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列佛游记》到《尤利西斯》再到《洼地》
申富英
内容提要：历史具有文本性和虚构性，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的探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格列佛游记》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是对当时理性与感性、启蒙思想与封建思想等不同意识形态交汇碰撞的曲折表达，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现实指涉色彩，并带有明显的道德教化目的。《尤利西斯》探讨了历史虚构性与人性的联系，但乔伊斯笔下的历史虚构性依旧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它主要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保障各自的利益进行美化自我和丑化他者而造成的必然结果；对它的书写则是作者希望藉此冲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樊篱的曲折映射。《洼地》中历史的虚构性是中性的现实，与真实的历史共同构成我们人类的历史，它不仅是人类寻求意义、逃避恐惧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人类人性的标志；对它的书写是多元文化并存大潮下各种意识形态消解中心趋势的曲折透射。
关键词：《格列佛游记》《尤利西斯》《洼地》 历史 虚构
作者简介：申富英，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尤利西斯》文本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
Title：History and Fictionality：From Gulliver's Travels through Ulysses to Waterland
ABSTRACT：Although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scholars have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extuality of historical writing，the exploration of fictionality of history in modern novels has a long history.In Gulliver's Travels，the subversion of truth-telling conventions has a political edge，address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reason and intuition and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feudalism.Ulysses，however，develops a humanistic investigation of history and fictionality.Joyce's dismissal of the fictionality of history can be explained by his desire to throw off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burden of history.In Waterland，the fictionality of history presents itself as a reality.Acknowledging that the past is known to us through textual representation，Graham Swift claims that the debate on history and fictionality epitomizes the postmodern promotion of pluralism and decentralization.
Keywords：Gulliver's Travels，Ulysses，Waterland，history，fictionality
Author：Shen Fuying 〈sdusfy@sohu.com〉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China（250100），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历史具有文本性，文本具有历史性，因此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的探究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向主流的启蒙运动时期，到启蒙思想瓦解的现代主义高峰期，再到多元文化并存的20世纪末，现代小说对历史的虚构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脉络较为鲜明的嬗变。从《格列佛游记》对历史虚构性的政治批判，到《尤利西斯》借历史的虚构性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揭露，再到《洼地》对历史的虚构性的中性态度和人性化认可，三部小说很具代表性地反映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的认识在英国文学史上三个重要时期的沿革和变迁。
一、《格列佛游记》：对历史虚构性的理性政治批判
创作于18世纪理性时代的《格列佛游记》对历史的虚构性有所认识，但它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色彩，带有明显的宣扬理性和厚古薄今的目的性，因而并未探求历史虚构性的成因。
首先，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意识到的历史虚构性带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在巫人岛上，在巫师的帮助下，格列佛看到了与历史宏大叙事中截然不同的历史。但他对历史虚构性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历史印记：在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斯威夫特等启蒙者坚信理智的作用，认为理性指导人类走向秩序、法则和道德，并认为当时的社会弊病在于有些人排斥理性，过分强调想像和虚构，曲解古人。对于斯威夫特而言，这类人既包括那些随意曲解古典作家的评注家，也包括那些随意歪曲历史的作家，“因为[评注家]在把作家向后世介绍的时候，把作家的意思完全解释错了”（J.Swift 193）；而“那些装模作样要写什么轶闻秘史”的历史学家则更可恶，因为“许多国王都被他们用一杯毒药送进了棺材；君王和首相在无人在场时的谈话他们也能记录下来；大使和国务大臣的思想和密室他们都能打开”（195）。这些作家缺乏理性，随意杜撰，似乎为无聊的读者提供了饭后的谈资，但其危害性是将历史弄得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作者发现，“世界真是被一帮娼妓作家欺骗了！他们说懦夫建下了最伟大的战功，白痴提出了最聪明的建议，马屁精最真诚，卖国贼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不信神的人最虔诚，鸡奸犯最贞洁，告密者说的都是肺腑之言。”（195）
