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兰州政区的调整兰州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不甘心灭亡的国民党特务和残余武装分子，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暗杀干部，破坏交通，发动武装叛乱，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旨在控制人民、防范革命的反动保甲制度尚未摧毁，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的任务量大、面宽，而且刻不容缓。经受了经济崩溃和战争创伤的兰州，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商铺关门，市场物价居高不下、商品奇缺，大量灾民、城市贫民生活没有着落，急待安置和救济。解放大军西进，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因此，接管政权、基层建政；剿匪肃特、稳定秩序；恢复生产、支援大军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8月28日开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自上而上按系统接管国民党省、市、区党、政、军机构和工矿企业，安置旧公职人员；采用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肃清反动残余武装、特务、匪徒；组织厂矿企业按原机构状态恢复生产，保护私营工商业；禁止国民党法币、金元券、银元券等流通，禁止银元交易，使用人民币，打击哄抬物价，稳定市场；严格保护文化、教育机关，组织中、小学校开学复课；救济贫民，安置就业，恢复社会秩序；筹粮筹款，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宁夏、新疆。到11月1日，“基本上完成了军管初期应当完成的各项任务”（见张宗逊主任《在兰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转入“组织人力物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彻底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平稳物价，巩固金融”，“加强文教工作，教育广大人民和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健全市区下层人民政权，整顿社会秩序”的阶段。11月7日，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保留名义，其工作分别移交甘肃行政公署和兰州市人民政府。
1949年10月中旬开始，全面摧毁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到年底，兰州市9区81保1132甲的旧基层政权全部废除，重新划设9个区、53个城市街政府（后来改为街道办事处）、685个行政组、28个农村乡政府、238个行政村。兰州市的基层人民政权基本建立起来。12月28日，召开兰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成立兰州市生产建设委员会，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1950年6月开始到1953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和中共甘肃省委的部署，开展了持续三年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反运动中，经过广泛宣传、动员，运用群众揭发、公安侦查、军事清剿等手段，仅在第一阶段（1950年6月至1951年3月）就宣判13批，212名反革命首恶分子死刑。运动的第二阶段（1951年3月至6月），大规模发动群众参加镇反，取缔反动会兰州市人民政府印章道门组织，惩办首恶，到1951年6月，全市城乡42773人退出一贯道和无极道，摧毁了这两个反动会道门组织。运动的第三阶段（1951年6月至1952年11月），在全市机关、团体、学校清理中层、内部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加强防奸内保工作；组织清理积案，分别以判刑、交劳动改造、经教育释放、转外地处置等办法处理，突出了打击重点；把镇反与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相结合，打击封建恶霸势力，惩办了一批城市厂矿的恶霸头子和农村的恶霸地主，全市共处决民愤极大的恶霸18人；配合宗教“三自革新”，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开展肃毒斗争，全市发现制、贩、运、藏毒品者4080人，分别予以处置，而对众多吸毒者采取强制性戒毒措施；取缔妓院，打击卖淫嫖娼。镇反运动的最后阶段是搜捕、打击漏网分子，进行镇反复查判定。三年的镇反运动，肃清了特、匪、党、道、霸五个方面的敌对骨干势力，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群众，大大净化了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同时，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对兰州政区做了多次调整。其中，大的调整有八兰州市行政区划变更布告次。
第一次是在1952年至1953年。当时各项社会改革已陆续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兰州市又是国家在西北的首批重点先建城市。为适应这一形势，1952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扩大兰州市区，将皋兰县的安宁区、西固区、果园区、阿干区等区所辖26个乡的全部地方和7个乡的部分地方划归兰州市管辖。后又将皋兰县湟惠区的2个村划归兰州市。兰州市的面积扩大为450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调整扩大兰州市区。扩大后的兰州市划分为第一至第八区。
第二次是在1955年至1956年。1955年9月6日，兰州市人民委员会调整兰州市区划，并报请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第一区、第二区合并更名为城关区，第三区改为东岗区，第四区改为七里河区，第五区改为西固区，第六区改为盐场区，第七区改为安宁区，第八区改为阿干区。同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划归兰州市的新城区东坡等4乡、湟惠区的河口等2乡合并设立为河口区。兰州市辖八个区。第二年，河口区并入西固区，以适应西固工业建设的要求。
第三次是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兰州市及皋兰、永登、榆中三县纷纷开始合并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办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基层政权机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8月17日，兰州市最早的两个人民公社成立：安宁区先锋人民公社和东岗区雁滩人民公社。到月底，全市9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建为13个人民公社，全市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农村乡、镇不复存在。后在城关、西固先后也组建了3个城市人民公社。同年12月2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省属的皋兰县，其地分别划归秦王川地区、兰州市和白银市。同时，鉴于永登县矿产资源丰富，工业也有了相当规模，且东邻兰州市，遂将原属定西地区的永登县改为兰州市永登区。兰州市面积第三次大幅扩大。
第四次是在1961年。这一年正处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要求，调整行政区划：4月27日以原属永登的4个公社设立兰州市红古区；12月3日，将东岗区（1958年将盐场区并入）与城关区合并为城关区；将阿干区与七里河区合并为七里河区；12月15日，撤销永登区，改为永登县，仍隶属于兰州市；恢复皋兰县隶属于白银市。兰州市辖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和永登县。
第五次是1963年。10月23日，国务院决定撤销白银市，原白银所辖皋兰县等划归定西；原白银市的市郊区设为白银区，划归兰市；原兰州市的永登县划归武威专区；兰州市红古区的一部分地方划归永登县。兰州市辖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白银六区。
1963年以后的7年时间里，兰州市的政区有小的调整，但无大的变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革命造反派”全面“夺权”，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三支”“两军”工作的形势下，各级原有党（市委、县区委）政（市、县区人民委员会）机构不复存在，纷纷被新成立的领导干部、军队代表、群众组织负责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967年10月14日，州市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市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3月8日，兰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县（区）、部门、街道、公社、生产大队、厂矿、学校甚至剧团、影剧院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期间的1968年4月28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兰市城关区更名为兰州市东风区（1973年8月恢复为城关区）。
第六次是在1970年。为了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3月25日，国务院决定将毗邻兰州市的武威专区永登县、定西专区皋兰县和榆中县划归兰州市管辖，正式实行市管县体制。兰州市的政区范围第四次大幅扩大。此时，兰州政区范围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三县六区总面积14410.5平方公里。
第七次是在1980年至1984年。1980年2月，兰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兰州市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兰州市人民政府。此后，市属三县六区先后恢复人民政府建制。1982年春开始人民公社改乡（镇）试点。至1983年6月，全市农村（不含白银区等）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改建为乡镇，并成立乡、镇人民政府，原公社所属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改为农业合作社，实行乡、村、社三级管理。至1984年底前，对乡镇设置又作了局部调整。
第八次是在1985年。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设立白银市，为甘肃省辖地级市。兰州市的白银区全部，皋兰县强湾、武川、水川三个乡划归白银市。兰州市辖三县五区，总面积为13085.6平方公里。
此后，兰州市及所辖县区一级的政区再未调整。各县、区所辖镇、街道、乡或有新设，或有改设，或有撤并。到2005年底，兰州市三县五区共设34个镇、51个街道办事处、27个乡。
“三大改造”和兰州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兰州刚解放时，主要工业企业仅有16家，工业总产值为1547万元（其中市属为1004万元）。产业工人331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66%。全市城镇人口19.97万人，包括皋兰、榆中、永登县在内的总人口为72.71万人。当时兰州的农业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国民党统治者为发动内战大量征兵征粮，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陷入崩溃。主要粮食产量小麦仅为每亩46公斤，广大农民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悲惨境地。商铺仅有2019户，且呈畸形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华路（今张掖路）、中正路（今酒泉路）、益民路和南关正街（今庆阳路）一带，其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兰州经济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兰州是当时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兰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就是在这样一个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基础上，经过了50多年的不懈奋斗，把兰州建设成了黄河上游最大的工业和商贸中心城市，实现了兰州区域经济史无前例的两次腾飞。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经济的恢复兰州解放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辖的交通、邮电、文化、教育、新闻、卫生、农牧、水利及官僚资本家所办工矿企业等共150余个单位。官僚资本家企业全部没收，改为国营企业；既有民族资本家，又有官僚资本家投资的企业，保留私股，接收官股，改为公私合营企业；对所有私营工商业一律实行保护和扶持发展的政策。这些企业在短期内相继恢复生产和营业。随即于1950年6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然后是在工矿企业开展城市民主改革，改造旧的企业领导机构，废除种种压迫工人的搜身制、把头制、包工制等管理制度，肃清企业的封建残余势力，消除职工队伍的内部对立，使企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迅速提高。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又实行企业生产改革，重点是建立和实行企业经济核算制度，废除落后生产方法，采用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兰州市的企业民主改革从1951年10月开始，至12月胜利结束。
1951年12月，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进入高潮阶段的1952年2月2日，又开展了惩治反动资本家犯罪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至1952年7月5日基本结束，“三反”运动至9月27日结束。“三反”运动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惩治了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五反”运动则打败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使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走上了健康、有序的轨道。1952年冬，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又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包括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营工商业者获得合理利润等。
经过城市民主改革、“三反”和“五反”运动、对工商业的两次调整，兰州的工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1952年，全市工业企业总数达到66个，工业总产值达到5666万元（其中市属3449万元），比1949年增长243.5%。主要工业产品的年量均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份。
