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
她像条鱼一样从床上跳了起来。周遭漆黑。这个声音已经远去。她从卧室出来，走到客厅。她仰脖将一杯凉水全部灌下，透心的凉。她打了一个寒噤。身体像一个容器，睡衣裹着她。她把手上的空玻璃杯放到青色的桌面，嘴角的一颗水珠恰好掉下，溅在桌面的三只杯子上。每只杯子都缺了一个口，像是被谁咬过一口。她把手中的杯子排在三只杯子中间，不一样的阴影。
四只杯子。
它们像一家人。她落寞地看着杯子，壁灯柔和的光布纹般贴在杯子上，映着她鲜红的唇。所有的灯都亮了。她整个人倒在了沙发上，之后点了一根烟。她使劲地扳指甲，剧痛；她用劲拧脸，撕裂般痛。她把香烟摁灭了。她用手拭去额头新冒出的冷冰的汗，然后从沙发旁的茶几柜里扯了一张纸巾擦手，手指麻木地发出不连贯的响声。指甲锃亮又锃亮。当她把濡湿成一团的纸巾准确无误丢进绿色垃圾筒时，觉得有个巨大的声音穿透时空，似在逼问她——“你是谁？”
她慌忙地回头。
她看见了父亲。父亲的躯干像是扎根于墙壁的内部，无法再现，只露出脸，像个巨大的印章。墙壁是一抹寒冷的白，脸却是冒着热气的红，相当醒目，像某日在某地看过的一幅招贴画。
她恍惚地说：“父亲，是你吗？”
父亲点点头。他的头发有些凌乱，仿佛被一阵乱头风袭击。
“父亲，你又在这样逼问我？”在她的瞳孔里，父亲的脸快速收拢，流动成一个巨大的问号。
大片的暗红。
她疲倦地滑下了沙发，坐在地上的她垂着头说：“你总是这样。父亲。”
父亲的脸在她的印象中就是这样固执的暗红色，仿佛世界上就剩下这么一种颜色。单调得令人想哭。父亲每次走出盖着灰瓦的低矮锅炉房，脸上升腾的是烟与水，跟在他身后的也是烟与水，持久不消，它们像金银匠一样精雕细琢打造他的脸的外观；它们散发着一股如同米饭香的气味，他走动的时候，那股气味不断被他踩在脚下，但它们生生不息，总是越过他的身体在他的头顶上方盘旋。
父亲16岁便开始在锅炉房干活，他烧锅炉。高耸的锅炉吃进煤，然后吐出许多烟，在空中妖艳地舞动。如果遇上大风天，那烟就成了传奇。它们拉下细碎的渣。父亲是锅炉忠诚的保卫者。师傅拍着他的肩说：“工作不分贵贱，岗位不在上下，锅炉关系着全厂，德贵你要好好干。”这句话是师傅酒醉之后说的。说完这句话，师傅就躺倒在地上了，两腿抻得笔直，头歪向右边，嘴里还流淌着酒液。一条狗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而来。如果那个晚上没有白德贵有力地挥动手臂，师傅肯定会被这条狗咬得面目全非。他嘴里除了流淌的酒液，还有肉末。
师傅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师娘肿着一张脸跑来，白德贵正在给师傅擦脸。师傅一副满足的样子，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德贵，你好，好。”师娘将捂脸的手放了下来，走过来拧住了师傅的耳朵。她好像用足了一辈子的劲道，师傅咧大嘴站了起来。他们“哎哟、哎哟”地走了。白德贵看着他们的背影，用毛巾擦一下自己的脸。毛巾上还有酒的味道。
几年后，师傅变得特别奇怪，臂和腿骨瘦如柴，像腌制的怪异的香肠似的，肚子却是鼓胀的，好像倒扣了一口锅。师傅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呻吟。师娘脸上的肉挤在一起，使得她的眼睛成了一条缝。她的肚子却显得平坦，腹部的那些肉好像流淌到脸上去了。师傅已是肝癌晚期，他哼哼哈哈地说：“德贵，医生说最多半年。”他接着抚摸了一下肚子，又说道：“我现在知道肝腹水是什么东西了，它们迟早会要了我的命。”一个月后，师傅就咽气了。师傅一直没有合上双眼，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据说被师娘筷子插了。白德贵知道师傅还有一件事未了，那就是一本高级锅炉工证书。师傅说过，有一天他死的时候，一定把那本迟来的证书丢进锅炉里，化成灰，伴随他一块儿走。他念念不忘这本证书。师傅说，周边六个厂，共有八个锅炉房，但只有他一个人有高级锅炉工证书。那时候，这世界上还没有办假证的，也还没有人想到用假证可以改变人生。
这本迟来的证书显得尤其珍贵，比师傅的命还珍贵。这本证书的样子很普通，厂人事科的干事将证书拿来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这只是100本先进生产工作者证书中的一本。厂里每年会评上100位先进生产工作者。白德贵小心翼翼地接过证书，按照师傅嘱咐的那样，他洗净双手，在锅炉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将证书丢进红通通的炉肚内，瞬间成灰。他哭了。
父亲时常在热气腾腾中走来，像来自火星。他的脸上与裸露臂背上的汗像一颗颗圆荔枝。它们依恋般地缀连着。后来它们随着他身体的晃动，危险地滑动。烟与水一起在父亲的生活里来回地走动，永远不散。它们在父亲脸上拉出道道深浅不一的皱纹，还有半枯的白发。跟父亲同年进厂的学徒工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副厂长，有的离厂做了个体老板开起了桑塔纳，父亲还是一个在工厂人员花名册上最后一名的锅炉工。父亲走出锅炉房时总要喝上一碗盐水。那只缺口、碗底结着黄垢的瓷碗里长年累月落着煤灰，盐水表面浮着一层浅黑，但他没有嫌弃过它，他吹一吹便一仰脖全喝下了。喝完盐水用沾着煤灰与汗液的手臂擦嘴，左一下，右一下，然后沿着一条长满杂草、堆着废铜烂铁的小路回家。
他走得很孤独。
烟与水把父亲的脸衬托出沉重与粗糙，就像父亲所在的工厂一样，这个成立于1958年的大集体企业在1990年已经不堪重负了，陈旧的设备，单一的产品，僵化的销售渠道，拖沓的管理，一些爱泡病号的关系户，几百个退休工人，几个拍着桌子骂娘的离休老干部。
锅炉房外面堆满运来的煤，一些马尾巴草从煤缝中钻出，接纳阳光承受雨露。一到盛夏，马尾巴草与烂头青一片接一片郁葱。它们的生命如此生动，以至这儿成了一个微型南方森林。
父亲每天提着一筐筐煤。他的双臂很有力，提筐的时候，整个人都鼓了起来。他一锹一锹地将煤送入锅炉的嘴。它很饥饿。合上炉门便会听见煤在尖叫与呐喊，有时甚至是怒吼。诚然，父亲不大的眼睛里只有锅炉，他要让它熊熊燃烧。看到煤渣细碎，看到炉火纯青，他会露出不引人注意的笑容。那是他烧锅炉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是多年来修炼的结果。他没有师傅那样的证书，但是师傅生前就说过：“德贵，你烧锅炉的本事早就超过我了。”
锅炉房的东北角就是无数只热水瓶，父亲将它们灌满热水后，放在一辆推车上，等待老章头的到来。老章头身兼门卫和送水工。他比厂里的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从锅炉房推着这些热水瓶，然后去办公楼的各个科室，将热水瓶放在门口。他每次来推车时，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父亲似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用手夹烟。他嘴里叼着的烟的烟灰居然是直直的，好像永远不会掉下来似的。他不爱跟白德贵说话，每次推车的时候，目光里满是不屑。父亲看着他推着车走了，知道再过半个小时，他还会再来一趟。大概有400多只热水瓶。老章头只负责办公楼的那些热水瓶，余下的热水瓶是各个车间的，他们来提水的人员是不固定的，今天是小王，明天就是老王了。他们偶尔走进锅炉房跟白德贵打个招呼。父亲微笑着，佝着腰。