其次，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他要借批判历史的虚构性批判他认为的因缺乏理性和缺乏相应的法制而造成的封建政治腐败，因此他笔下的历史虚构性就成了他表达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多少无辜的好人，因为大臣掌控了腐败的法官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而横遭杀戮和流放。多少恶棍当上了高官，备受宠信，有钱有利，作威作福。朝廷、枢密院和参议院里发生的大事和那些大臣们搞的勾当，有多少可以同老鸨、妓女、皮条客和小丑的行为相媲美。”（195）党派倾轧、议会内幕、法官不公等现实问题都借历史的虚构性这面镜子映射出来。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绝对不是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单一反映，而是各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不断碰撞、不断妥协的场所。毋庸置疑，他批判历史的虚构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带有较强的厚古薄今的味道和较强的道德色彩，是在“把现代历史放在与过去紧密相连的具有很高历史地位的道德标准上去衡量”（Lock 40），这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诉求的表现，同时他的道德观还潜藏着反资产阶级思想的色彩。格列佛将道德与古代农民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人“风俗淳朴，衣食简单，做买卖公平交易，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勇敢，爱国”，真正体现了他所膜拜的平等、自由和爱国精神，但在颂扬这些农民之前，他还是忘不了等级观念，将这些农民贬低一番：“我居然卑贱到这种程度，提出要召几个古代的英国农民来见见面”（J.Swift 197—98），他所憧憬的资产阶级理性在他的等级观念中似乎顷刻瓦解。而且，他还将王侯将相家族的堕落归结为其家族中出现了所谓的低等贱民。在他眼中，无论是仆人、佣人，还是琴师、军人，都是低人一等，都是高贵阶级的耻辱，其等级观念不可谓不浓。因此，可以说在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批判中所回应的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多重声音。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交锋、交汇的现象恰好印证了格林布拉特对历史和文学的见解：每一个文本都一定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常规之中，这些常规在文本中的表现都不是连贯的和唯一的，而是“片面的、破碎的和相互矛盾的”（Greenblat 19），它们在《格列佛游记》文本中共同构成18世纪特殊的文化域场。
二、《尤利西斯》：对历史虚构性的后殖民主义揭露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创作于20世纪上半叶，它对历史的虚构性的认识就更进一步，不仅呈现了历史的虚构性，而且探讨了其虚构性的成因，同时又暗示历史的真实性。但从整体上而言，乔伊斯笔下历史的虚构性仍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它是由各个利益不同的团体，特别是深处殖民问题漩涡中的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保障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美化自我、丑化他者所形成的文化现象。
首先，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探索了历史的虚构性，即历史是一种叙事，一种意识形态的筛选，一种假设和想像。在他的历史课堂上，斯蒂芬所教授的不是历史的核心或精髓，而是历史的外壳，是历史学家在假设的基础上所认定的干巴巴所谓的历史事件。
其次，乔伊斯发现历史的虚构性的三大成因。历史的虚构性首先来源于人类将故事情节的热衷。人类对稀奇故事情节的热望可以追溯到孩提时期。斯蒂芬的学生们排斥干巴巴的历史事实，在课堂上公然要求历史老师讲个故事，而且是稀奇古怪的“鬼故事”，这反映出人类将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强加上人为联系或逻辑的倾向性，而这种将孤立的事实加入生硬但符合逻辑的情节的做法是历史虚构的重要成因，也是虚构历史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乔伊斯认为历史的虚构性的第二个成因是记忆的迷误和记忆的选择，也与人类的假设和推理的主观性有关。历史来源于记忆，而记忆又是由对以前的事件不断加工和想像而来。也就是说，记忆也包括一些想像甚至一些谬误。既然历史包含了一系列的记忆，它就脱不了想像的干系。进一步来说，历史学家口中所谓的历史事实主要基于历史学家的推测。正如斯蒂芬所意识到的那样，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有许多种可能性。在历史中有许多“如果”。但是一旦事件发生后，“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乔伊斯65），永远把其他“如果”排除在事实之外了。