农业经济的恢复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发动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50年3月15日，兰州市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兰州市农民协会委员会，组织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解决粮食、籽种、肥料、生产工具等困难。同时投入1021多万元人民币，以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农民大规模整修湟惠渠，同时整修水车、水刮子等设施，扩大其灌溉面积。当时在兰州郊区，地主富农人均占有土地8.8亩，而且多为良田，而其他农民人均占有土地仅1.9亩，其中贫农、雇农没有土地，只能租种地主土地，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
少数恶霸地主解放后仍然作威作福，甚至与人民政府对抗。1951年1月至6月，在农村开展减租反霸斗争，揭发恶霸地主的罪恶，处理农民之间的债务纠纷，实行减租减息，对1949年8月至1950年的全部租债减去25%（当时称“二五减租”）。通过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迫使地主退出了农民的部分劳动果实，解决贫雇农无粮食、无籽种的困难，打击不法地主的嚣张气焰。经过充分准备，从1951年9月开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兰州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和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了以市长吴鸿宾为主任的兰州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制定了《兰州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分层举办土改干部训练班、社会人士土改学习班，组织244人的土改工作队，深入郊区各乡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大体按照“（一）宣布政策，发动群众；（二）划分阶级成分，开展说理斗争；（三）没收和征收土地、房屋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分配斗争果实；（四）全面复查，解决遗留问题，巩固土改成果”四个步骤进行。其中，前三个步骤至1952年1月完成，第四个步骤至1953年4月结束。经过土改，全部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其中贫农、雇农、下中农成为农村的领导阶级。共没收和征收土地15112.8亩，房屋1529间，宅基地109.3亩，耕畜132头，农具9780件，粮食965.8市石，烟叶7557市斤，其他生活、生产物资17758件，分配给了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和其他贫困农户，复查中又分配、处理了剩余果实，实现了两千多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皋兰、榆中、永登三县也在同一时期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势力，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和它所依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市（含今兰州市三县五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4.6%，耕地总播种面积增长13.4%，粮食总产量增长32.8%，小麦亩产提高到116市斤，其他如油料、蔬菜、家畜都有大幅增长。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自愿组织互助组、变工组、合作组等，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化开了先河。
商业贸易的恢复除了开展城市民主改革，“三反”和“五反”运动、工商业两次调整外，重点进行了建立国营商业和扶持、发展合作商业，引导私营商业合法经营，稳定物价的斗争。解放后接管了国民党在兰州的甘肃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改组成立了西北贸易公司甘肃省公司，在兰州市成立了隶属省公司的兰州贸易公司。1951年初，又成立了百货、花纱布等17家专业贸易公司。这些国营贸易机构发挥在商业领域的领导作用，调控市场物价，组织城乡贸易活动。加上党和政府实行的合理价格政策，很快使物价稳定下来。国营和合作商业很快发展，私营商业的正当经营在政府的扶持鼓励下也逐渐活跃起来。到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0765万元，比1950年增长103%。在全市商品流转总额中，1953年的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所占比重分别达到48.53%、4.48%、1.67%，此三项的总和大大超过了私营商业的比重，为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和组织大规模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和市场环境。
交通邮电的恢复解放后，经过接收、改造，官僚资本所办汽车运输、铁路工程机构和器材、邮政、电信，成为国营单位。1951年10月，在私营搬运业（包括木筏、装卸、交通马车、货运、大车、小车和人力车）进行民主改革试点，镇压封建把头势力，改革经营机构与管理方式，健全管理制度。到1952年，兰州市运输部门汽车、畜力车、货运人力车拥有量和公路货运量都比1949年有大幅度增长。邮电部门的邮政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收入分别比1949年增长90.4%和32.1%。1950年4月，国家投资开工建设天兰铁路，全长354公里。7万多名解放军官兵、数千名铁路职工、5万多名沿线农民工在复杂、恶劣的地质、环境条件下，艰苦奋斗，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路基工程。1952年8月铺轨到兰州站。10月1日，兰州市10万多人集会，庆祝3周年国庆和天兰铁路通车，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
“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天兰铁路修通，极大地改善了兰州与东部的经济联系；市区线路改在南山脚下，为后来兰城市建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用地条件，为兰州带状城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统一财政经济。1950年天兰铁路通车典礼3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全国物资调度。（见李宗植、张润君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兰州市，主要进行了经济计划管理的统一，并由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编制了《兰市1951年—1958年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1950年8月），并对财政统收统支、工资体制作了集中、统一的工作。兰州市的经济工作从此纳入全国经济计划体系。所以有学者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新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体制开始从分散、分权逐步趋向统一、集中”（见《兰州市志》第30卷《计划管理志》终审稿）。
“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从1953年开始，兰州和全国一样，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其标志就是顺利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第一次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转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全建立。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市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于1950年，完成于1956年。在当时的榆中、皋兰、永登三县，这一过程或开始较早，但都大体在同一时间完成。
1950年3月15日，中共兰州市委在兰州市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在自愿原则下生产互助、互助变工，解决粮食、籽种、饲料和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兰州农村在全省新解放区首先走上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变工互助。兰州市第七区的李静堂、王树存、韩世昌三个互助组当年实现平均亩产307市斤，显示了互助组的优越性。1950年3月7日，兰州市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总结了农业互助经验，推动了全市农业互助合作。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互助组成为全市农业生产合作的主要形式，受到多数农民的欢迎，其中，稳定、常年的互助组及其生产效益受到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注。
1953年秋，市委派出干部在常年互助组基础好的地区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12月，全市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先锋农业合作社在今安宁区十里店诞生（仅指当时的兰州市郊区。按今兰州市政区范围说，第一个初级社为当年3月17日成立的皋兰县魏兴祥农业生产合作社）。先锋社成立后的1954年，蔬菜平均亩产3000市斤，粮食平均亩产252.6市斤，比当年的互助组和单干农民所经营的亩产高20%至30%，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市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到1955年底，全市成立21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3.8%。兰州市与全国一样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全国各地176篇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章，并为其中包括今兰州市皋兰县等地的104篇写了按语。1955年8月，毛泽东主席将原题为《皋兰县委关于大力全面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计划》的文章改名为《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加上按语收入书中。毛泽东的按语极大地鼓舞了皋兰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当年12月18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皋兰县庄子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兰州第一个高级农业社，“一跃成为甘肃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典型，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榜样”，甘肃“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及新编《皋兰县志》第175页至178页）。由此开始，由初级社合并改建为高级社的高潮急速掀起。至1956年元月，今三县五区共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118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3%，兰州市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年后，高级社又合并改组为“人民公社”）。农村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体所有制在土改后不到三年即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地主、富农作为阶级被彻底消灭。党史研究者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后开展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既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又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城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初，兰州有个体手工业者1687户，从业人员3627人。到1952年，个体手工业者达到3181户，从业人员6390人。但手工业摊子小，技术差，生产水平低，旧的经营作风和封建陋规也十分普遍，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急待整顿和改造。1950年10月，成立兰州市工商工作团，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要求，整顿个体手工业。淘汰不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箱板、榻板、土磨加工、铜锡制品、家庭纺织、迷信品等行业，发展铁器、木器、修配、镔铁、服装等行业，新建打字机修理、文体用品、针织等行业。人民群众和各个行业急需的办公家具、劳保产品、帐篷、化验瓶、雨伞、雨衣、皮鞋、印花、民族服装等产品先后投入市场。1950年春，试办了解放后第一批集体经济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5月，成立兰州市手工业合作总社，主管和领导全市供销、消费、生产合作社的业务。