上午九点左右，锅炉房就安静了，重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父亲坐在锅炉房里，目光安静。他想一些心事，然后猜测老章头会不会走进他的锅炉房。那天是个雨天，穿着雨衣的老章头嘴里叼着烟走到了热水瓶边，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进了锅炉房。他嘴里的烟被雨水打湿了，但他并没有取下烟，而是选择站在锅炉旁。他瞪着白德贵，好像他不应该站在锅炉房里。他摸出打火机重新将烟点上的时候，身上的雨衣已经被烤得皱了起来，他并不在乎这件变形的雨衣。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走了。父亲走到门口，发现老章头推着车走了，那一道烟在雨中瞬间消失了。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争吵过。
后来，父亲想起了一件往事。
三年前，老章头来锅炉房推车，一只热水瓶的软木塞找不着了。他四处寻找，一无所获。父亲发现了那只软木塞，它滚落到了锅炉房的墙角，被一片树叶给遮蔽了。他捡起软木塞，刚想开口说话。老章头一阵风似的从他手里抢走了软木塞。他推着车走了。尽管老章头年纪超过五十岁了，但却是厂里的新职工。听说他在原来的厂里是个工会干部，负责发放劳保用品。他贪污了200双棉手套，50块毛巾，还有一箱肥皂。在被扫地出门前，他还做了一件事：烧了工会的账簿。据说他与这个厂的厂长当年曾经是老乡，他们同一个村的。他的名声早就坏了。他闷闷不乐，但是至少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只是，有一天父亲发现了老章头的一个秘密。他往厂长办公室的热水瓶里吐痰。父亲担心厂长因此会怪罪自己。他后来专门做了试验，发现一口痰在热水瓶里马上就化开了，就跟没有吐过痰似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忧心忡忡。
往厂长办公室的热水瓶里吐痰成了老章头的习惯。他吐痰的时候，嘴里的烟依旧叼着，那口痰好像是从嘴的缝隙里不经意滑出来似的。如果不是父亲亲眼所见，他也不相信老章头居然有这个本事。老章头知道只有白德贵知道他的这个秘密，但是两人都不吭声，便也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厂长来到了锅炉房，他以安全检查的名义找父亲谈话，他说水里怎么会有红色的东西。其实那是血丝。老章头的痰里有血丝。厂长走了之后，就不再饮用锅炉房的开水了，而是从国外买来了一台饮水机。他只喝饮水机里的水，是一瓶瓶矿泉水倒进去的。老章头有些颓废。他后来就不来推车了，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人的脸上长着一撮毛。
她曾经看到过父亲在锅炉边时脸的模样，是欢喜的，是舒展的。熊熊火苗把父亲的脸映照得清晰无比。她站在锅炉房的外面，听到了煤块燃烧发出的响声：“啪，啪啪，啪啪啪……”她借着耀眼的炉火看到父亲蹲着，把大半个身子倾向锅炉。锅炉像个巨人一样俯视父亲。锅炉上的一些仪表在飞快走动。在她的眼里，这个锅炉倒像是火箭，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平常，她总是在放学之后来到锅炉房，星期天偶尔也会来，但好像有根绳子拴住她似的，她的脚步有些犹犹豫豫。到了锅炉房的门口，她总会转身看一下四周。那是张望，更是提防。她害怕那些调皮的孩子们会在她的背后偷袭。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而且不计后果。有一回，他们中的一个用弹弓将老章头嘴里叼着的烟给射了下来。据说老章头大发雷霆，像疯了一样。他双手叉腰在宿舍区的楼下走来走去，骂骂咧咧。直到天黑之后才离去。他走得很缓慢，脚上戴着镣铐似的，每走一步，就骂一句。她并不害怕弹弓，她不像别的孩子，受了欺侮只会哭泣，她会像个疯子一样追，绝不罢休。她害怕的是他们突然在背后冒出来，然后骂：“武大郎，武大郎。”她那时就没有证据了，因为只要他们一合嘴，这些话语就烟消云散了。
父亲有时对着锅炉轻声叫唤，叫着母亲、妹妹还有她。他一遍遍充满感情地轻声叫着。锅炉发出轻微的嗡嗡响声，似在回应他。他手中的铁锹把煤送进锅炉的嘴巴时，便轻声地叫一声，十分默契。他从来不叫自己。她站在锅炉外面感到热浪滚滚，她只有后退几步，当父亲对着锅炉叫到她的名字时，白丽便应了一声，但是父亲似乎没有听到。她只得放声大叫父亲。那一刻，父亲的整个身子颤抖了一下，煤块撒地上了；当父亲显得胆怯地转过身来，她便看到父亲满脸是汗，几乎无法寻到那双眼睛，嘴巴紧抿，仿佛根本没有发出过一点响动。他整个人是湿淋淋的。搭在父亲脖子上的那条毛巾也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大块黄色的汗渍如同染上去似的。父亲看着她，相当手足无措，他脸上流着大股的汗水。她一直有个模棱两可的想法，那或许不仅仅是父亲的汗，还应该有眼泪。泪水也有颜色，那块毛巾有一半是泪水染黄的。因为在家里，父亲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多年以后，她突然想到了父亲脸部的秘密之一。当时她站在一个展览馆的一幅《父亲》的画像前。画面尤其突出的是父亲的脸。脸仿佛是泥土地，仿佛是岩石壁。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父亲的脸。唯一不同的是，父亲的脸沾着煤灰、嵌着煤灰，还有汗水流淌。脸在恍惚与交错。她突然抑制不住地流泪了。她在心里呼喊着父亲。她掩面逃也似的出了展览馆。
沉默寡言的父亲一回到家便越加沉默寡言。他带着烟与水进家，家被这两股不可捉摸的气息围绕着、笼罩着，父亲走动的响声是沉闷的，那也许是因为他脚穿笨重黄牛皮鞋的缘故。父亲的脸上有一块经常像墙壁上不起眼的因长年漏雨而变成的斑黄，那是红色消退之后的情形。父亲无法用什么来掩护自己的脸，他的双手沾满了煤灰。父亲低头，因为低头可以让他的脸半隐半现。父亲从来没有高声地发过言，也没有高昂过头。在他的口袋里，是一些细小的煤粒，在他的指甲缝里，是乌黑的煤灰。
她躲在大门后，或倚在房门口，谨慎或大胆。事实上，她一直在默默无语偷窥父亲的脸，还有他因生活而显得佝偻的身体。父亲的脸总是模糊多于清晰。她时常努力地睁大眼，像看一个她所不知的稀奇的景物。父亲的脸依旧隐在了那些从来不会散去的烟与水之中。他总是这样。父亲有一天如安睡一样闭上了眼睛，那或许是过于疲倦的结果。他的脸在那个时候呈现平静与洁白，仿佛是一个新生儿的脸庞，那些因岁月、因生活而出现的皱纹像面粉一样细腻。她高兴，她手舞足蹈，她站在房门口簌簌发抖。然而那只是她的一个幽幽梦境。
从她感知父亲的存在时起，就有种异常早熟似的怀疑。随着年龄增长，内心的怀疑越来越深。父亲的脸迥异于别的男人的脸。他们欢笑的时候，咧开嘴露出焦黄的牙齿与肉红色的牙床，烟渍集中在牙缝里，褐色的或者黑色的；他们粗鲁地大笑，胡子抖动，吐痰，或者夸张地做着表情，或者破口大骂女人与孩子。他们生气的时候脸上肌肉僵硬，像柿饼。父亲的脸遍布阴郁，像一块长年浸在冷水里的灰色石头。他的胡子似乎永远就这么长，像住在她们这幢楼里的一个女人的两道眉毛，她的眉毛稀疏，淡淡的，有人说这是短寿的症状。
她姓赵，所以有人叫她赵眉毛，其实是“找眉毛”。她身材矮小，却很壮实，声音也是宏亮的。她一头短发，有时候剪得跟男人一样短。如果站在她的身后，如果她不发出声音，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她就是一个男人。她的手指很粗，据说力气也很大。她曾经有一次把她男人摁倒在地上，男人发出杀猪般的叫声。据来调解的厂政宣科老田说，那绝对是家庭暴力。只不过，赵眉毛是施暴者，她用她粗壮的手指和粗短的手臂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家暴。
