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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皇的 忧愁的眼睛”

《乡村的教师》在陈映真的小说世界中留下一个原型人物——年轻的男老师,这个角色一直有着浓厚的作家本人的身影,通过他来观看世界,包括《贺大哥》(1978)中的美籍青年贺大哥,《云》(1980)的张维杰,《赵南栋》(1987)的赵尔平,而后来这些年轻老师中唯一左翼面貌比较清晰的就是《铃铛花》(1983)中的高东茂,1960年的《乡村的教师》之后,到了1983年左翼分子才又再次回到作家笔下,当然高老师最后跟吴老师的结局一样,只是这次是被当局枪毙的。

《乡村的教师》的历史场景设定在1945年到50年代初期的山地农村,《铃铛花》可以说是《乡村的教师》的延续,起点是1950年,结尾落到80年代初期,地点从山村搬到了小城莺镇。故事的韵调是通过叙述者庄源助的视野,追念幼时的好友、穷人家小孩曾益顺,读来与鲁迅在《故乡》中写的闰土有几分神似。情节环绕着阿顺与阿助孩子间的玩耍世界展开来,对于生活极其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贴近于50年代小镇中的点点滴滴:废弃的砖窑厂,养着小蛇的破水缸,日人留下的弥勒佛像,小女孩身边的黑土狗,盘旋在空中慵懒的老鹰,相思林下长满月桃花的小山丘,光复后被涂掉部分文字的日军征台纪念碑,通往外界的火车道,偷摘花生米烤了果腹,私藏的石榴树……小说的生活环境由这些童年细物构成,夹带着正在转变中的政治社会:中年级唱说课的陈彩鸾老师,弹着风琴用她的闽南腔教学生唱着刚学来用普通话发音的爱国歌:“太阳出来亮晃晃,中国的少年志气强,志气强唉……”(陈映真,2001c:5),阿顺踩着光亮的铁轨,哼着《台湾光复歌》,当然,作家也在爱国歌曲类中安插了阿顺从高老师那儿学来的《救国军歌》[17]:“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陈映真,2001c:16)。经查证,这是共产党动员爱国群众的歌曲。

高老师在整体叙事中一方面主体面貌不明,一方面又跟幽灵一样绘声绘影地盘踞着关键的位置,他的在场是通过阿顺烘托出来的,阿顺连逃学都会提起高老师会不高兴的担心。阿助比阿顺稍微年轻,出生在1937年左右,家庭状况相对可以。阿顺大约是在1935年出生,作为穷苦佃农家庭的小孩,因为家里穷,念不起书,到了十岁还没进小学。光复后,抗日入狱的远亲释放回来后跟阿顺老爸说:“现在是咱中国的时代,人人都要读书识字,建设中国什么的……”(陈映真,2001c:30),脱离殖民地要学国语、为国服务的帽子一戴,这才进了小学。后来该是被“二二八”卷入,这远亲就不见了,阿顺的老爸看到念书念到被抓,觉得这书不念也罢:“读书做读书人,做官有分,杀头也有分,阿爸说了,我们还是戆牛,戆戆的过日好些。”(陈映真,2001c:31)念书是上升,是通往政治的捷径,好事坏事都可能,“二二八”肃杀地登场,老爸认为农民还是本分点,就要阿顺休学跟他去学种田。一年后,跟父亲换帖的二甲高家的儿子东茂从大陆回来了,在外面世面见得多,说服了阿爸再次把阿顺送进学校念书。在阿顺的记忆中,这个高老师当初是被拉去当日本兵而去到大陆的,去了就投奔对方,替中国做事,虽然没细说是做什么事,替谁做,隐约中对照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高老师有可能是从大陆那边潜伏回台做工作的。对阿顺而言,高老师的所作所为都深深鼓励着他这样的穷人家小孩。高老师不只反对放牛班与升学班的划分,后来强制分了,便自愿做放牛班导师,还叫阿顺当班长,让他深深感受到“庄里人,并不就是没路用的人”。(陈映真,2001c:31)后来老师被抓走了,就“再没人把放牛的当人看哟”。(陈映真,2001c:32)跟吴锦翔一样,高东茂对穷苦农民的孩子有强烈的亲和力,不仅教他们一些实在的生活技能,像打算盘、记账,也教他们画画、唱歌陶冶性情,还在校方反对的压力下带他们去穷学生家帮忙种地,整理卫生环境,传授耕作的知识。少不了的是灌输不少以前没有的思想:“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屋子却没有房子住……”(陈映真,2001c:17)以上这些“左倾”的思想估计是高老师后来被抓走的黑材料吧。