1951年9月，成立兰州市手工业整改工作组，在手工业行业中进行民主改革，解散了16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整改、巩固和发展了6个合作社。1954年初，成立手工业改造工作组，展开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种形式是组建手工业生产小组，使之与供销合作社、国营公司建立产销关系；第二种形式是组建生产供销社，统一采购原料、推销成品，并建立生产管理制度；第三种形式是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改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1956年初，兰州市的手工业者互相串连，申请组建新的生产合作社。到9月份，全市建成手工业生产组、手工业合作社142个，入社（组）人数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8.7%，兰州市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从个体所有、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所有、集体劳动，纳入集中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手工业企业。1958年以后，这些企业陆续成为地方国营工厂或集体所有制工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解放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全部没收，并改造为国营企业；对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合股企业，没收官僚资本部分，与民族资本部分进行公私合营，但这还不是公有性质的；对所有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专卖、经销等方式加以利用，使之为人民政权领导下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服务，同时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则加以淘汰和限制。此后，经过控制金融、稳定物价，特别是开展城市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两次工商业调整，再加上自1953年以后的粮、油、棉、布的统购统销，全市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国营工商业实力增强，部分私营商业企业退出了被统购统销的行业，一些私营工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企业，利润按照国家所得税30%，企业公积金10%~30%，企业奖励金5%~15%，资本家股息红利25%进行分配，当时称为“四马分肥”）。形势的发展，为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2月12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会议，确定了甘肃省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步骤。同月，中共兰州市委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改造的途径就是按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对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定私股股额（即定股），按所定股额自1956年元旦起发给股东以固定息率的股息，一般为年息5%（即定息），对私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依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作出人事安排，并支付高薪。支付定息初定为7年，后增加3年，至1966年停止。市委组织数百名干部深入工商企业开展改造工作，同时举行5000人参加的报告会五次，号召私营工商业者满怀信心地自觉迎接改造。市青年团、市妇联配合改造工作，通过报告会、讨论会、座谈会、家庭会等形式，做私营工商业主、家属的工作，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动员私营工商业主主动接受改造。1956年元月16日，兰州市棉布、百货两行业率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他十数个行业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到月底，全市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兰州在省内首先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等大城市同一批完成对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企业通过赎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资本家阶级随之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剥削阶级实际上被消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被称为“我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而载入史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实际上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自上而下逐步形成的。1950年3月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财政收支、现金管理、物资调度的全国统一。1951年春开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3年开始执行。1954年，粮食、食油、棉布、棉花先后实行统购统销。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形成。在兰州，1954年6月7日成立市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兰州市的“一五”计划。市计委对原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编制的五年计划进行全面修正，并采取边实施、边补充、边修改的办法，于1956年8月确定了《兰州市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农林水畜、工业、交通运输、国内贸易、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六个方面作出计划安排，另外单独编制了城市公用事业、基本建设两个计划。“一五”
计划和两个单独计划分别上报省上批准后执行。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编制，采取自上而下颁发计划控制数字，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和呈报计划草案，又自上而下逐级批准计划。市计委的成立和“一五”
计划的编制，标志着兰州市的经济建设与管理完全纳入了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在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实行国民经济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史的必然。兰州区域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
兰州经济的第一次腾飞从1953年开始，兰州作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和国家重工业基地，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经过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兰州区域的经济面貌，兰州成为全国12个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和黄河上游最大的工业科学文化中心城市，实现了兰州经济的第一次腾飞！
“一五”时期（1953年至1957年），国家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6项设在兰州建设，其中包括兰州炼油厂、西固热电厂、兰州肥料厂、兰州橡胶厂、石油机械厂、炼油与化工设备厂。同时，国家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中的兰州自来水厂、兰州通用机器厂、东岗钢厂、新兰仪表厂、长风机器厂、万里机电厂、永登水泥厂、甘肃矿务局（阿干煤矿）、兰州铁路枢纽工程也开工建设。配合国家大工业建设，省上和市里还组织建设建筑材料、汽车修配、面粉加工、木器生产、玻璃搪瓷、造纸、皮件、服装、纺织等300多家地方工业企业。“一五”时期的兰州成为亘古未有的沸腾的建设工地，五年间兰州动工建设的项目多达357个。“一五”计划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到1957年，兰州的工业企业达到449家，工业总产值达到22214万元，占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68.2%。兰州已由解放前的消费型城市变为一个以石油、化工、机械、电力为主的现代化重工业城市。“一五”时期的兰州商贸、农业、交通、邮电也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161万元。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兰州市人口首次跨越百万大关，城市人口突破50万。由于现代工业的沿河分布，兰州市区向西扩展到了西柳沟，向东扩展到了东岗镇。沿黄河带状扩展的黄河之都初具规模，现代工业文明之花盛开于黄河两岸，极大地丰富了兰州黄河文化的内涵。
“二五”时期（1958年至1962年），兰州经济在曲折中继续快速发展。“一五”时期兴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先后建成投产，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58年建成投产的兰州炼油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油炼制企业，在中国第一个采用高级石油产品生产技术，生产出高标准、高等级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石油产品，使国家摆脱了进口油品断绝的严重困难。同年建成投产的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学工业综合性企业，在我国第一个生产出合成橡胶、合成塑料、合成纤维，使中国石油加工技术跃居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因为“兰炼”“兰化”是新中国首批建成的石油化工特大企业，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兰州市西固区聚集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及其配套工业企业，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座石油化学工业城”。兰州因“兰炼”“化”而闻名全国。兰炼、兰化与玉门石油矿区建设共同构成当时甘肃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和全国石油化工的首要基地。
“二五”期间在兰州还配套建设了兰州铝厂、兰州钢厂、兰机床厂、兰州柴油机厂、五○四厂、四七一厂、兰州东方红电表厂、兰州制桶厂、兰州电机厂、窑街矿务局等大中型工业企业。1961年建成发电的盐锅峡水电站被誉为“黄河上的第一颗明珠”，成为兰工业的主要电力来源，有力地支持着兰州经济的发展。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口号下，兰州市和所属各区、公社、街道创办了2000多家小工业企业。
“二五”计划经历了“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两个阶段。
1958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中，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市37万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炼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极左、冒进的做法，加剧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按照中共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兰州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关、停、并、转工业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大幅度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放开搞活轻工业和农副产品市场，取得了显著成效。
1963年至1965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兰州市国内生产总值有史以来第一次跨过10亿元大关，达到100079万元。
工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超过了80%。在国家计划下兴建的石油、化工、机械、电力、冶金、纺织等中央和省属工业企业成为兰州经济的支柱。兰州已建成全国有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国家重工业基地。
“三五”（1966年至1970年）和“四五”（1971年至1975年）时期，兰州的经济建设同样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兰州也成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一批工业企业迁建于兰州，改变了州的工业结构，进一步增强了兰州的经济实力。兰州的工业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0年末，兰州的工业企业达到771户，工业总产值达到30.3亿多元；1975年末，工业企业增加到824户，工业总产值增长到38.4亿多元。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建设，在兰州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机械、电力、冶金为支柱，纺织、煤炭、建材、制药等相配套，产业结构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兰州已成为全国12个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兰州生产的浓硝酸占全国产量的70%，合成橡胶占38%以上，硅铁25%以上，石墨化电极、电极糊等占三分之一，一般交流发电机占40%，石油钻机占70%以上。
毛呢、毛毯、骨胶、中成药行销全国。
“三五”和“四五”时期，由于长期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广大干部群众顶着压力，持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有所改善。大规模地举行兴修“三田”（梯田、条田、砂田）大会战，增加机耕和灌溉面积。榆中县三角城电力提灌工程、皋兰县大砂沟电力提灌工程、皋兰县西岔电力提灌工程、永登县秦王川水利工程列为国家抗旱投资的重点工程先后开工修建，使全市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增加。同时，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也增加了农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97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3029.14万元，1975年增长到13460.18万元。
在兰州市工业、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交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使兰州成为西北地区交通枢纽，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从1952年开始，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先后修建了横贯西北的兰新铁路（兰州至乌鲁木齐）、包兰铁路（包头至兰州）、兰青铁路（兰至西宁、格尔木）；维修、改建、新建国家干线公路11条，其中6条在兰州交汇；1968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修建兰州中川机场，后经多次改、扩建，可起降“波音757”等大型飞机。兰州形成西北交通枢纽，成为兰州经济腾飞的重要优势条件。