乔伊斯还发现，历史的虚构性的第三个成因是历史讲述者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在对历史事件的各类不同叙述的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历史学家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而对不同意识形态进行的筛选。对一个特定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文本经不同的历史学家之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原因是每个文本本身就是其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妥协。斯蒂芬对谜语“狐狸葬母”的谜底做了改动，这从类比的角度解释了文本创作者和权威文本或所谓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的成因。此谜的“权威”答案是“狐狸将它的母亲葬在了冬青树下”，但由于这个谜语的叙述者斯蒂芬对他的母亲有一种愧疚感（他拒绝了他母亲的临终愿望），他就把“母亲”改为“祖母”，以避免“母亲”这个词给他带来内心的伤痛，避免勾起他关于母亲的痛苦记忆。
第三，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历史的虚构性的探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时，爱尔兰正处于英国殖民行将结束、爱尔兰独立即将开始之际，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所以《尤利西斯》对历史虚构性的透射也就带上了特有的历史性，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成了歪曲历史的两大罪魁祸首。在探求历史的虚构性成因时，乔伊斯尚能保持中立态度，认为无论是人类对故事的喜好，还是对逻辑的追求，甚至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而进行的杜撰、改编，都有其可以理解甚至带有人文色彩的地方，但涉及当时虚构历史现象最为严重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文化阵营时，尽管他表面上采取中立态度，但他实际上既痛恨民族主义，又反对殖民主义，对两者虚构历史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尤利西斯》中大加口诛笔伐：
首先，乔伊斯通过书写历史的虚构性揭露殖民主义者丑化本土历史的罪恶。法农指出，殖民者剥夺被殖民人民的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他们的经济剥削和彻底的压迫（The Wretched Earth，18）。英国殖民者和他们的利益共享者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使他们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师出有名，绞尽脑汁扭曲爱尔兰历史。作为与英国殖民者利益一致的乌尔斯特人的一员，迪希先生把英国人关于“日不落帝国”的自诩说成是法国凯尔特人对大英帝国的颂扬，以此来掩盖英国殖民者建立大英帝国的野心，并谴责占爱尔兰人大多数的凯尔特人是有吞并世界野心的民族；他把将奥康内尔污蔑为煽动者的罪责归罪于天主教，而没有谴责真正的元凶英国政府，迪希之所以如此张冠李戴是因为他要刻意污蔑天主教；他把橙带党“误解”成“废除联合议会”的鼓动者，借此好把爱国主义的光荣加在新教和乌尔斯特人头上。
其次，乔伊斯通过书写历史的虚构性揭露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相同的逻辑。“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都是运用二元对立的以偏概全的结构，三者互为映像”（qtd.in Cheng 208）。民族主义者为了对抗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往往采取与殖民主义者相同的策略，丑化殖民者的历史，美化本土历史。在民族主义者“公民”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英国的文明只不过是“梅毒文明”，英国历史上的一切辉煌都是“从咱们这里偷走的”，爱尔兰历史是辉煌的历史，孕育过无数伟人，甚至莎士比亚、孔子、先知穆罕默德等在民族主义者口中都被虚构成爱尔兰土生土长的了（乔伊斯541）。当然，民族主义者虚构历史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是试图借书写历史来“努力代表、创作和恢复在殖民统治规则下被系统压制和破坏的文化和自我”（Loomba 217）。
第四，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乔伊斯在对历史虚构性进行批判方面的可贵之处，即他拒绝接受历史目的论。作为头脑清醒的艺术家，乔伊斯拒绝被权威意识形态，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同化。他拒绝承认历史是最高权威的意志的反映，并通过将历史解释为必然走向混乱来解构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设定的意识形态框架。通过斯蒂芬之口，乔伊斯指出，历史是他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历史只走向一个目标——“街头的喊叫”（乔伊斯77），即混乱与骚动。这种混乱与骚动，既不会体现殖民者希望贱民遵从权威的历史观，也不会反映民族主义者希望藉由杜撰辉煌历史以恢复民族身份的幻想，更不会反映殖民主义新教徒所谓的“上帝的旨意”。
三、《洼地》：对历史虚构性的多元解读
格勒厄姆·斯威夫特的《洼地》创作于20世纪末，其对历史虚构性的认识则又进了一步，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消解中心倾向。在这部小说中，历史的虚构性成了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我们人类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真实的历史共同构成我们人类的历史，它不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客观现实。
历史的虚构性之所以成为我们无从逃避的客观现实，首先是因为每个人都浸润在虚构的传统里，都有虚构自己的热望。在整个历史中，大人们一直对孩子讲故事，大多数情况下为的是平息孩子们头脑中不安分的思想。“与孩子们对故事的热望可有一比的，只有大人们向孩子讲故事的热望，只有大人们那倾倒自己满腹传说的热望，只有大人们那对倾听他们诉说那些令人难以置信且挥之不去的传说，即他们自己生活的好奇耳朵的热望。”（G.Swift 7）