赵眉毛的男人很瘦，仿佛这辈子就没有吃过一口肉似的。他有一次站在河边不停地摇晃，身体的上半部分开始倾斜，仿佛比萨斜塔，而他身边的赵眉毛纹丝不动。赵眉毛指着他道：“多大的风，你就跟杨柳似的，有个屌用？”赵眉毛的男人之所以会被挨打，那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河边的错误，也不是床上的错误。他喜欢晚上蹲在楼道里。赵眉毛三番五次告诫他，不许摸黑蹲在楼道里。之前有女人向她告状了，说他这是想耍流氓，还是想怎么的。赵眉毛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她第一次揪着男人的耳朵，第二次就变成摁在地上打了。
这一次家暴被女人们津津乐道。赵眉毛在女人堆里的地位直线上升，茶余饭后，她们喜欢谈论她。即使不谈论她，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她们马上就会谈论她。赵眉毛喜欢她们谈论她，尤其是当她们说着她的那些“英雄壮举”时，她的眉毛就很舒服地松开了。她全身上下无比愉悦，简直跟中了奖似的。那时候，城里刚刚流行体育彩票摸奖，在城郊的某条路上摆着的一排桑塔纳轿车是一等奖，特等奖是三十万元现金，二等奖就是冰箱和彩电了，三等奖数量特别多，一次性照相机和电吹风等，小奖则是洗衣粉。人们蜂拥而至，几乎要将那条路踩离这个地球似的。赵眉毛也去摸奖了。结果摸来一箱洗衣粉。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摸到了一等奖。女人站在桑塔纳轿车前幸福得快要发疯了，销售人员给她戴上了大红花。喇叭里大声喊着：“又一个一等奖出现了。”人们流着口水，目光里满是嫉妒。这好像跟潮水一样，每次台上出现一个一等奖，台下的人就会掏光口袋。一波又一波，就把赵眉毛的存折掏空了。她第一天抱回一箱洗衣粉，第二天摸到了一只一次性的照相机。第三天她再去摸奖的时候，一口气买了一蛇皮袋彩票。这些2元一张的彩票里，可能就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她离开人群，在一棵元宝树下，兴奋而又激动地刮着彩票。刮一张丢一张。当她刮到只剩下一张时，全身都颤抖起来了。除了几张中了小奖之外，一无所获。她哭了。手里的最后那张彩票被风吹走了。她沮丧地走着。当她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听到喇叭里说道：“真是太幸运了，有人捡到了一张彩票，居然中了一辆桑塔纳。”她疯狂地奔向领奖台，大声地说道：“这是我掉的彩票，是我的，是我的。”她声嘶力竭，但是没人理她。因为昨天也有人捡到了一辆桑塔纳。她痛哭流涕，始终认为被风吹走的那张彩票就是一辆桑塔纳。
她生病了。楼道里时常可以听到她男人的喃喃自语：“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关于赵眉毛的话题从家暴转换到了买彩票将积蓄买光，她显然属于败家娘们。事实上，像赵眉毛这样的人并不少。当销售彩票活动结束的时候，至少有三个人疯了，一个人自杀了。赵眉毛躺了一周之后就起床了。只是她的声音变弱了，眉毛也更加稀疏了。有一天，这幢楼里的人们看到赵眉毛和她男人站在河边。男人站得笔直，赵眉毛却摇摇晃晃，好像是在荡秋千。
她怀疑父亲的脸是不是有两张皮，就像马戏团的演员稍稍几笔就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小丑，他在家的时候按上一张痛苦的皮，在锅炉旁边换上一张快乐的皮。那年她也许只有八岁，或者九岁。为了揭开怀疑，获得真相，她曾经与父亲有过一次对话。他们站在离锅炉房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几棵卑贱的狗尾巴草被她踩在了脚下，但一场雨后它们便会重新复活。用不着担心它们。煤堆高过了他们并且呈包围态势，这样他们显得远离了或者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一样。她将成绩单递给了父亲。父亲看了之后，一层煤灰掉了下来，他的脸霎时亮了。
“你有几张脸？”她像个大人似的背着双手问。
父亲望了望煤堆与高耸的锅炉，低头说：“一张。”
她踢了一块离群的煤，歪着头说：“我知道你骗我的，你有两张脸。你脸上戴着一个面具。”她喜欢“面具”这个词。在他们班上，有个同学有一天拿来了一个面具，那是一个京剧脸谱。他戴上面具，吸引了众多的同学。他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好像他是个神奇的人。她突然有了一种渴望，希望那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放学后，她跟踪戴面具的同学，记住了他家的位置。她牢牢地记住了他家的门是白色的。白色的门是很稀奇的。她见过的门都是红色的，或者黄色的，防盗门刚刚在市面上流行，校长室的门刚刚换过，是一扇防盗门。她听老师们私下议论，为什么总务室不换防盗门，而非得给校长室换上防盗门呢？她专门摸了防盗门，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白色的门给了她许多想象。直到一年之后，她才发现那其实就是一扇普通的木门，白色是贴在门上的一层膜。
父亲缩了缩身子说：“每个人都只有一张脸。”
她不依不饶地说：“不，你一定有两张脸。”
那一刻，愉悦脱脸而去。阳光把父亲的影子投在了煤堆上。父亲低下了头喃喃自语：“两张脸，两张脸。”
“哦！”她惊呼起来，把父亲吓了一跳。她像着了魔似的狂奔。她甚至听到了风声，像吹着奇怪的口哨，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她终于站在了一个煤堆上，双手叉腰，俯视着那间锅炉房。她是胜利者。她那时候觉得轻而易举地把父亲问倒了。其实这个问题折磨她很久了。现在，就像拔掉脚心上的一根刺一样。她昂头挺胸地过了一段日子。
在她的记忆里，这样的日子少之又少。她把心情写在脸上，也写在了通往锅炉房的路上。她不再害怕孩子们的偷袭了，他们哪怕就是拿着喇叭喊“武大郎”，她都不在乎了。尤其是当她看到楼里的孩子因淘气被他们的父亲提起，用鸡毛掸子打他们的屁股蛋时，她大摇大摆地敲门，然后看着因痛而哭得哽咽的孩子与愕然的大人，她笑了一声，然后走了。哭声便也停止了。她乐此不疲，好像是上天派来的拯救者。
小胖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全身上下就肚子肥，好像全身的肉都流到肚子上去了。他走路的时候有些吃力，会不停地喘气。但是他很调皮，至少在这幢楼里的人们看来，他天生就是一个捣蛋鬼。他在楼道里撒尿，有一次他居然站在窗口撒尿。一个新烫了头发的女人咬牙切齿地找上门来，结果小胖被他父亲按在了地上，他发誓要打死他，他说小胖的脑子坏掉了，所以才会这么胖。小胖杀猪般地嚎叫，声音响彻这整一幢楼。小胖的父亲那天肯定是喝酒了，所以他打得很过瘾。后来，小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了，好像只剩下一口气了。那个烫了头发的女人也吓坏了，她担心小胖被打死，会变成厉鬼报仇。她特别相信因果报应。她站在门口抖抖索索地说：“你，你不要把他打死。”小胖的父亲说道：“我的儿子，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跟你没关系。”地上的小胖好像不动了，他父亲却依旧拿着一条断了的床腿，像一支粗大的红蜡烛。