“四五”期间的1972年，兰州市总人口突破200万，达到2063697人；城市人口突破100万，达到1011945人，兰州成为中国当时18个特大城市之一。1974年，兰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亿元大关，达到208439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063元。从1953年到1975年的兰州经济第一次腾飞，从根本上改变了兰州解放前的经济面貌，为以后兰州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和兰州经济的第二次腾飞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开始，兰州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兰州经济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第二次腾飞。
经济体制改革兰州经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第一次腾飞。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日益显现，加上“左”的思想指导，已成为束缚兰州经济新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的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单项到综合、由浅层到纵深在全市展开，从1978年到2005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农村改革全面铺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1978年11月，地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贫困县榆中、皋兰、永登的一些生产队开始试行包活到组、包产到组等形式的责任制，次年秋获得很好的经济成效。中共兰州市委总结了他们的成功做法，按照省委的要求，于1979年11月5日作出决定：扶持社员个人发展家庭副业；允许边远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农户实行包山到户，垦荒、种粮种草；经济作物地区的社队享有10%的播种计划、农产品销售的机动权和处置权；粮食地区的社队在完成定购计划后，蔬菜、瓜果可以在农贸市场销售。这个有限度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决定成为市委领导兰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决策之一。1980年7月，市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指示和省委两次座谈会精神，要求因地制宜地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从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在全市农村发展起来。这一管理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平均分配的“一大二公”的管理与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应新的经济体制，从1982年起在西固区试点的基础上，实行撤社建乡（镇）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紧接着，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乡镇企业、放开城乡集市贸易、加大农贷扶贫力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合。到1984年，全市99.17%的生产队（4223个）、99.13%的农户（23.18万户）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了富余劳动力，也有的农民因疾病等原因不能直接从事种植业生产劳动。西固区陈坪公社农民高学兰自1978年起开始家庭养鸡，规模逐年扩大，收益不断增加，得到市、区委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的《甘肃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向全省和全国做了介绍。1981年的中共中央13号文件充分肯定了西固区发展养殖专业户的经验和做法。于是，全市农村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等各种专业户很快发展起来，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则被吸纳到了乡镇企业工作。1983年2月，中共兰州市委在西固区召开农村体制改革工作现场会，深入总结了西固区农村体制改革和撤社建乡的经验，推动了全市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农村改革的突破和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推动力和有益借鉴。但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得多。一是1980年全市数千家各类企业（其中工业企业888家）分属于中央部委、省、市、县区，行政隶属关系十分复杂；二是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在亏损中维持，其中工业企业中兰州市属的有101家亏损，亏损面达到37.62%；三是所有的企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当时兰州市一级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不含农林）就有14个之多，而间接或部分管理经济的部门还有六七个。经济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使企业完全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因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按不同隶属关系分头进行，并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当时称“扩权让利”）。1979年9月，兰化公司、兰州电机厂、兰州第三毛纺厂、永登水泥厂等35家国有企业被确定为甘肃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开始进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实行利润分成制度等方面的改革。1980年春，兰州市开始在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业进行“独立核算、利润包干、超额留用”的扩权试点。为了与工交商贸企业的扩权改革相配套，先后进行了政府部门计划、财税、物价等管理制度的初步改革、第一步利改税。1983年初，兰州市放开了城乡集贸市场。
第二阶段（1984年到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1984年6月，中共兰州市委批准成立了兰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8月，兰州市被确定为甘肃省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同月，市委发出《关于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州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据此全面展开。
首先，把搞活国有企业、增强企业活力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断深化企业改革。1984年4月，兰州钢厂、兰州柴油机厂、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工业品贸易中心、兰州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等10家工商企业被省上确定为改革试点单位，省上从八个方面给予放权，并要求这些试点单位不失时机地全面推进企业干部人事、工资分配方面的配套改革。兰州市则根据市属企业94.5%的是小型企业的实际，实行“小型突破、推动联合”。在此基础上，自1987年起，推行企业租赁经营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从而把企业的改革由放权让利逐步引向建立和完善经营责任制。1991年8月，选择兰建筑机械总厂等13家企业进一步进行“放开经营、配套改革”的试点。
其次，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建设。从1984年开始，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办法，搞活大中型商业企业，放开小型企业，使国有商业企业一律改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将市属的五金、百货、糖烟酒、蔬菜、饮食服务业在三县和红古区的企业财务权一律下放到所在县区管理。商业企业内部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同时推行商业企业的联营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供销、粮食系统实行议购议销、随行就市。在此基础上，1991年开始，在44户国有、集体和合作性质的商业企业（统称国合商业）实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的改革试点，试点成功后进一步扩大了“四放开”的范围。在市场建设方面，1984年开始，组建了兰州工业品贸易中心、兰州副食品贸易中心、兰州物资贸易中心、兰州钢材市场等。
再次，与企业改革相配套，全面推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减少计划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改革物资分配和商品、外贸计划，放宽审批权限。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打破过去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先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8年开始，实行解额递增包干的管理体制。在税制改革方面，1983年6月，对国营的工业、交通、商贸、建工、建材、物资、文化等行业172户盈利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的利润上缴基本上转变为以固定的税收形式上缴；1984年10月，全市480户国营工交、城市公用、物资供销、建筑施工、商业、供销社、文化等行业的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1985年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分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并着手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和计划资金管理体制；1987年元月成立由人民银行管理的兰州市同城票据交换中心和资金结算中心；2月，兰州市被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全国27个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加大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价格体系改革方面，主要是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展开价格改革。在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放开除国家定购的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价格；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放开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7种工业品价格和670种（类）三类日用工业小商品价格；工业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既有国家定价，也有市场价格；适当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国家定购价格。1989年以后，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
通过上述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体系改革，改变了过去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僵化价格体系，调动了工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很快丰富了市场供应。过去靠计划供应而实行的的票、证、券等逐渐丧失作用，从1985年起至1993年陆续退出流通领域。
在这一时期，省委、省政府采纳中央领导领导同志的建议，于1988年作出决定，利用宁卧庄一带科研机构集中、大专院校密集的有利条件，仿北京中关村，建立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年，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27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区之一。经过短短几年的高速度建设，开发区兴办和入驻企业500多家，开发新技术500多项，研制新产品300多种，形成了精细工、生物技术、新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成为兰州经济第二次腾飞的重要“助推器”。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配套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和以解决养老和失业两大问题为突破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同时，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人事、劳动、文化、卫生、体育等各行业、各方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也都相应展开。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农村体制改革则向纵深发展，与逐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农村体制改革在三个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一是县区综合体制改革不断深化。1984年、1986年，市委、市政府先后两次作出县区扩权和改革的规定，推动县区加快综合改革步伐，加快城乡经济的结合。为保障农户自主经营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逐步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改革县区供销社体制；发展乡、村、社、农户创办的流通组织，兴办多种形式的农（林、牧）工商联合经济组织；建立县区一级集试验、示范、推广为一体的农村服务中心；建立乡镇一级农技、水电管理、农机维修等服务组织；发展农村种养业专业协会、研究会等农民自我服务组织；改革农村科技服务体制，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专业配套、功能齐全、上下成线、左右联网的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对农村10余万名干部、农民技术员、农户分期分批分层次进行科技培训。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二是改革蔬菜流通体制，放开蔬菜经营。1984年8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蔬菜公司统管的购销权、财权、物权全部下放到各县区，撤销市蔬菜公司，成立市蔬菜办公室，统筹、协调蔬菜的生产和流通，只对蔬菜生产面积下达指令性计划，而蔬菜种植的茬口、品种由菜农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蔬菜流通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允许菜农进城开办蔬菜零售和批发；放开蔬菜价格管理。从1985年开始，全市蔬菜市场空前活跃，四十年来城镇居民买菜难、菜品少的问题在改革中很快得到彻底解决，兰州郊区农村的经济面貌也由此得到巨大改观。
