观念，米克·巴尔主张从博物馆的叙事模式考察文艺作品的隐喻结构，强调文化分析的理论目的就在于通过叙事分析双向揭示和深度探讨作为叙事的博物馆与作为博物馆的叙事，因此围绕叙事与博物馆的理论关系，有必要从作为叙事的博物馆模型、作为本体的博物馆叙事、作为方法的博物馆叙事，以及博物馆叙事的范式意义四个方面分别梳理并厘清巴尔提出的作为博物馆叙事的文艺观念；第三，针对文化分析的视觉意识，巴尔主张在图像与文字之间理论对话的基础上从语言的文本结构分析图形叙事和从图像的视觉视角分析文本叙事，强调图像转向的叙事分析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图像叙事的“翻译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内容，即图像的本体结构、读者的阐释方法，以及图像化阅读的视觉生产机制，[23]因此围绕图像与文字作为不同文类的视觉叙事，有必要考察作为艺术史对象的图像本体及其叙事形态，探讨“引用”与“揭示”的不同叙事分析方法，以及作为“翻译行为”的视觉生产及其范式意义；第四，针对文化分析的知识谱系，在学科性的艺术史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两个层面上梳理和反思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对视觉文化的诸多本质主义问题进行批判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巴尔对视觉文化的理论观念及其现实影响，梳理并探讨从图像理论到视觉文化的本体论与方法论问题，从叙事理论与视觉文化的理论对话当中探讨其文化分析思想的视觉观念及其知识谱系。
第四章主要关注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跨学科形态，从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历史诗学和艺术史学、文学史学五个领域梳理和总结其文化分析思想的学科形态和理论建树。首先，从叙事分析的理论视角，围绕巴尔提出的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学理论形态，考察文学理论作为“文化文本”的言说方式和叙事结构，探讨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经验和消费传播，从而揭示其理论叙事的各种美学意识形态；第二，从文化批评的叙事转向，围绕巴尔主张的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化研究话语，梳理其基于叙事分析模式的文化研究视角，总结“学科性”与“文化性”的文化批评观念，考察“概念旅行”作为文化分析方法论的批评经验与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巴尔融合叙事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基础诗学体系；第三，从历史诗学的理论视角，围绕巴尔提倡的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分析其基于“当代史”范式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两种历史形式，探讨其基于时空错位阅读的“后置历史”和“审美经验”的两种历史意识，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巴尔叙述学和叙事理论对于当代历史批评观念的理论影响；第四，从艺术史学的叙事视角，围绕巴尔主张的作为文化分析的艺术史学，梳理和总结巴尔本人在图像修辞和视觉叙事方面的理论观念和批评经验，分析和归纳其叙述学对视觉修辞与视觉文化的理论创建与局限，由此探讨巴尔提出的作为艺术史知识型的博物馆叙事模式；第五，从文学史的叙事视角，借助巴尔关于“后置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叙事批评观念，从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批评视角、叙事结构和阐释范式等层面梳理并分析“重写文学史”的叙事学转向，进而在叙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一种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学史学及其诗学空间。
第五章延伸探讨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交往空间，从新博物馆学、文化诗学、理论旅行诗学、跨界阐释诗学四个方面梳理和总结其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延伸与阐释空间。首先，针对作为文化分析的新博物馆学，巴尔明确反对文化研究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的二元立场，主张在重构叙事本体及其主体性的基础上考察和反思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型及其范式建构，因此有必要从范式转型、地方知识与空间叙事三个层面重新梳理当代博物馆研究的叙事学转向及其理论重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米克·巴尔及其文化分析思想对艺术史与博物馆学的方法论影响与本体论局限；其次，关于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化研究，巴尔主张文化的研究对象与诗学的理论立场，因此围绕文化诗学的批评对象、研究方法与理论空间，有必要从文化分析主张的文化关联与叙事分析的不同层面反思和探讨文化诗学在文化与诗学两个层面的范式重构，进而探讨一种作为文化分析的文化诗学及其理论话语；第三，围绕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旅行诗学，巴尔提出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实践”新构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主张理论对象的重新划界与理论主客体关系的范式重构，因此围绕巴尔的概念旅行方法论构想，有必要从理论对象层面考察作为“流动思想”的概念旅行及其本体阐释，从理论范式层面揭示作为“厚度描写”的翻译行为及其叙事分析，进而探讨一种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诗学构想及其阐释话语体系；第四，针对作为文化分析的跨界阐释诗学，巴尔明确反对以文化研究思潮为代表的学科整合，以及“理论之后”为代表的各种理论危机论说，由此主张一种“理论主体”的跨界阐释诗学话语，因此有必要围绕“理论之后”的思想动因与观念变革，从文化性的溢出效应反思当下跨学科人文研究的困境，从学科性的边界效应考察跨界批评的基点，从对话论的旅行效应总结界面研究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并建构一种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研究新视角，继而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的方法论意义。
第六章的结语部分，旨在综合当代性与历史性两种分析维度，总体把握和合理评价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借鉴意义。在米克·巴尔的学术生涯当中，明显呈现出从叙述学、文化研究、艺术史到视觉文化的四次研究转向，经历过从叙述符号学、叙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两次理论转型，但是叙事分析作为其文艺思想的基础诗学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理论学界不仅需要关注到米克·巴尔的叙述学与叙事理论建树，而且必须充分关注与深入探讨叙事分析作为基础诗学的理论构想，由此更加全面地把握其跨学科形态的文化分析思想体系，更加合理地评价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利弊。此处需要再次强调的难点部分，主要有三。其一，总结米克·巴尔所操持的各种核心概念和术语体系，探讨它们从不同学科专业抵达文艺研究领域的旅行过程和理论价值；其二，把握巴尔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思想，归纳其文化分析话语贯穿不同批评领域的理论范式和思想体系；其三，评价巴尔对于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探讨她与该学派其他批评家之间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关系。总之，结语部分不仅总结评价米克·巴尔从叙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文艺思想观念和诗学理论体系，而且考察探讨其文化分析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转型的理论借鉴与历史契机。
以叙事分析为理论范式，本书重点关注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叙事及其诗学空间，从理论对象、研究范式、视觉意识、文化理论四个方面集中探讨文化分析思想的跨学科理论旅行与跨文化体系建构。叙事分析理论是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基础诗学，其核心概念的理论旅行不但在强化与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对话与协同研究，同时也在改造和重新建构人文艺术研究的传统边界、批评视角、理论范式和思想体系。首先，借助博物馆叙事的分析模型，巴尔在改造其人种学和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同时，主张基于叙事分析的文艺学视角，考察“地方知识”的文化生产与空间叙事，探讨作为文化分析的博物馆学新模式；第二，围绕跨学科理论的范式问题，巴尔改良理论研究主体与客体二元论的意识形态模式，提倡理论话语的叙事分析视角，关注作为“翻译行为”的文论观念和跨界经验，建构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诗学；第三，在视觉文化领域，巴尔改善图像和视觉研究的本质主义传统，梳理图像与文字的文类关系，考察“视觉修辞”从“视觉性”到“叙事性”的理论转型，探讨视觉符号学、视觉修辞学、视觉叙事学和视觉诗学的学科谱系，建构作为文化分析的视觉诗学；第四，在文化理论方面，巴尔改革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视角，关注历史叙述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审美意识形态，考察文化分析从“叙事性”到“文化性”的理论转型，借助“文化相关性”的叙事分析探讨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与文化诗学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