就在那会儿，她像一阵风似的刮到了门口。她看着地上的小胖翻着白眼。小胖一直以来就跟她作对，每一次都把“武大郎”叫得特别响亮。可是现在的小胖快要死了。她站在门口，突然哈哈哈地笑了起来，那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声。小胖的父亲愣住了，他听说了她的事，她现在俨然是孩子王了。小胖父亲的酒好像也醒了，他扔掉了手里的断床腿，然后抱着小胖去了医院。半个月后，当小胖回到这幢楼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肚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肥胖了。小胖父亲逢人就说：“幸亏去医院，割了他的瘤。”小胖肚子里的一个大瘤被割掉之后，他变得聪明了。至少他不再叫“武大郎”了。他听父亲说，她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她的及时出现，说不定会死在自己手下。不管怎么说，小胖的母亲去世后，小胖父亲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他从来不带乱七八糟的女人来家，唯一排解忧愁的事就是喝点儿酒。男人喝点酒，上帝都同意的。小胖那天找到她，说他以后什么都听她的。她看着变得聪明的小胖，觉得自己像是掌握了这幢楼的总闸开关似的。只是，她尚摸不到那个闸刀，它被电力局的人挂在了高高的地方。她还差一只手的距离。
父亲却开始躲避她了。他有时显得紧张地看着她的嘴巴，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就用手掩着脸，蹲在灯光不易到达的地方。此后的日子里她更加仔细地观察父亲的脸，她用不着偷窥了。很多个时候，脸像是一块模糊的云，无法清楚分出天上的浮尘一样，无法分出脸上的五官。晚上与白天同样模糊。但那却是父亲的脸，真真切切。
那一年，她感到有群怪兽在身体内悄悄走动，在静夜它们显得狂妄，发出啪啪啪的脚步声。她倾听时，觉得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就像煤在锅炉里因燃烧而哼唱的快乐歌声。她有时睁大眼睛听着，听着，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个傍晚，天边的云像血一样红，红得刺眼与触目惊心。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身体似被一股火在燃烧，是从体内开始的，然后沿着她身体上的纤细血管向外流动，流动的火苗像是金黄色的，在她的眼前诡秘地出现又消失；书包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得她几乎无法喘气；她的腿在一阵阵发软，步子在拖动，好像远处那辆进城抛锚的拖拉机，满头大汗的拖拉机手正在用力地拉扯着皮带。
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她仿佛看到了一团红色的火腾空而起，与天边的云合在了一起。很快整个世界变得血红，她恍惚不已。她的身体终于全然崩溃了，血水混合物冲出了她的身体，奔流的速度像可怕的管涌。隔着裤子，哗哗啦啦，滴滴答答；哗哗啦啦，滴滴答答。她木然地站着，地上的尘土随风扬起，却盖不住地上的血滴。那是她初潮来到的一天。她手足无措。她只有无力地站着，好像世界不再存在了。就在这种固定的姿势里，前面路旁的那排高耸的水杉树不见了，僵直的目光里一片灰蒙，如同一个巨大而又真实的梦境。她仿佛看到了从天而降的父亲。她想喊一声：“父亲，你帮我一把。”可是她看到烟与水像垒高的泥土，一层接一层将父亲埋葬，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呈现。
她因恐惧尖叫起来：“啊……”
阔大的天空将她的尖叫声传到了父亲那里。事情终于发生。在烈日下，那台制造烟与水的锅炉再也无法忍受干裂的火热的枯燥生活，它疲倦了，它像个丧失了理智的人一样大吼一声猛力地挖开了自己的胸膛。烟与水便汹涌地喷泻，流动着层层叠叠的纹路。到处都是这样的纹路。父亲像棵被冲垮的树一样在这密密麻麻的烟与水之中轰然倒地，然后消失。
也是多年以后，她还能想象出当时的那个情景。年代在印象中显得可有可无，面目全非。印象在年代中只是个调皮的孩子与发辫上的蝴蝶结，但却像一幅夺人心魄的画一样醒目，悬在她心的高台。壮观的场面，一个人的死是如此寂寞又如此震天撼地。她甚至认为父亲在那一刻一定很自然、很快活。他其实愿意这样把他埋葬。他愿意的。烟与水散尽后，父亲便出现了。如同翻动书的封面后浮现的一幅插图。在遍地瓦砾之中，在尚在升腾的水汽当中，他安静而又满足地躺着。他身上所有的衣裳全部融化，有点不易觉察的乌黑像菌斑一样粘在他的身体上，也许是他脸上的煤灰转移了位置。他蜷缩着的样子使得他的骨头一根根地凸出，像是要撑出他单薄的身体来。皮肤已成了红色。在他身体下方铺着一块宽大白布，与蓝天面对，被风吹起来，不时地要掩盖他的身体。
有人像是要失声痛哭，但却被旁边的人及时地捂住了嘴。他们站在煤堆上，挤在煤堆下，狗尾巴草被他们踏在脚下。他们的工厂便在这天的上午像这个锅炉似的开膛剖肚，四肢尽断，粉身碎骨，从此死亡。他们心有余悸地看着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巨大的锅炉，回忆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原来是一颗定时炸弹，世纪经典般准时，而白德贵却是唯一的奉献者，他与他所钟爱的锅炉融于一体。他是这个工厂最坚贞的殉情者。
焦头烂额的厂长宣布了一个决定，说锅炉的爆炸是人为的，是白德贵违章操作的恶果，因此此事只能由白德贵负责。厂长第一次遭到众多工人的强烈反对，虽然他的头发掉得差不多了，成了一个秃顶。办公室主任上个月突然病了，她住院了三天，之后就消失了。据说她去了香港，她顺便把厂长的保险箱也掏空了。这好像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骗局。两个月前，她把厂长灌醉了，然后取了他的存折。之后，又要到了保险箱的钥匙，然后消失。厂长灰头土脸，他发现自己几十年的奋斗被一个女人轻而易举地攫取了。不，是被她整个儿地摘走了。他现在身体虚弱得很，好像一阵风就会倒下。他不相信办公室主任五年来的陪伴都是假的，一个女人怎么会用五年光阴来设一个局呢？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办公室主任就是一个骗子，她的姓名是假的，履历是假的，还有她的家庭住址也是假的，她根本就没有老公。那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她从劳动力市场雇佣来的。他只露过一次面。从办公室主任失踪之后，这个男人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一个人的死惊醒了一群人。
厂长住院了，他的秃顶上新增了一个大包，为了治疗，不得不把所有的头发剃光。门牙缺了三颗，肋骨断了五根。他将在病床上躺上三个月，或者半年。整个厂到处乱哄哄，像一场暴动。
她脑子里空荡荡一片。领着她的那个人就是小胖的父亲，他说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他……他的眼睛红红的。她走着，她已经知道了父亲的生死。这像冥冥之中的呼应。在她的幻觉中，父亲已准确无误地被埋葬。她的脚踝仿佛被刺了一针，钻心的疼。
到了现场，她发现很多人默默无语地看着她。他们有低头的，有淌着泪的，有掩住嘴巴的，有窃窃私语的。最后，他们变得安静。唯有风还在叫着，把天上的白云驱赶着。她哭泣着：“父亲，父亲。”父亲同样安静，对她的呼喊置之不理。风微微地减了减自己的嗓门。一个完全安静的、与生俱来安静的世界。她的脑袋摇晃了一下，仿佛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她想寻找父亲的那张脸，她弯下身去，踢开瓦砾，她无力地抱住了父亲，可是那张脸却奇迹般地消失了。她无力地松手了。她看到了她想看到的另一张脸的最终模样。父亲是一只透明的红虾。她流出来的泪水像一道道明亮的光，把周围又开始重复再生的烟与水驱赶得一干二净。她的身体再一次反射般地颤动，无法停止。最后，她看到了一大片红色如密云盖来。她便躺下了，像是在牙牙学语时躺在父亲的怀里。