三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人民公社化时期，全市农村办有公社、生产大队和部分生产队所属集体性质的小工业企业（统称为社队企业），主要从事农机维修、农具加工、小煤矿、农副土特产品加工等。1983年，全市社队企业有716家，职工4.41万人，总产值1.15亿元。撤社建乡（镇）后，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198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依靠“横向联合、科技进步、四轮并转、五业并举”，加速发展乡镇企业的30条意见。全市乡镇企业从此异军突起。到1992年，全市乡镇企业9516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181544人，总产值达到27.74亿元。
发展最快的西固区、七里河区分别跨上6亿元和5亿元台阶。乡镇企业成为兰州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从此也彻底改变了兰州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
1984年至199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框架下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的“双轨制”和两种体制间的并存与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也进一步暴露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1989年至1991年，兰州市按照中央和省上的部署，开展了三年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体制改革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成为困扰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碍因素。治理整顿完成后，经济体制改革亟待理论、观念、实践的新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92年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并发表重要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他的重要谈话振聋发，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并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十四年后，从此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建立新体制，首先必须使企业完全脱离政府，成为市场主体，自主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活力、提高素质，其实现的途径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省委、省政府“抓大放小”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转换经营机制，继而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工厂制”向“公司制”过渡。
1995年，省上确定兰州炭素厂、兰州钢厂等34家大中型企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其中的兰州第三毛纺厂、兰州民主西路百货大楼定为国家百户试点企业。经过三年的试点，其中的23家企业完成了比较规范的改组，分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等。少数试点企业或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或负债过重，难以维持，另寻出路。1998年党的“十五大”后，公有制实现途径有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改组速度加快，除了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全局、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和企业外，不再有新的国有独资企业，到2005年，绝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公司，并在兼并、联合、存量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实现低成本扩张和集团化规范经营。国营长风机器厂在改革中重组为甘肃长风特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北五省区为首家工业企业上市公司，1994年1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甘长风”股票，被称为“陇原第一股”（2005年5月10日，被“暂停上市”）。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中，兰州市则坚持“依托、服务、联合”的方针，支持它们的发展，搞好配套服务，为它们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数量占绝对多数的市属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从1993年开始，推行国有民营或股份合作制，同时采取并、转、改、租、卖和组建企业集团等多种形式，调整产权结构；而对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则实行依法破产。由于市属小型工业企业长期形成的规模小、分布散、技术和装备弱、职工总人数多的局面，改革的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滞缓，从而也制约了“工业强市”的进程。2004年底，市委、市政府制定了“393攻坚计划”，下决心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体制，使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90%左右的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产权制度；市属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比例达到90%以上；35家左右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或依法破产退出市场。按照这个计划确定的时间表，2005年完成“两个置换”的主体任务，实现产权多元化；2006年抓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2007年实现制度创新，激发企业发展的内在活力，提高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市上成立了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宝生为组长、市长张津梁为第一副组长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下设资金筹措、职工安置、结构调整、国企改制、维护稳定、宣传报道、政策督导七个工作指导组。由于定位准确、准备充分、领导有力、指挥得当、政策配套、操作有序，2005年顺利完成“两个置换”的主体任务。到年底，全市列入改革攻坚战范围的240家国有企业中，219家企业完成产权多元化；全市近10万名企业职工中，7.93万余名职工的国有身份得到置换，5.3万名职工与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2.5万名职工领取到一次性安置费。当年还组建了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推动了地方金融机构增资扩股工作。“393攻坚计划”的顺利实施被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内知名媒体誉为“无震荡”改革的“兰州模式”。
全市乡镇企业也在改革中快速发展。到2005年，全市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7430家，就业人员达27.3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7%，上缴税金占市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27%。在乡镇企业的改革中，兰州黄河啤酒厂改组扩大为兰州黄河集团，实行了由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1999年6月23日，“兰州黄河”股票在深圳挂牌上市，成为全省乡镇企业中的第一家上市公司。2004年，兰州黄河集团与世界第五大啤酒企业丹麦嘉士伯成功合作，成立了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围绕建立新体制，加快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进程，展开了兰州商贸中心建设。1993年开始，商贸流通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和“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对全市商贸企业分别实行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股份合作制、抽资租赁经营、兼并、破产、拍卖等形式的改革。同时，发展多种经济类型、多种业态的商业联锁企业。供销合作社、外贸也都同步进行了改革。改革中新组建的兰州民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8月2日，经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年审批准，民百股票社会公众股在“沪市”挂牌交易。
从2001年开始，全市所有的国有商贸企业陆续退出国有序列，兰不再保留纯国有商贸企业。
1994年8月，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五部委联合批准建设兰州商贸中心的改革试点。1995年2月，省人民政府转发《关于贯彻国家五部委批复，加快兰州商贸中心建设安排意见》，要求按照《建设兰州商贸中心总体方案》，“三年见小效，五年见中效，十年建大效”，把兰州建设成为西北商贸中心。为此，省、市两级政府把建设兰州商贸中心的“410585工程”
（1）和各项方案的组织实施分解到省、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实行半年考核和年度总评。经过5年的努力，到2000年，全市建成西北汽车商城、兰州生产资料交易中心、黄河综合批发市场、兰州物资城等16个大型市场，改造和扩建兰州东部批发市场、兰州轻纺城等8个大型市场和小西湖民族贸易区；建成并投入使用亚欧商厦等11个重点商厦；形成火车站、铁路局、南关、西关、小西湖、火车西站、西固等8个商业区。到2005年，兰州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业态的现代化商贸体系，有各类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10万多个；商品流通辐射面积达到450万平方公里，关联人口3.7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53亿元，比2000年（1）410585工程：即雁滩商品贸易区等4个功能区，东部市场等10个大型区域性批发市场，劳动力等5大生产力要素市场，西关什字购物中心等8个商业繁华区，交通服务等5大配套服务系统的建设。
增长58.12%。商贸流通服务业成为兰州市新的支柱产业之一，建设兰州商贸中心的目标基本实现。
在建设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其他各类市场的工作也同步展开，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金融市场方面，从1993年4月甘肃省首家证券商——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厅正式成立开始，到2005年，兰州市已形成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发行和转让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股票交易市场。技术市场方面，从1993年成立兰州市技术市场开始，受理技术交易量逐年大幅上升，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从最初的8000万元上升到2005年的7.51亿元。信息市场方面，已有全国100多个城市的400多个信息部门与兰州500多个单位进行信息交流。此外，审计、会计、律师事务所、公证、咨询、经纪人等中介组织机构发展到200多个；人才、劳动力、房地产、企业产权转让等生产要素市场逐一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
适应建立新体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了力度，加快了速度。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由直接计划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建立新的计划运行机制，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经济法规调节经济运行。“十五”计划期间，先后撤销了带有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各工业局、商业局，强化了政府的服务职能。在财税体制方面，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新税制改革，1994年税务与财政分设，国税与地税分立，市级与县区划分收支。在金融体制方面，人民银行强稽核监管职能，专业银行实行政策性与业务性分离，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分离，1997年6月，组建了股份制的兰州市商业银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垂直管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在价格体系方面，放开绝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取消最高限价等，建立健全价格调控机制，加强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管，强化对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1993年4月1日，兰州市全面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结束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的购销也完全进入市场调节。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住房制度改革、城镇职工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粮棉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小城镇综合改革相继配套展开。教育、科技、卫生、人事、劳动等各行业的改革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建立了新的运行机制和政策、制度体系。