阿顺跟阿助深厚的情谊,除了在溪边坦诚相见,看到了有些青春萌动的小鸡鸡外,与笋龟有关。有钱人家小孩跟阿顺订购了夏天盛产的昆虫笋龟,到放牛班找阿顺,阿顺交不出货,产生争执,被高大的谢医生的儿子介杰推倒,要他还钱。此刻高老师进了教室,讨钱的人一哄而散,只剩下想替阿顺解围的阿助还呆站在那儿,糊里糊涂地被生气的高老师狠狠打了一巴掌,脑子直冒金星,跌坐在地的阿顺当然很歉疚,怎么会这样。下午回家的路上,老师带着阿顺表达了误解的歉意,用他忧愁的眼神对阿助说:“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外一个坏事。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陈映真,2001c:19)动手打人对付有钱人的小孩,当然不对,而没有阶级意识的阿助却是很难理解为何无故挨了一巴掌,但是老师放下身段的道歉,不仅让阿助含泪释怀,也让阿顺理解到老师对他的呵护而下泪。老师接着说:“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啊,彼此……”(陈映真,2001c:19)高老师教孩子们不要用出身背景的差别来分彼此,这也是他反对分班的原因,分班会造成更大的阶级分化,违反了有教无类的原则,会让家庭物质条件不好的同学更为弱势。其实,阿助对阿顺的羡慕,正来自阿顺丰富的生活知识与野孩子的兴味:阿顺带他偷看小学教室改成的禁区军营;白头翁的聒噪是受伤吐血的二叔不祥的征兆;到哪儿可以偷摘花生,摘完该怎么烤;等等。现在经过这次高老师有心化解误会,不仅恢复而且更深化了两人的情谊,这大概也是阿顺特别对高老师感念的地方吧。

寒假后开学,高老师不见了,阿顺听说是过年前的雨夜里,吉普车载来了三个人去家里抓人,高老师撞破后窗飞出,奔逃藏匿在大湖乡间的稻田里。这件事,阿顺深锁心中,深感迷惑不解,从此高老师三个字成为大人提醒的禁忌。对于高老师的思念,于是只能化成隐喻来出场,这段文字准确地描绘了左翼分子50年代的存在方式:

翠绿色的小蝗虫从我们走过的茅草床中,向着两边飞窜,在空中留下噼噼啪啪的振翅之声。

“看!那只红衣的!”阿顺叫了起来。

一只硕大无比的,湛绿色的蝗虫,正从我们的眼前飞跃而起。粉红色的内翅,在阳光中变成一团明媚的粉红色的彩球,悠然地飞向远远的茅草地上。(陈映真,2001c:21)

阿顺大概会激动地把那只红衣的蝗虫幻化成高老师的替身,能够展翅向远方自由地飞去,但这都只是童心的期盼,遮掩着作家的懊恼。

《铃铛花》里有一个奇怪的角色,满口金牙的大个子外省人老金,他一个人来到莺镇,没人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但是有钱有势的人都买他的账,像镇里从上海回来的余义德不只把房租给了他心存厌恶的外省人,连才二十岁的大闺女都嫁给了老金。这位余先生是典型的亲日派,在上海替日本人做事,家住日本区,只准儿女讲日语,现在日本战败,发现站错边了,回台攀附了老金的关系,当上镇里的户政课长,开始用上海土腔大谈三民主义建设中国。故事发展到最后,老金大陆上的大太太跟女儿居然来台湾了,结果老余被遗弃的女儿上吊死在“后壁山”,老金大概是托了关系才帮岳父调升农会总干事,算是还死债吧。作家没有细说,一种阅读方式是,老金是特务机构的象征,地痞头子都怕他三分,不义不德、卖女求荣的余义德先生,就是依靠着国民党恶势力步步高升。估计,高东茂被抓,老金大概脱不了关系。作家在1983年没法公开谴责威权体制的倒行逆施,只能嬉笑怒骂地讽刺了告密者老余跟杀千刀的老金。

破窗逃跑的高东茂,落得没路可走,回到学校附近,藏匿在小山丘上废弃碉堡旁的山洞里。逃课在山上玩耍的阿顺与阿助,用力地拉完野屎后,探险式地来到这个杂草丛生的碉堡,正要进洞,突然一个人影快速夺门而出,阿顺第一时间就认出来那是高老师,惊叫了一声,等他慢下脚步回过头来,阿助还是不能确认,“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陈映真,2001c:44—45),这能是高老师吗?阿顺没法自持地开始低泣,痛心老师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愣在一边的阿助才慢慢看出,这“鬼魂一般的人”(陈映真,2001c:45)的确是高老师。高东茂“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顾盼着”(陈映真,2001c:45),要他们二人躲进洞再说,所发出的声音,像是“一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陈映真,2001c:45)高老师弯腰入洞,衣着破烂单薄,身上发出臭味:

他靠着比较阴暗的一面石壁,坐了下来。他几次躲避了我们两双疑惑、哀伤而又同情的眼睛,终于低下了头。

“走吧。”他微弱地说:“走吧。”他忽然惊醒似的抬起头来,睁开寓藏着无量数的惧怖和忧伤的眼睛,“不要告诉别人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陈映真,2001c:45)

在这场师生不期而遇的场景中,双方都没说太多话,但是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个眼神中充满着恐惧的鬼魂,已经失魂落魄,得躲在幽暗处才能维系最后的一点自尊,他已经没有能力以老师的身份正视心爱的学生。作为一个被追捕的逃犯,你要他跟学生说什么,只能闪躲着对他们发出同情的眼神。不只是无言以对,更是担心连累了阿顺跟阿助,两次发出的“走吧”,其实是那样的无奈与不甘,在躲避追捕的情境下连多跟学生讲几句,都变成了奢侈品。突然惊觉他们出去后若走漏消息,不仅自己陷入危机,也会株连他人,更不愿意阿顺把他败落的处境让其他学生知道,高老师带着充满了恐怖与哀伤的眼神,恳求他们保守秘密。离开山洞前,满脸热泪的阿顺把身上仅有的财产,一口袋的花生,留给了高老师,阿助也跟进掏出所有的花生,并且允诺明天一早送饭来。第二天,两人回到山洞时,发现高老师已经走了,虽然不完全意外,阿顺依然再次下泪,舍不得落难中的恩师。也就是在这个与高老师生离死别的场景中,阿顺与阿助从此分道扬镳:

阿顺只是沉默地走着。我就这样跟着他一前一后地走在清晨的大汉溪埔上,看见他久久就抬一次手拭泪的背影。一直到我跟过了那满开着铃铛花的花树做篱笆的,“客人仔番薯”的女人的家,不知为了什么,忽然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跟着阿顺。让他一个人吧,我忽然对着自己说。我缓缓地立定了脚,在那欣然地开着粉红色的铃铛花的篱笆下,目送着阿顺一边拭泪,一边走远了。(陈映真,2001c:48)

这段延展性很强的浓缩文字中,通过与作家年龄相仿的阿助的眼睛,高老师所彰显的是整个50年代流亡、逃跑中左翼分子的形象:鬼魂一样,在惊吓、惧怕、恐怖、忧伤中,藏匿在不见天日的洞穴;从老师身上得到尊严的阿顺们,除了不停地拭泪,其他无所可为。阿顺后来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但是最后在盛开着的粉红色的铃铛花篱下的分别,他的含情远去似乎暗示着他会是高老师路线的承袭者;或许,没有想到的会是后来考上台北的C中,在车站的告示牌上看到被红笔划过的高东茂名字,最后考上大学工科的庄源助,他在碰上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文字时,就会唤醒“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怀”,遥想着高老师那双“仓皇的、忧愁的眼睛”。(陈映真,2001c:49)阿助如果后来没有直接参与左翼运动,至少也会在心中默默地支持社会的民主改革吧。

在追念50年代左翼处境的前提下,象征意味极浓的“铃铛花”,到底该如何理解?

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铛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的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陈映真,2001c:23—24)

左翼思想在50年代,就跟山上筑成的铃铛花丛一样,飘逸地随风荡漾,然而“丁零,丁零”的声音,是没法听到的,只能在心中敲响,相互感应,听到铃声的阿顺,也只能隐忍着高老师召唤中的无奈,带着感念、怨恨而去。

“铃铛花”素描了50年代左翼抑郁苦闷的心/情。

1960年的陈映真借由吴锦翔投射了左翼无路可走的死境,部分原因在于吴老师的热情没法唤醒学童的生气,最后还用死尸的眼神回报他的苦心,失去了对孩子们的希望,走不下去了。1983年的大变化在于陈(重新)发现了高东茂老师与曾益顺同学之间的深情连带,化身小学老师的左翼分子还是在起作用,唤醒了阿顺的社会意识,也身教了阿助对反共文宣的疑惑。虽然高东茂丢了脑袋,曾益顺却含泪前进,这时的陈映真是抱持着希望的,山路虽窄,还是得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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