“你是谁？”
墙上父亲的脸开始清晰了，父亲像是在问她。现实就是这样摆着的，铁板一样坚硬。可是父亲应该认识她的，难道自己已经变得父亲无法相认，还是父亲已经丧失了他的记忆？她摸了一下脸。她又摸了一下脸。
胆怯？茫然？怀疑？
多年来，父亲也容忍了别人对他的怜悯。当厂里加工资时，依照他进厂的年份与工龄，他加一级工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厂里没有加他一级，有人在锅炉房里替他抱不平，说跟厂长闹去，他凭什么不给他加工资。但他拄着铁锹淡淡地喝了一口盐水，说算了。那人在走出锅炉房时，惊奇地对别人说：“白师傅，不，白德贵是个软蛋。”
她也听到了这句话，从小胖的嘴里流淌出来。但是小胖声明这句话是他听来的，不是他父亲那儿，而是从一群人里听来的。这群人就是楼里的闲人们。他们有时候会聚在一起说些厂里的事，内容五花八门，从锅炉房的煤说到北京天安门，从燕子河说到长江黄河，从一件衣服说到美国日本朝鲜……生活中有太多的废话可以重复，有些人总是乐此不疲。他们的口水他们的喉咙他们的表情都是巨大的，光辉的，尤其是当他们说到宏大的全世界时，仿佛全世界都由他们主宰，只要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往往，某个不知趣的女人会突然说一声：“听说小商品市场夜市开张了，两双袜子三块钱。”顿时，他们兴奋地打听夜市几点开张。他们的表情霎时变得贪婪。
这是一种病。
这幢楼里的人们都病了，他们极度鄙视有钱人，可是他们心里又天天在向传说中的财富献媚，恨不得跪倒在银行前，只要里面每天能滚出几十元钱来。父亲的锅炉房世界很单调，这仿佛成了一种高贵。他永远不会融入那样的话题之中，也不会跟他们当中的一个有任何瓜葛。他就像一个生活在这幢楼里的异类，用天生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总是孤独地走着。虽然，一个侏儒如果与哲学家挂上号那是伟大的讽刺，但是当人群热闹时，他总是安静的。他像是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白德贵是个软蛋。”这句话最终并没有全部流传开来，至少在流传的半途夭折了。好像一个感冒的人总想打一个响亮的喷嚏告诉全世界，他感冒了，结果这个喷嚏突然变成了鼻涕。厂里很少有人知道锅炉房里还存在着一个男人。在更多人的眼里，白德贵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随便哪一天就会被一阵大风刮走。准确地说，他们也只有在发现热水瓶空了之后，才会想到锅炉房，然后才是那个烧锅炉的人。
在那幢楼里，父亲往往像个忧郁的女子一样。他从来没有男人天生具有的粗鲁。男人们有时会在楼旁附近的空地上解开裤裆哗啦啦地小便，也不管对面来了人，他们才懒得提一下裤子；他们有时还会捧着茶杯，穿一条肥大的裤衩走门串户，大大咧咧地，也不管那家的女人只穿了一件无袖短衣裳；有几个男人会在晚上大声地训骂女人，用粗大的手掌打孩子的屁股，深更半夜像牛一样把女人抵在墙上。他们发出的声响有时简直就是震天动地。父亲在那个时候却缩着身子，仿佛是个从未经过人事的童男。
女人们看到父亲，像看到了她们的孩子一样，尽管她们很想跟他开个玩笑什么的，但话到嘴边，她们便生生地咽了下去。她们觉得戏弄他的话，那她们将是这个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人。他们不能欺侮最著名的老实人。所以，她们在路上遇见他时，只是朝他点点头，叫他一声白师傅，却从来不跟他说一句沾腥带荤的话。当她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她们转头的时候发现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走着，那个背影让她们突然觉得自己很善良。有时候，即使她们聚在一起，说着一些了不起的话题时，她们偶尔会想到白德贵，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世界只是锅炉房。她们后来发现，其实她们的男人，无论是车间钳工，还是车工，其实跟锅炉工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眼前的这些男人们爱吹牛，爱说大话，爱把自己吹嘘成全世界无敌，可是他们其实还不如一个沉默的锅炉工。锅炉工从来不会有这么多废话假话大话，也不关心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他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埋头在锅炉房，拿到了高级锅炉工的证书。据说这本证书在别的工厂，工资会加好几级。她们心想这个消息白德贵肯定不知道，他除了对锅炉了解之外，什么都不了解。她们便又有些沾沾自喜，好像她们的男人还有点儿价值。
“父亲，你能吹口琴吗？我想听听你吹口琴。”她对着墙壁上的父亲说。因为她看到父亲的脸又变得沉重起来。父亲悲哀地说：“我的口琴不是被你母亲扔了吗？”她似乎看到了父亲在流泪。他在怀念那把口琴——那快乐之源与痛苦之终。是啊，那把银灰色的口琴，那把不会再现的奢侈的口琴，那阵阵不会再有的悠扬……
什么都不会有了。
父亲与母亲结婚的那天，平常得像那天的日子，那天的太阳。在简陋的宿舍楼里，父亲的师傅主持了婚礼。在双方交换信物的时候，父亲给了母亲一本银行存折，那个数字令母亲感到满意，她没有想到父亲居然存了不小的一笔钱。那个数字除了师傅和父亲，还有母亲，没有人知道了。师娘对这个她猜测中的数字耿耿于怀，她觉得她应该知道，哪怕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至少也得了解大概情况，这可以成为她未来一个重要的谈资。她喜欢说话，更喜欢居高临下地说话。师傅这些年来只有白德贵一个徒弟，而且这个徒弟还是一个侏儒，这多少有些扫师傅的威风。她曾经幻想过，如果师傅像别的车间的师傅一样，收上五六个徒弟，那么家里一年四季或许就会显得热闹，过年过节就会收到各种东西，像几个糖水橘子罐头、一罐麦乳精、两瓶酒、一条烟，还有荔枝干什么的，总之，都是她喜欢的东西。如果徒弟多了，她还可以使唤他们给家里搬煤饼、换把锁之类的活。但是厂里就只有一个锅炉房，她所有的幻想都只是幻想。她因此也特别痛恨师傅的无能，她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师娘的待遇。
她可是亲眼看见一车间的吴师傅一口气收了六个徒弟，他们正月初一来拜年的时候，手上都拎着东西：香烟与酒，还有糖，还有荔枝干。她喜欢吃荔枝干，那味道常常会令她不知不觉地流口水。吴师娘特别爱显摆，她每次嗑瓜子的时候，嘴里可是一刻也不闲，她说过了正月初一，她就等着五一国际劳动节了，然后是国庆节，她说她们家吴师傅说了，一年里这三个节，徒弟们不许忘。有人说，劳动节和国庆节跟师傅徒弟有什么关系？吴师娘洋洋得意，说了一番道理。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日，没有师傅带，徒弟们怎么劳动，都是技术活；国庆节，是举国欢庆，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她说得有些混乱，很明显她在转述吴师傅的原话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她只记得后面的内容，前面的诸多内容自动过滤了。事实上，吴师傅是技术水平一般的师傅，后来听说他的六个徒弟联合起来，揍了他一顿。因为他要求徒弟们除了正月初一、劳动节、国庆节之外，在清明节、建党节、建军节也得孝敬他，他有他的理由。徒弟们忍受不了这种盘剥，更何况，他们发现吴师傅并不是一个尽职的师傅，都说“传帮带”，他连第一个字“传”都没有做到，更别说“帮”和“带”了，他们就在清明节的那天揍了他。吴师娘当时吓坏了，她发现他们下手可真够狠的。从此以后，她得了病，首先是不爱嗑瓜子了，然后是不爱说话了。她一天到晚闭着嘴，好像多说一句话都会遭来灭顶之灾。奇怪的是，她的牙齿却坏掉了，每隔一个月就会掉一颗牙齿。又一个正月初一，一个徒弟也没有来。她跟吴师傅一直等到了晚上九点，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她哭的样子有些可怕，原来她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那暗红色的牙床好像鲶鱼的嘴唇。
