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始终难以被评判。在撰写这些“梅西讲座”的讲稿时，我深信它们会引起震惊。毕竟，我是在以一种公众相当不熟悉的方式描绘西方的这一状态。我认为，尽管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赫然在目，但法团主义一直风头不减，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还在继续。为什么这会令人震惊？因为法团主义不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法团主义藏身于统一着装、军事野心、独裁领袖和种族主义之下。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它理应于1945年与上述两个政权一起灰飞烟灭。
可以肯定，人们对这些演讲的反应显然是前所未见的。但这种反应不是震惊。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是承认。仿佛公众——不只是在加拿大，而且在许多其他民主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该论点，仅仅是在等待有人将它开列出来。我猜想，这正是一位作家所要提供的东西。一种识别服务，一面镜子。
现实是存在的。人类需要一面镜子以清楚地鉴别它。
在表面上，承认这一局面是相对困难的，因为我的写作是在大多数被委以重任的精英都自信满满的时期进行的。这些精英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专家解决之道的常规断言似乎相当不容置疑。人们对他们的功利态度抱有一种平静的肯定。
十年后，这种局面改变了吗？我可以想出两种可能的答案。
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的新信号，其参与类型可以赋予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以真实的生命，从而破坏法团主义。这是个让人们感到乐观的好理由。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法团主义本身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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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当纠正我的论点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或是把它说得更准确一些。十年前，在涉及法团主义时，与我们社会对其的普遍承认相伴随的是一些误解。许多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团主义——我正在谈论的这一种——仅涉及私有部门法人团体之权力。这并不令人吃惊。法团主义这一思想要么被忽视了50年，要么已经被降为政府、行业和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的谈判中的一个三角概念。
事实上，作为更广义的哲学概念的法团主义——作为文明的一种可替代模式的哲学概念——已经被人遗忘。我们的社会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简单直接地表述为种族主义和军事上的可憎之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年来都倾向于清除民粹主义与法团主义的结合，因为正是这种结合使它们走向了权力，并将它们留在了权力的宝座上。我们清除了它们诱人的承诺，即赋予我们的民主政体以一个现代、高效、复杂巧妙、强调技术专家治国的替代品。可是，这正是听众和读者在《无意识的文明》（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中本能地意识到的模式。它是一种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学习过的模式，但大多数人都正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验着它的元素。
他们——我们——正在经历些什么？显然，我当时不曾认为，现在也不认为，我们正不可避免地回归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像我们初次经历它时那样。可是，我们四周充斥着迅速增长的种族主义的信号，这其中包括反犹主义的重新抬头，以及一种强大到夺走了许多日常民主生活之勇气的法团主义。近至1996年，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一个致力于适当的常识的人——警告说，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卷土重来。[1]我们所知道的是，法团主义，连同附着在它身上的种种问题，正在我们的社会中越嵌越深，破坏着社会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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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法团主义如何证明自身？
它鼓励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社会。一个管理重于领导的社会。一个私利得到奖赏而伦理道德被边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成了一个狭隘的线性过程的组成部分，有违更广泛、更包容乃至横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智库——从大学到专家的世界——之三棱镜日益造就了我们社会内部的一种机能不良的知识和政治过程。我们不能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在智库间进行沟通。在一个淹没在沟通方式中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法沟通。部分的总和要小于我们所认为的总体。
足以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沟通上的无能却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假设：法团主义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必须借之以运行的方式。我们认为，人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事情就一定是必然之事。专业化和职业化被说成是负责任的决策声音，因为它们似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声音。同样，它们代表了对公民智慧和公民在设定社会方向中的作用这两者的指责。
个体公民还剩下什么可担当的角色？执拗的沉默和悲观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简明扼要地说，当今日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政体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与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于是，他的参与受到一种新型的阶层体系的限制。因为在所有的阶层体系中，关于你的位置的定义会自动缩窄你的责任。最显而易见的限制是，我们被劝说放弃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种令人快慰的免责。投身其中的公民要冒当众受辱的风险，要有一副厚脸皮，必须倾听别人的长篇大论，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的信念和事业迎合他人的信念和事业。这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公民参与会吞食你的时间。至于忠诚的法团主义者，他们则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留给工作、家庭和休闲活动。时常被误会为个人主义的自我放任是对那些放弃公民参与的人的奖赏。在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地方，我们被鼓励去接受法团主义所带来的较少麻烦的报偿。这是消费社会的嗜好，在这个社会中，对团体的忠诚得到激赏，而大声发表意见则是种使自己边缘化的方式。
我在讲稿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的社会中，民主政体是其软装饰。直至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正式结构似乎已渐渐丢失越来越多的公民认同。我们从普遍而持续的投票率缩水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的。我相信情况将会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类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组织）的人也致力于寻求正式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对于染指各种事实上的权力杠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权力杠杆可以使你参与到对世界的改变中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我时常所说的虚伪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是虚伪的？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一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之中，以致少有人将之鉴定为一种深刻的反民主运动。“虚伪的”这个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为什么说民粹主义的复兴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因相同。这种民粹主义涉及对权力的持续愤怒。这里的权力是我们无法将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来越被异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可发挥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的人。在不发怒时，这种人显得麻木不仁。陷于异化逻辑中的个体可能既是法团主义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其特殊团体忠诚不渝，同时又对整体结构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当代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高级主管、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或传统的被异化的蓝领工人。事实上，当代被异化的民粹主义者既有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也有可能属于社会中最穷困或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部分人。
这种双重的人格体系所带来的安慰使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看作民主政体的潜在敌人。法团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个由勤勤恳恳的职业无意识构成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层面。
不过，参与类似的公共运动——主要是非政府组织——的40岁以下的人的惊人数量是种信号，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法团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争辩说，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组织本身并未摆脱法团主义的诱惑。更多的情况是，它们被建构为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影子。这是它们的弱点。
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优势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脱离其在法团主义结构之外的相对疏离的位置，进入主流的、民主的公众生活。他们可以将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思考一并带进来。这是我们的民主复兴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与深深破坏了由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构成之现实的法团主义体系进行对峙的最大希望所在。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2005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