对外开放兰州市的对外开放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开始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兰州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里，兰州作为新中国的重点先建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和重大工业建设项目中，有来自苏联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兰州从事各项技术援助工作，兰州与苏联、东欧、朝鲜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所有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撤离。此后，兰州与国外的关系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兰州的外事、外援、对外经贸均由省上统管。
1978年，单独设立兰州市外贸局；1980年，设立兰州市援外办公室，主管全市外经工作，从此开始了兰州的对外开放。1982年，由香港一家公司投资，兴办了兰州市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兰光彩印服务有限公司（当时位于西关什字西北角），这是改革开放后兰利用外资的开端。同年，甘肃省和日本国秋田县、兰州市和秋田县属秋田市分别建立了友好省县、友好市关系，秋田市成为兰州市的第一个国外友好城市。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兰州市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1983年，兰州市外贸局与兰州市援外办公室合并成立兰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与兰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企业）合署办公。外经贸局成立后，兰州市的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以扩大出口商品品种、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为突破口，积极扶持基层外贸企业生产，开拓出口销路，促进多产畅销，从国际市场的需要出发，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多层次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逐步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
1984年开始，兰州市进行外经贸体制改革，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发展工贸、农贸经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多渠道、多口岸收购调拨；积极争取扩大外贸经营自主权。1985年7月，在兰州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甘肃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洽淡会，21个国家和地区250多名宾客出席。洽谈会成交利用外资项目23个，合同金额1.5亿美元；成交引进项目35项，合同金额4425.8万美元；成交外贸出口商品总额2557万美元。同月，兰州市人民政府在深圳设立兰工作处，以深圳为窗口，宣传兰州，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7年8月，兰州市在日本国秋田市举办兰州特产展，展出兰地方产品84种，金额16976美元。虽然展出产品不多，成交数量也不大，但这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走出去在国外举办产品展，为兰州市直接开展对外经贸工作、独立经营外贸出口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8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海关成立，分管甘、宁、青三省区的进出口监管业务。兰州海关的成立为兰州企业的进出口节约了经费、缩短了时间，大大便利了兰州的对外经贸，兰州的进出口货物不再经郑州绕道北上天津，而是通过陇海线直达连云港，大幅度节省运输费用，缩短货运时间，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兰州的对外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兰州与国（境）外经济联系和经贸合作日趋广泛和密切。1990年，全市累积完成出口商品收购总值3.92亿元；利用外资项目29个，项目总额达到6887.45万美元；年内新办外商投资企业9家，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549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9项，合同金额137.3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70项，用汇总额4190.2万美元；接受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友好国家、国际组织、多边和双边无偿援助项目10项，受援金额达到2010.95万美元。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已成为兰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强大“助推器”。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兰州的对外开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兰州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说：十年间的兰州市“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快速增长”；“对外经济工作领域扩大，效益显著”；“引进外商投资数量飚升，质量提高”；“对外经贸体制改革进程加快，不断深化”，兰州作为省会城市，在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在全省各州市中“遥遥领先”。之所以出现如此大好的形势，是外部推动因素和内部能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推动因素而言，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极大地促进了兰州人的观念大转变、思想大解放和行动大跨越；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兰州为内陆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和省一级经济决策权，为兰州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宽松的政策依据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同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为兰州市亲笔题词“发挥丝绸之路优势，加快兰州建设步伐”，极大地鼓舞了兰广大干部群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热情；国家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兰州获得了更多的外贸经营机会、空间和权利，激发了兰州各级各类企业自营进出口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积极性。就内部能动因素而言，市委、市政府作出一系列正确决策，其中包括扩大开放的各项政策性决策、鼓励外商投资政策规定，“走出去，请进来”扩大招商引资的决策、实施“会展经济”的决策等，为扩大开放所进行的软硬环境建设增强了兰州的吸引力，实行“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和限时服务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不断深外贸体制改革，实施外贸、外经、外资一齐上的“大经贸”战略。
1992年9月，兰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以“开放、友谊、发展”为宗旨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这次节会对于兰州的改革开放、城市面貌、经济、建设以及兰州市民的精神状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节会活动。自1993年起，市上每年举办一次丝绸之路经贸洽淡交易会（简称“兰交会”），发挥了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重大作用，1997年起改由省人民政府主办，名称为“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兰洽会”），成为西北著名的省级经贸节会，发挥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巨大作用。
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00年，兰州地区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35亿美元，其中出口达到2.8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累积达到1301家，合同总投资额20.1亿美元，其中合同外资额9.66亿美元。来兰州投资外商从1991年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扩展到3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的领域也从1991年的几个行业拓展到35个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由1991年的600万美元增加到3393万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更是硕果累累。1996年到2000年，全市累积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服务共198项，合同总金额6.86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90人（次）；在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相关机构、开办合资企业28家，其中中方投资为1689万美元；借用国外贷款项目26项，签约利用贷款4亿多美元，用于兰州的原材料、工业技术和设备改造、城市建设、交通和通信、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2000年当年执行国际多边和双边援助项目8项，受援金额220.253万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主要区域由非洲扩展到中亚、东南亚和欧洲，向兰州提供国际援助和政府贷款扩大到6个国际组织和11个国家。与州有经贸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0多个，遍布世界各大洲。闭塞的内陆城市兰州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逐步走向世界。
2001年至2005年，兰州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势头。
一方面是抓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快对外开放的软硬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兰州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全面落实“发展抓项目，改革抓企业”，在不断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加强对海外和对国内的两个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力度；同时自1993年以来，连续成功举办一年一届的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兰洽会”），组团参加国内外地城市的大型经贸节会；注意改进招商引资方式，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既重视引进外资，也重视重组引进内资，使全市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对内对外的开放中，国内外著名品牌和重大项目先后引入兰州，其中包括蓝星新材料产业园、北京西单、深圳铜锣湾、中粮可口可乐、丹麦嘉士伯、北京华联、天津家世界、吉利轿车、康师傅方便面等，壮大了兰州的经济实力。5年间，全市累积进出口总额31.16美元，其中出口23亿美元；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50家（总数达到1467家），合同投资金额（外资）8.36美元；“兰洽会”引进项目365项，引入外资5.1692美元；共有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17.64万人（次）来兰考察、观光旅游，涉外旅游收入达到2.1808亿美元。这一组数据表明，兰州已经走向世界，并开始溶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兰州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兰州经济的第二次腾飞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年至1990年）开始的。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兰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早在“六五”计划（1981年至1985年）时期，兰州农村的体制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功。全市农村生产队和农户的99%以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在改革中摆脱了“以粮为纲”单一经营的束缚，向专业化、商品化转化。