不管师娘如何诱导，师傅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个数字，包括他酒醉后，师娘再三问他，他总是说：“我不知道。”他明显是想守着这个秘密。师娘无法理解师傅心里在想什么，她后来便有些怨恨白德贵，他之所以存了这些钱，那是因为每年只有正月初一这一天，才来拜年的，如果像吴师傅以前一样，一年三个节……她不敢想一年六个节这种太过分的事……白德贵成亲的那天，她闷闷不乐，板着脸。这桩婚事她心里很清楚，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是，她毕竟不了解细枝末节。师傅一直守口如瓶，白德贵也是如此。她的好奇心在那个晚上并没有爆发，她甚至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挫败感。白德贵成亲之后，一年三个节会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恐怕正月初一都无法保证了。女人们都爱管钱，她们恨不得一夜之间，这城里的全部钱都飞到家里来了，而她们毕生都不用花一分钱。看上去，新娘子也不会例外，她将掌管白德贵的钱，一分一厘都会算得清清楚楚，以后，每年正月初一白德贵来拜年肯定会少带一包糖，或者少拎一瓶酒什么的。
师娘以前就这么算计过。师傅自从与她结婚后，在她的精打细算之下，这份额外的支出成了她的心病，她唠唠叨叨。师傅就不太去自己的师傅家了，后来索性就不再上门去了，他没脸见师傅了。有一次，她在菜市场遇到了那对老人，她只给了他们一个白眼就顾自走了。虽然她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她做人太精明，迟早会吃苦头。她有时候也有一些不安，毕竟吴师娘的遭遇可是她亲眼见到的，吴师娘享过福，也吃过苦头，现在吴师娘的牙齿全部掉光了，听说每天临睡前，她取下嘴里的假牙之后，那张空洞的嘴就变得很可怕。但她认为吴师娘之所以牙齿掉光，跟一年三个节或者一年六个节并没有直接关系。她曾经听说吴师娘一直没有生育的原因是因为她有病，她年轻时走路是那么的春风杨柳，哪知道居然不会生养。这一点她是很自豪的，她生了两个儿子，虽然他们都夭折了，大儿子三岁时死了，小儿子五岁时死了。这是命。她认命了。师傅并没有因此而怪罪于她，相反，师傅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缘故。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好像是早衰症，他们从一出生开始，额头上的皱纹就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早早就进入了普通人一生中的中年状态，几年后，他们就绝望地进入了老年。既然是老年，那么死亡是无可避免了。他之所以收白德贵做徒弟，那是因为他是个侏儒，在师娘看来，他是想积点德。她一生都郁郁寡欢，后来，她终于将一个秘密说了出来。她说完这个惊天秘密之后就闭上了眼睛。
母亲出乎意料地拿出了一把口琴，把它当作信物递到了父亲手中。在场的人们惊呆了。他们总以为她会送一只手表，或者一根皮带什么的，女人送给男人的大抵都是这些东西，而男人送给女人的则显得五花八门，服装类、珠宝类、化妆品类，汽车，还有房子，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将钥匙和银行存折交给女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居然是一把口琴。平时他们粗糙的手只适宜做那些粗糙的活，像机修工、搬运工、钣金工等，他们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细皮嫩肉。母亲的皮肤特别白嫩，远远超出了他们对“白嫩”的理解。“白”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种肤色，只要不晒太阳，女人们对自己的皮肤是有信心的。至于“嫩”，那是需要有资本的。他们择偶的圈子因他们的工资与工种显得狭窄，比如戴口罩的纺织工、三班倒的挡车工，连商场站柜台的营业员都很少。她们疲惫不堪，从单位回到家里，还得操持家里的烦心事，做饭，洗衣服，带孩子，侍候男人，她们常常会觉得心力交瘁。如果男人脾气坏，好吃懒做的话，意味着她们还得像牛一样拼命地加班，每一元加班工资都可以抚慰她们的心灵，以致她们当中的相当部分早早就绝望了。
当然这幢楼里的女人们是不会送口琴这样的玩意儿的，要送也送在她们眼中认为可以派得上用场的东西，比如一件厚实的棉衣，或者一双经久耐穿的胶鞋什么的，哪怕就是一副毛线手套也比口琴来得实用。比如师娘送给师傅一只茶杯，上面刻着“松鹤延年”的图。吴师母送给吴师傅是一根皮带，皮带头上刻着“发家致富”四个字。赵眉毛送给她男人的则是一块围巾。母亲的这个举动显得独树一帜，她有一点洋洋得意。
父亲接过这把口琴时，眼中含着泪花。这好像师傅带着他去相亲时，见到母亲的那会儿，他愣住了，以为师傅在跟他开玩笑。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嫁给他呢？这不就是潘金莲与武大郎吗？他知道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会是悲惨的。但是师傅却用眼神肯定地告诉他，跟他相亲的就是这个姑娘。他眼中含泪地看着她，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即便是像书中说的那个结局一模一样，他也愿意。没有一个青年不喜欢漂亮的。
五桌喜酒是在厂食堂里办的。
厂长被师傅请来了。据说那天他的目光直盯盯地看着母亲，惹得他身边的办公室主任用力拧他的大腿。师傅是那天最高兴的人，好像他才是新郎。父亲绕着桌子转来转去，身材矮小的他屡次被一些男人的身体遮挡。他的声音有些怪异，类似金属拉成丝时发出的声音，这从他出生时就这样的，据说出生时没有哭声，是他的父亲打了他的屁股他才哭出声来的。这些都是传说。人们并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跟他一样，是个侏儒。关于白德贵的身世，没有人说得清楚。师傅的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他说白德贵是个孤儿，父母早亡，他是看着可怜，就收留了他。人们对他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他曾经死了两个儿子，他如果再生一个儿子，悲剧很可能依旧。他收留白德贵，相当于收了一个义子。厂长在那个晚上喝醉了，办公室主任扶着他离开的那会儿，人们看到办公室主任的目光里有一股杀气，好像痛恨师傅邀请厂长参加喜宴，动机不纯。师傅也喝醉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就稀里哗啦地哭了。人们都说，师傅一定是想起了他死去的两个儿子，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今天的新郎或许就是他们。师娘扶着师傅离开时，目光里有些愤怒，好像痛恨师傅在这样的场面上丢脸。总之，那场喜宴，很多人都喝醉了。有笑着、哭着离开的，有骂人的不肯离开的，有趴在桌上睡着的，也有躺在地上撒泼的。父亲默默无语地收拾着。因为这些人几乎都是师傅请来的，他没有自己的朋友，一个都没有。从师傅带着他进锅炉房的那一天开始，就跟他说，他以后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个锅炉房，不要跟人去交朋友，也不要跟人去多说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活得更长。他一切都听师傅的。他没有理由不听师傅的，师傅手把手地教他烧锅炉，教他怎么看温度表，教他什么时候关炉门……父亲在那个晚上没有沾一滴酒。他不会喝酒。这也是师傅给他定的三十条规矩中的一条。