其次，历史的虚构性也源于我们人类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真实的历史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因为它是人们“以一知半解的知识去叙述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贸然采取的行动的企图”（108）。另外，历史的虚构性源于人们为抗拒恐惧和无序而对逻辑和秩序的热求，也源于对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好奇心。对于任何事情，人类总是试图找出前因后果，试图给出一个解释，这种解释本身就给历史强加了逻辑，强加了虚构。“解释使你在装作接近现实时回避了它。”（167）正如小说主人公克雷可所言，人类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场使一切显得不那么无意义的战争，是一场人类试图战胜恐惧的战争，它们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一直在“解释，侵蚀现实，编造意义，从多个角度看问题，逃避现实，教育、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除恐惧。”（241）
更重要的是，对斯威夫特而言，历史的虚构性不仅不是负面的东西，而且是界定人类人性必不可少的东西。历史的虚构性是人类要摆脱动物性、保持人性努力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判定人性的标准。正如小说主人公克雷可所说，“只有动物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只有纯天然的东西没有记忆和历史”（62）。人类是讲故事的物种，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在身后留下混乱的余波，不是虚空，而是自我安慰式的标志，即以故事为外在形式的印记，只要有故事存在，人类的一切都似乎正常了，都安全了，人类也就称其为人类了。
不难看出，《洼地》中的历史观乃是20世纪多元思想并存的产物，是当代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碰撞和妥协的结果，是当代社会消解中心、趋向多元大潮的曲折反映。《洼地》中对中心的解构和对多元并存的诉求首先表现为历史与个人生活的相互渗透。克雷可对历史的讲述时刻离不开对个人、家族历史的述说。在小说中，个人是历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不是历史制约个人，而是每个人都浸润在历史传统里。其次，小说的消解中心、接受多元的思想还表现在对历史真实性的解构上。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现实，两者之间没有了以往孰是孰非的界线，以往倍受诟病的历史虚构也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成了人性的标志。
其次，《洼地》中的多元并存思想还体现在作者对不同的历史观的莫衷一是。在作者笔下，各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有对“各有各的道理”的认可。孩童们对历史的排斥、成年人对历史的迷恋、克雷可对历史循环论的坚持、其父对爱的坚信等相悖的思想都在小说中并行存在，并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所以，《洼地》是对当代多元文化相互磨合、并存的曲折映射。
最后，《洼地》中的多元并存思想还体现在作者的历史循环论上。在作者看来，历史的走向只能是循环往复，指向混沌。用克雷可的话说，所谓的进步只不过是一种耗时耗力毫无结果的持久战，注定失败但还不得不打，而且“你绝不能将这场收复失地的战争误认为是为了建立帝国”（G.Swift 336），人类在其中获得的绝不是什么英雄功业。但作者的历史循环论并不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他将历史的虚构性与人类对意义的追求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在宣泄人的绝望的同时，又似乎不甘心地告诫人们要用爱的方式来召回早已失却的朴实与天真，将他从后现代主义的废墟上挽救过来。”（杨金才67）尽管《洼地》中虚构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化作了现实的一部分，但这既是现代人的无奈，又是身处精神荒原的人类的救赎之路，“是人类能做的可以将脑袋探出水面的办法”。（G.Swift 108）小说用克雷可父亲对人类爱的坚信和呼唤来开篇的目的恐怕也是对历史的虚构性可能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预设的反拨。
总之，由上述三部小说所代表的现代小说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历史虚构性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体现出脉络清晰的嬗变。无论是创作于18世纪理性时代的《格列佛游记》，还是创作于20世纪初现代主义大潮中的《尤利西斯》，抑或是创作于20世纪末多元文化时代的《洼地》，都是各自时代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相互磨合和相互妥协的透射。在启蒙主义者眼中，历史的虚构性就如同在《格列佛游记》中巫人岛上巫师的魔法一样，是用来骗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在现代主义大师笔下，《尤利西斯》中历史的虚构性尽管与人类的天性和认知方式相关，但它主要是不同利益集团达到目的的途径，也是现代主义者解构传统史观和帝国文化的介质。在当代作家斯威夫特心中，多种版本的历史乃是多元文化的映射，历史的虚构性成了我们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成了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虚构失去了对与错的界线，两者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整体，任何分割它们的努力都注定是失败的。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Cheng，V.J.Joyce，Race and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P，1995.
Fanon，F.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Pengui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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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Jincai：“Thematic Concerns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2008）：64-73.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第64—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