1983年起，兰州市的榆中、皋兰、永登三县被国务院列入甘肃“两西”（河西、定西）建设扶持范围，每年得到3700多万元的国家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87年全面开工建设的引大入秦工程，由多国合作，将大通河水引入秦王川，可灌溉86万亩耕地，使兰州北部形成林渠配套、生态改善，28万农民的温饱得以解决的新经济区和重要绿色屏障，成为甘肃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1994年9月，全长87公里的总干渠全线建成通水，被称为“甘肃的都江堰”。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自1984年起全面展开，工业企业在整顿、改革中，活力有所增强，管理有所改善，经营效益开始提高。同时，国家和省上加大投资，新增了一批大型的工业改扩建项目。全市国民经济在改革的推动和投资的拉动双重作用下，基本改变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为以后兰经济的快速发展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七五”计划伊始的关键时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道义在1986年元月的政府全会上提出：“七五”期间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实现“四个转变”，即由“小兰州”观念向“大兰州”观念的转变；由直接控制、微观管理向间接控制、宏观管理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在当时提出实现这“四个转变”，对推进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是十分深刻和适时的。“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即1986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跨上了50亿元的台阶，达到50.79亿元。从这一年起，兰州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时期。到“七五”末的199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7.89亿元。全市当年完成农业总产值7.2亿元，是计划的1.25倍，五年间年均递增16.1%，为史所罕见；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3.7亿元，五年间年均递增15.5%；工业企业由1980年的888家发展到1320家；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3亿元，五年间年均递增18.2%，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七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改善。
1991年至2005年的十五年里，兰州市历经“八五”、“九五”、“十五”计划（规划），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大跨度跳跃式发展，其速度、规模、质量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有一组兰州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数据清晰地刻划出了兰州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轨迹：1993年为109.55亿元，突破百亿大关；1995年为214.5亿元，突破两百亿大关；2000年为309.4亿元；突破300亿大关；2003年为440.1亿元，突破400亿大关；2004年为504.65亿元，突破500亿大关。十五年间平均每三年增长百亿元。
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到567.0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8296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96.13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总体进入小康，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13元。这一年，全市户籍总人口达到311.74万，其中市区人口202.37万。把这一组数据与30年前的1974年相比，我们不能不满怀豪情地说：兰州经济已经并继续实现伟大的腾飞！
城市建设：重塑黄河之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兰州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先建城市之一。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展开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当时兰州市的面积仅有146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不过16平方公里，市中心区仅限于今临夏路以东、南滨河东路以南、平凉路以西、甘南路以北的范围，大致为明清兰州古城的范围。1952年，根据《兰州市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1951年~1958年）》，市人民政府编制上报《兰州市新都市建设计划工作报告》，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兰州市的面积也扩大到了450平方公里，为兰州市的规划和建设准备了比较充足的土地资源。
1953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兰州展开。适应这一形势，1954年，兰州市在全国首批编制完成《兰州市城市总体初步规划》，规划期限为1954年至1974年，经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执行。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材料制作的规划模型曾赴东欧展出，受到很高的赞誉。根据这个规划（即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兰州市区沿黄河展布，在东起东岗镇、西至西柳沟、南起阿干镇、北达沙井驿和盐场堡一线，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2至8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城市建设，城市用地面积扩展到126.66平方公里。
在第一版规划的指导下，经过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长达约二十余年的建设，现代化的黄河之都初步形成。沿黄河顺流而下，西固安宁盆地，在南岸的西固，崛起了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城和与之配套的热电厂、水厂；在北岸的安宁，兴起了大规模的建材生产基地、十里桃园和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中心的文教区。七里河盆地，南岸崛起了现代化的铁路编组站、机械和纺织工业城，北岸则形成民族风情区；城关盆地，南岸为行政中心、轻工业基地和商贸繁华区，滨河风致路今南滨河东路自雁滩桥至白云观一线逐渐形成；北岸则形成生物、制药、纺织工业区和雁滩园艺区。从东往西，东岗路、庆阳路、中山路、西津路、西固路成为兰州东西向主干道，连接城关、七里河、西固三区，在七里河跨黄河以敦煌路、安宁路，连接安宁区。在这个时期，兰州城市面积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而急剧扩张；兰州城市景观随着大工业企业建成而形成工业城特色；以城关旧城为政治、文化、商贸中心，东岗、七里河和西固工业区为两翼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扩建、整修的白塔山建筑群与重新加固维修、上加弧型钢拱的黄河铁桥共同构成兰州的城市标志。兰州饭店、兰州铁路局和铁道部勘测设计院办公楼、民航大楼、东方红广场主席台、西北民族大学建筑群、省博物馆、友谊饭店、兰州市委办公楼、西固区石化工业装置成为兰标志性建筑。在市中心区，庆阳路、南关什字、酒泉路、中央广场、张掖路、西关什字一线为全省有名的繁华商业街区。
1975年开始编制第二版《兰州市总体规划》，并经国务院于1979年批准执行。规划期为1975年至2000年。根据这个规划，城关为中心区、西固为化工区、七里河为机械工业区、安宁为精密仪表与文教区，市区周围规划了14个卫星城镇。在这个规划期的最初几年里，兰州城市建设受“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并无大的进展。新建兰州火车站候车楼、南关什字百货大楼（当时号称西北最大）、友谊饭店后楼（时为兰州最大的高层建筑）、兰州城关黄河大桥、中川机场，改扩建滨河风致路等，是当时兰州城建的主要成就。
20世纪80年代，兰州城市建设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到1990年底，道路方面：新建、翻建、拓建城市主次干道和支路199条，总长287.38公里，南滨河路向西延伸到了七里河黄河大桥；桥梁方面：新建八盘峡黄河吊桥、东岗立交桥、三爱堂人行天桥、西关什字人行过街地道等；广场方面：新建、扩建各类广场17个，其中较大的广场为东方红广场、火车站广场、盘旋路广场、解放门广场、小西湖广场、培黎广场等；路灯方面，普及高压汞灯，推广使用高压钠灯，城市主要街路共安装高压汞灯7464盏、高压钠灯1973盏；供水方面：
建成“西水东调”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二期工程，使东市区供水量和自来水普及率大幅上升；供电、供热、供气、城市公共交通在这个时期都有很大改善。城市高层建筑也在这一时期成批崛起，甘肃省图书馆、工贸大厦、兰州生物所主楼、兰州邮政综合楼、甘肃画院、西关什字公交枢纽站、东方红广场南部统办1-3号楼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
20世纪90年代，兰州城市建设出现了第三个高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内陆开放城市和西北商贸中心的建设、一系列大型节会的举办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城市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城市道路、桥梁、供排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新建、扩建和改造。南北滨河路的拓建、延伸，亚欧商厦等一大批大型商场、商厦的建成，兰州碑林、水车园等一批文化设施的建成，旧城改造、城市综合开发和市容环境的整治，这一切都使得兰州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河之都的形象日益清晰、壮美。进入21世纪的最初五年，兰州城市建设进入第四个高潮期。五年间共投资80多亿元用于城市建设。其中2005年一年安排资金38.4亿元，改扩建酒泉路北段、武都路西段等20多条道路；整治小街巷70条；新建成14座过街天桥、地道；建成雁儿湾污水处理厂二期和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全面实施雁滩南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28年的持续大规模建设，一座远古走来的黄河之都兰州焕发青春，魅力四射。以河为带，两山（南北两山）两线（南部铁路线和北部黄河风情线）绵延40余公里的带状城市，聚集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辉煌的现代文明，而最能体现出黄河之都风采的则是百里黄河风情线。
百里黄河风情线，是指黄河兰州市区段南、北滨河地带，规划西起西固西柳沟、东至城关桑园峡，东西长约42公里的地带，规划总面积约27.44平方公里。这一地带在第一、二版《兰州市总体规划》中，设计为滨河风致路。到20世纪80年代，南滨河东路、中路基本形成游园相接、花木相映、城雕相间的城市滨河景观带，被誉为“丝路金波”。2000年，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美城市容貌、提升城市品位、塑造黄河之都新形象，决定把南、北滨河路建设成为全国城市滨河路中最长的、南北相应、宽阔平坦、景观丰富，既具北国雄奇，又有南国秀丽的黄河风情旅游线。这一决定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经过5年多的规划建设，已初具规模，成为开发黄河旅游资源、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成功范例，赢得中外游客的广泛赞誉。
在黄河风情线上自东往西溯河而上仔细观览，人们为这一线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承接和交相辉映感到惊喜和折服。
从桑园峡到城关黄河大桥一段：北岸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的白道沟坪遗址，考古发现了国内典型的彩陶烧制场；有民国时期开始植树造林、现已形成森林公园的徐家山。名闻全国的白兰瓜最早就是在这一段北岸从美国引种的。南岸的雁滩自清代晚期以后成为集中种植瓜果蔬菜的园艺区，而在南河道南岸，东岗镇一带曾是秦代榆中县城所在地，段家滩以西自明代开始建有黄河大水车，灌溉东川田亩。今天，这里桥梁密布，道路畅通，建筑林立，读者集团、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画院、甘肃歌舞剧院、水车博览园以及移建于雁滩公园内的清代五泉书院等，承继着兰州的历史文化。
自城关黄河大桥到黄河铁桥一段：北岸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化遗址、明代王保保城遗址、明代所建盐场堡遗址、明代所建白塔及清代慈恩寺等。白塔山下有清末所建黄河铁桥，也是明清两代镇远浮桥桥址。南岸是明清两代的兰州城所在地，原北城墙一带今已改造为滨河路及小游园、亲水平台等，乘筏博浪的雕塑、桥头的将军柱反映了兰州黄河文化的悠久与灿烂。今天，这里两岸高楼林立，岸边花木相间，南岸成为省、市行政中心和繁华的商贸中心区，甘肃文殊院、白衣寺塔、府城隍庙、省政府门厅、五泉山建筑群以及皋兰山下的汉墓群、山巅的三台阁等见证着兰州的城市历史和文化。
自黄河铁桥到七里河黄河大桥一段：北岸依次为唐至明清的金城关遗址、金山寺和禹王庙遗址、名山九州台、徐家湾一带明代浮桥遗址。今天这里移建、新建的金城关仿古建筑群、兰州碑林、皋文庙、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龙源等，展示了兰州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南岸依次有清代桥门清真寺和西关清真寺遗址、唐到清代的卧桥遗址、清代白云观、明代金天观遗址、明代肃王墓和彭泽墓遗址、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明代莲荡池和清代小西湖遗址，新建的水车园、黄河母亲雕塑、百合园、近水广场和黄河索道等诠释了兰州的黄河文化内涵。今天这一带的北岸已形成新的东西通衢，而南岸成为机械工业基地、中国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之一——西站枢纽所在地，并形成了小西湖民族贸易区和西站商贸繁华区，而黄河索道更像是沟通北岸历史文化与南岸现代文明的纽带。
自七里河黄河大桥越西沙黄河大桥至西柳沟一段：北岸有明代军墩碑遗址、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明代安宁堡遗址、仁寿山、清代发现的“天斧沙宫”、万亩桃园、明代沙井驿等，有孔丘、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自明代以来迁移至此，世代生息。这一段黄河上钟家河古渡等曾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黄河渡口。南岸有明代土门墩遗址、清代上白云观遗址、旧石器时代深沟桥遗址、西汉金城县和东晋时的西秦国都遗址、汉墓群、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今天，黄河北岸已成为兰州的精密仪表和电子工业基地、建材工业基地、文教集中区、新辟的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行政中心。南岸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百里黄河风情线，完整、形象地体现了以黄河文化为内核、包含多民族文化、多宗教文化、兰州民间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和农耕化的兰州地域文化的内涵。北岸相对集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南岸相对集中的现代文明、大河两岸新的景观建设，用一座座各具风采的桥梁联结为一体，成为兰州地域文化的壮丽画卷，而关于黄河、关于黄河桥、关于水车和皮筏、关于丝绸之路、关于唐僧西天取经的传说等故事、诗歌、散文、游记、碑刻、楹联则增添了风情线的神秘与无尽的风韵。
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文化兰州”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17年里，兰州的文化事业随着各项社会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获得了史所罕见的巨大发展。其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了为工农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并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体系。