有一天，父亲的手与嘴合上了口琴。他是无师自通的。一个整天烧锅炉的锅炉工有一天吹出了许多优美的音符，这像是一个传奇。工厂里的人稀奇不已，尤其是那幢楼里的人们，他们时常带着孩子来听白德贵吹口琴。在夏夜，在虫鸣声里，在月光之下，他们坐在藤椅上、小马扎上，或者蹲在地上，他们瞪大眼睛。尽管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白德贵的身影，他们认为他出现在他们中间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们陶醉于这美妙的琴声。他们鼓掌。他们惊呼。但是琴声总有歇息的时候。后来，男人们脚踏一地烟头似睡非睡，女人们忘了该在房间里点上蚊香，孩子们嘴角流着涎水睡着了，头枕在他们父亲的膝盖上。父亲闭着眼睛，浑然不知，他完全沉浸在了口琴的吹奏之中。他的演奏显得笨拙，因为他的手指短小，看上去，好像他的手指是粘连在口琴上的。如果他一动不动的话，就像一座雕像。
母亲也没有想到父亲居然能把口琴吹得如此之美。她从一个商店出来时，恍惚不已，她为自己会买一把口琴而迷惑。那只是她的一个即兴念头。她当时好像听到了歌声，不知道是从哪儿飘过来的，也许是从河里，也许是从树丛里，抑或是在屋顶上。总之，歌声来得莫名其妙，有一些不正经。她的身体因此而颤抖了一下。她用手抚摸了脸，然后走向柜台，买了那把口琴。她将口琴握在手里的时候，体温快速上升。
她离开商店的那会，心神荡漾。母亲不知道父亲吹奏的是什么旋律，似曾熟悉却又有些陌生，好像父亲自创的。尽管如此，但一股心旷神怡还是扑面而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还有父亲沾着煤灰的手，简直无法把它们联系起来。在傍晚，她睁大眼睛，发现最为粗糙的手抚住了光滑透顶的口琴，她想到了锅炉房，那个地方总让她觉得害怕，好像随时都会爆炸，都会埋葬她。她一走近锅炉房，就变得战战兢兢，额头上的汗珠密密麻麻，心跳也变得不同寻常。她用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她发现自己忘带毛巾了。她对自己的这个失误有些不可原谅，就像她不可原谅自己为何会在这个锅炉房前一样。她讨厌锅炉房。在她的视线里，远处的一根进水管架在了空中，另一根管道则沿着河边蜿蜒向前。后来，这根输送热量的管道被改变了方向，从他们的宿舍楼前通过。她觉得两根管道和一间锅炉房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好像一张网。
奇怪的人，奇怪的旋律，还有奇怪的夜晚。这一切就像一个梦境。母亲始终怀疑自己是否存在于这个梦境之中，她或许就是一个局外人。那个喜宴的晚上，她像个木偶。她没有一个女伴，当她坐在桌边的时候，感到了许多目光无情地射了过来。尽管她保持着平静，可内心早就波涛起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身边的父亲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不知所措，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硬生生推进了一个成人交际圈。她现在听着琴声，感到不可思议。她的手反复地擦着系在腰上的围裙。她甚至忘了饭已烧焦，熊熊火苗把锅底烧穿了，有一个拇指大的洞。
一年四季，在饭后，或者在闲时，父亲吹着口琴。他自编了许多调子。当他吹奏时，人们像被一股魔力诱惑了，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竖耳倾听。男人在这个时候会不失时机地点上一支烟，让青烟扭得麻花一般，或者吹出一个个浑圆的烟圈，让它们徐徐上升。女人训骂孩子的声音消失了，孩子们趁机像泥鳅一样溜走。他们的委屈早已不翼而飞，他们充满期望地冥想那个窗口。琴声从那个窗口飘出来，掉下来。父亲吹着，吹出了美好的生活；父亲吹着，吹出了对母亲的一腔深情；父亲吹着，吹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在他们婚后的一段日子里，母亲像所有天下的妻子一样，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听着父亲的口琴声，然后满足地睡去。
父亲的吹奏像是一处不会消失的古迹，以至多年后的白丽重新站在那块空地上，还能听到许多人的赞叹，他们说：“他吹得太好听了，简直跟仙乐一样。”尽管那些人后来有的离开了人世，但她却仿佛看到了他们，在空地的某处占据着一个位置。生者和死者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别，生者在世界上像死者一样，而死者却在另一个地方像生者一样。她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命运永远就在某个角落站着，等待着她的臣服。她有一阵子特别相信命运，买了一堆关于阐述命运的书，什么根据掌纹揭示命运，根据脸型测算命运，关于生辰八字决定命运……她发现她的命运总是起伏不定，好像波涛中的一条船。她又看了佛学、哲学类的书，发现命运越来越无法测算。她后来发现，如果她相信这些书，那么她没有必要活着，还不如去死。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她时常认为活着是一件无聊的事，至少有三次她想死，但是最后都没有死成，干脆说她根本就不想死。她有时候觉得自己无耻透顶，想着死，却不去死。
她抚摸着这些闪烁耀眼光泽的口琴，掉下了泪。她把这些口琴全买来了，一共有八把。她关了灯，房间变得黑暗，口琴在微微发亮，隐隐约约有响声，像是在轻声说话。她喜欢在这样的夜晚回忆一些以前的时光。她仿佛听到了小胖的呐喊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小胖跳楼前的半个月。
赵眉毛越来越虚弱了，后来她干脆做起了另一项事业。她称之为事业。那就是开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小胖父亲与那个女人见面的那天是个雨天。细雨绵绵，像雾也像网，将四周笼罩了。她记得小胖坐在楼道口，一脸寂寞地看着雨。他张大嘴，吸着空气也吸着雨丝。她走上楼去的时候，个子长高了许多的小胖站了起来，他可怜巴巴地说：“我活不长了。”她以为小胖又挨揍了。因为她不止一次听说小胖这阵子像发了疯似的，他们父子俩成了仇人。小胖父亲曾经站在楼下破口大骂，那样子，就像一个泼妇。而小胖就趴在窗口跟楼下的父亲对骂。他们情绪激动地骂着，手指着对方，如果他们手里有枪，早就开枪了。只是人们不明白小胖父亲为什么不上楼去，把门关了。不仅仅是骂，就是打，别人也不好插手。眼前更像是一场表演，而观众就是楼里的人们。他们骂得精疲力竭，小胖父亲干脆坐在了地上，喘气。而窗台上的小胖，也是像狗一样吐着舌头。第二天，他们照常走在一起，勾肩搭背。仅仅过了几天，他们又表演了一次。这一次，他们是打。小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追他父亲，他们在楼下跑来跑去，直至小胖将手里的菜刀丢在地上，他们才都站着喘气。那把菜刀后来还是被小胖父亲捡了起来。他握着菜刀的样子不如小胖精神，小胖握着菜刀时，刀锋向前，一副所向披靡的样子，而他父亲握着菜刀，刀锋向后，明显是无精打采。
表演这个词是赵眉毛说的。她现在一副看透人间的样子，经常背着手在楼下踱步，好像在思考人类命运。她的婚姻介绍所没有生意，这很让她伤脑筋。她看了这两次表演之后，便将目光聚集在了小胖父亲身上。这个男人长得还算不错，国字脸，身材魁梧，以前是一车间的班长，现在则是另一家机械厂的仓库保管员。他虽然喜欢喝点儿小酒，但是下酒菜很简单，总是一碟花生米，从来没有买过猪耳朵。赵眉毛便上门去了。她的一番话勾起了小胖父亲的心事，她那天是拿着一碟猪耳朵上门的，估计让小胖父亲动心的还有这一碟猪耳朵。小胖父亲答应她，试一试。赵眉毛拍着胸脯表示，如果成功，她不收一分钱的中介费。
赵眉毛给小胖父亲介绍的女人是一个寡妇。他们在赵眉毛家，也就是完美婚姻介绍所内见了面。赵眉毛滔滔不绝地说着小胖父亲的故事。当然，很多内容都是她自己编造的，包括有一次一车间发生了一起事故，一名工人的手指被绞断了，是小胖父亲拿着这根断指赶到医院，交给了医生，医生说再差五分钟，这断指就接不上去了。另一件事则是关于锅炉房的白德贵的。她说有一次白德贵，也就是那个侏儒他突然昏倒在锅炉前，当时那锅炉的炉门开着，情况很危险，是小胖父亲在白德贵身上泼了一盆冷水，灭了这场就要闯祸的大火。寡妇听着，微笑着。她的左手始终搭在右手上，一动不动。小胖父亲终于发现了寡妇的秘密，她右手的食指好像是粗细不均的，也就是说，十有八九是断指接上去的。他有些沮丧。他死去的女人的双手可是健康的，漂亮的，虽然算不上细皮嫩肉，但却肉乎乎的，摸上去特别舒服。可眼前的寡妇的手却显得瘦，有点儿像鸡爪，更何况其中的一根手指并不健康。寡妇始终没有说自己的故事。赵眉毛对寡妇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基本情况，比如年龄、身高、工作单位，等等，那些生活的细部她并不清楚，基本上可以说一概不知。然而寡妇却喜欢上了小胖父亲。赵眉毛喜滋滋地将这个事跟小胖父亲说了，她说得唾沫横飞，嘴里的大蒜味儿令小胖父亲头昏脑涨。小胖父亲的一丝犹豫被赵眉毛给剔除了。他答应跟寡妇再见一次面。
这次见面地点换成了电影院。那个晚上，他们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寡妇村》。寡妇哭了。电影里寡妇的遭遇引起了她的共鸣。小胖父亲就喜欢上了寡妇。他们第三次见面的经历十分复杂，本来，小胖父亲计划是安排在自己家的。小胖这一关必须得过，他太了解小胖的性格了，他要是发起疯来，恐怕半夜三更会把他们俩都杀了。但是寡妇天生有洁癖，她的意思是去她家见面。小胖父亲去了寡妇家，他看到墙上挂着寡妇的男人遗像，他心里就开始慌张起来了，他不敢说话了，总觉得墙上的男人死死盯着他。寡妇的男人是个络腮胡子，那一脸的胡子简直就跟草原似的。小胖父亲打退堂鼓了。他逃跑了。全身虚弱的他站在楼下抽烟，他看到窗口的寡妇一脸忧郁。
赵眉毛给小胖父亲介绍的第二个女人是个姑娘，小胖父亲硬着头皮跟姑娘见面，他发现姑娘的脖子上有一块红色的斑点。起初他认为这是胎记。姑娘说话的语速极快，就像机关枪一样。她好像并不害羞。小胖父亲沉默无语地听着机关枪的扫射。赵眉毛提醒小胖父亲说，你必须表个态。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小胖家，姑娘依旧是机关枪似的，这令小胖父亲感到不快。他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而不是一把机关枪。他们下楼的时候遇到了小胖，小胖仇恨地瞪着他们。小胖父亲战战兢兢地说：“这是赵阿姨。”姑娘不乐意了，她大声道：“我不是什么阿姨。”那个晚上，小胖饭不吃、话没说地坐在房间里。他手里捧着母亲的遗像。小胖父亲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父子俩将会变得水火不容。在小胖父亲跟姑娘第三次见面的前一天，小胖抱着母亲的遗像跳楼了。他在跳楼之前，做了一件事。他在家里的墙上写满了“我恨你”。小胖死后，小胖父亲就把赵眉毛的完美婚姻介绍所砸了。
那个闹哄哄的晚上。父亲第一次与母亲争吵。母亲刚刚从外面回来，脸上还荡漾着兴奋的红色，她在狭小的房子里来回走动，手臂挥动，似乎她是站在一个大厅之中准备演讲。她挥舞了一阵后终于去了卧室。父亲那天喝了酒。那天应该是他们的相识纪念日。事隔十多个年头父亲还清楚记着。从来不喝酒的父亲在那个晚上像一个快乐的孩子，红通通的脸，一桌子菜却都已凉了。
他们在卧室里争吵起来。母亲对着梳妆台梳理头发，擦去残缺的口红，没有理会父亲，她说：“不要来烦我。”
那是一场灾难性的争吵，一些家具都落得支离破碎的下场，它们碎在地上。它们全是母亲打碎的，母亲像是要彻底毁灭这个家。灯也灭了，日光灯管落在地上发出了巨大的爆破声，散布着寒冷的气息。父亲在那个晚上打了母亲。他是跳起来打的。他的身体在空中的那一刹那，他其实后悔了，但是他的手掌还是脱离了他的身体。当他收回火一样烫的手时，他的脸是极其痛苦的，像纸一样白。酒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母亲在一阵不相信与惊愕后像只发疯的母老虎，尖叫一声扑倒父亲，又撕又咬。父亲像个木头人。母亲一边撕扯父亲的衣裳，一边骂道：“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年幼的白丽捂住了耳朵。她什么也不想听。
母亲满足地站起来，重新手舞足蹈一番。可怜的父亲还躺在地上，鲜血从他的额头流淌下来，迷糊了他的眼睛。母亲像是一个彻底的破坏者，她得意洋洋，仿佛捉住了父亲的要害——放在木柜子上的口琴。她似乎已经遗忘了口琴的来历，似乎已经遗忘了她曾经被口琴迷得烧坏了一口又一口铁锅，她什么都不在乎了，她很得意地把它抛给了夜空。那个晚上天上几乎不见一颗星星。那把口琴在划向夜空时有一道耀眼的光，像一颗流星。从此，那把口琴消失了。父亲在那个晚上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直至天亮。也就是那场争吵后一年，也是那个日子，父亲成了一只红虾。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因果。那一年中，父亲苍老异常，是灵魂飘散的一年。
她疲倦了。
那个声音又一次渐渐远去，依稀听到的正是它越来越轻微的足音。“你是谁？”现在只剩下自己问自己了。没有人会来拷问她。当没有人拷问她时，她觉得她已经失去了自己。所以，她得时常站在墙壁前，像等待黎明一样等待父亲的出现，然后又像审讯犯人一样让他拷问自己。父亲却越来越苍老了，他像个虚弱的人无法集中精神地面对这个逐渐让他陌生的世界。他的拷问显得失却了力量。她需要像刀一样锋利、像铁一样坚硬的拷问，切入肉中，痛彻骨底。父亲让她失望。父亲真是老了。一个人失去他的最爱后，能不老吗？父亲的锅炉都不见了；还有口琴，不知躺在哪个地方锈迹斑斑。他只能老了。
她从回忆中走了出来，发现墙壁上的父亲不见了。她叫唤着：“父亲，父亲。”父亲始终没有回应她。父亲那张脸出现的地方，现在只有烟与水在流动。它们也渐渐淡去了。像一只鸟飞离了巢，像一只成熟的苹果落地，像一颗子弹消失在响声之后。
要走的，终将会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