在文化事业管理方面：兰州解放初，由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管了旧的文化、教育、图书出版单位。兰州市人民政府设文教科，管理全市的文化、教育工作。1951年8月，文教科改为兰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1953年3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在兰州成立。
1955年10月，从兰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中分设成立单独的兰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从此有了独立的兰州市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戏曲社团被整顿、调整、改组为国营专业剧团；图书、出版、电影放映、艺术教育、群众文化也都陆续被组建成立了统一管理的国营专门机构。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省、市、县三级文化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在群众文化方面：在继承了传统的高跷、龙灯、狮子舞、旱船、太平鼓、兰州鼓子等表演形式外，增加了舞蹈、歌曲、秧歌、腰鼓、快板等新的演出形式；出版部门大量出版发行各类图书，省、市图书馆相继在整顿、重组中建立，并在一些厂矿和市郊农村设立流动图书站；由文化主管部门、群众团体组织的群众文化展演活动，呈现出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并且定期化的形势；通过举办新影片展映、电影周等活动，使电影艺术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科技知识、宣传革命斗争历史和英雄人物，表现新社会、新生活、新风貌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表演艺术方面：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通过“改人、改戏、改制”，使舞台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出现了一批走向全国的优秀剧目。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远方青年》、歌剧《向阳川》、陇剧《枫洛池》等为代表的优秀剧目，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开阔的艺术视野，及时而又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时代主题，在全国产生了轰动影响，《向阳川》主题歌在全国传唱，成为当时全国的流行歌曲之一。
这一时期创编、演出的一大批新剧目，生动地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大规模、经常性的全国、西北大区、省、市文艺调演活动促进了舞台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也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由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利用国家投资与集体筹资相结合的方式，有计划地建起了一大批影剧院、文宫、俱乐部、礼堂、农村戏台、县区文化馆、图书馆（室）等文化设施，奠定了文化事业大发展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这一时期兰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多因素的作用，但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党发展文化事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文化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一五”和“二五”时期兰州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发展有了施展的舞台、广泛的基础和有力的物质支撑；兰州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为文化发展的沃土。而文化的发展对兰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不仅被当时，更是被当代领导者和广大的文工作者所深刻认识和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兰州的文化事业“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文化主管部门曾被撤销；一些文化和文艺工作者遭受批判；群众文化和艺术表演，仅限于学跳“忠字舞”、学唱“语录歌”和学演“样板戏”；大量珍贵文物被当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图书馆的中外文史哲书籍停止借阅……文化由原来的从属地位几乎沦落成了政治的“奴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兰州的文化事业迅速复苏，并走上了新·00·的、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兰州的文化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文化事业管理方面：大胆进行文化体制的改革，有序进行了剧团建制、承包制、下放权力搞活机制、文化资源整合、以奖代拨的艺术创作机制、文化事业单位实行目标责任制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新体制，并专门成立了兰州市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开始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1989年成立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成为文化部门专门的执法机构。2005年，在张津梁市长的倡导下，组建成立了兰州市文物局，从此有了统一、权威的文物工作行政机构。
在群众文化方面：按照“群众文化群众办，社会文化大家办”的思路，通过组织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带动社区文化、乡镇文化、企业化、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春节社火进城表演、“金城之春”群众业余文艺演唱会、“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黄河风情文化周”以及桃花会、梨花会、牡丹会、元霄灯会等各项节会活动，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群众文化创作水平的提高，大量地方、民间文得到挖掘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兰州太平鼓舞成为群众文化的精品走向全国，并被誉为“中华第一鼓”，成为兰州重要的文化品牌。兰州水车制作工艺、兰州鼓子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抢救和保护。
在表演艺术方面：省、市各专业剧团接连创作出一批名扬全国的舞台艺术精品，成为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次显示兰州文化发展实力和艺术创作整体水平的代表作。其中话剧《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
在全国首次在舞台上塑造革命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被誉为“活着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见《甘肃历史》），受到中外观众的广泛赞誉，长演不衰。舞剧《大梦敦煌》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之一，在国内外演出受到广泛欢迎，观看过该剧的人们“无不被其所展现的大漠特有的风土人情，以及服装、灯光、音乐、舞美等所展示的强烈民族特色和现代感所吸引”（见《文化兰州年刊（2005）》）。这两部剧目成为甘肃和兰州驰名全国的舞台艺术品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演出都获得广泛称赞。此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思路，立足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创作出一系列反映时代精神，并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如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豫剧《魂系太阳河》；有深刻揭示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呼吁富裕后的农民提高文化素质的讽刺喜剧《喜狗娃烂漫曲》；有反映婚姻家庭新观念的豫剧《情殇》
和秦剧《三老和两小》；有反映改革开放形势下农村姑娘追求现代生活的现代豫剧《风流保姆》等。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一大批剧（节）目中，新编历史剧《天下太平鼓》，民族舞剧《兰花花》，舞蹈诗《西出阳关》，新编秦腔历史剧《唐太宗嫁女》，豫剧《日月图》、《雪山骄子》，儿童剧《金水车》，神话剧《九色鹿》，大型歌舞节目《在飞天的故乡》、《黄河第一曲》、《黄河的祝福》等，或反响强烈，或频频获奖，以多样化的优秀的剧（节）目使兰州的艺术舞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
在图书出版方面：兰州原有的独家出版机构甘肃人民出版社，自1981年起，陆续组建成了所属的甘肃民族出版社、甘肃科技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敦煌艺出版社，很快提升了图书出版的规模和质量。出版的大量图书突出了“敦煌”、“丝路”、“多民族”三大特色。仅在1977年至1990年的14年间，就编辑出版图书6708种，总印数达到86142.56万册。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兰州大学出版社、甘肃省音像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进一步扩大了甘肃和兰州图书出版的规模。在甘肃的出版物中，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创办的《读者》杂志（初名《读者文摘》）成为享誉全国的甘肃和兰州文化品牌。《读者》创刊于1981年3月，三年后即挤入中国期刊排行榜的前十名。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始终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和素养的提高，给读者以直指心性的关怀，因而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受到日益广泛的欢迎，其发行量不断攀升。到2000年达到月发行600万册，2005年达到月发行1000万册，成为世界综合类期刊第四，亚洲和中国第一，并延伸到了美洲和澳洲、欧洲的期刊市场。在国内，办刊的异常成功被称为“全国关注的《读者》现象”。
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方面：根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记载，兰州的文化市场“发端于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1984年对全市第一家营业性舞厅实施发证管理开始，文化市场和文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行业到行业众多，形成了以娱乐、演出、音像制品、图书、文物监管、美术品、艺术培训、网络文化等为主的3284个文化经营场所（含摊点），总投资5亿多元，年总产值1.85亿元，年上缴税收1800万元，从业人员2万多人（均为2003年的统计数据），已成为兰州市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3年底，全市共有市文化系统所属文化产业6个，舞厅、歌厅、卡拉OK厅、酒吧、茶府等歌舞娱乐场所673个；音像制品批发单位5个；音像制品零售、出租单位1177个；书刊批发经营户106个；图书零售网点404个；审核发证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420个，拥有电脑34875台。兰州市文实业发展公司已发展成为全省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兰州市的文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兰州文化发展史上的空前盛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新时期。这使兰州面临着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兰州作为新丝绸之路枢纽地位的优势，促进兰州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是摆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市各族人民面前的一个急迫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政府认识到了利用兰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座中四联”的重要地理位置，于1992年初作出决定：举办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对外展示丝绸之路文化的辉煌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让世界了解兰州，让兰州走向世界”，以促进兰州同国内外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丝绸之路工作委员会、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和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万里亲自为节会题写了节名。
1992年9月10日至20日，以“开放、友谊、发展”为宗旨，融化、经贸、旅游为一体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在兰州成功举办。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独联体等41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的12800多位宾客云集兰州，进行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经贸洽谈、讨论区域合作等活动，并通过观赏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节会期间的各种精彩艺术展演和文化娱乐活动，参加丝绸之路旅游观光等，领略丝绸之路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博大精深。在东方红广场举行的以《地球上飘起金丝带》为名的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紧紧围绕丝绸之路这一主题，深刻挖掘丝绸之路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现丝路文化特色和民族历史文化与地域风情，通过现代艺术和技术手段以及形式丰富多样的仿古仪仗队、音乐、舞蹈、彩车、驼队、合唱、鼓舞、独唱的表演，检阅了丝绸之路文化和甘肃、兰州的地域与民族风情，场面恢宏，震撼人心。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铎、刘璐神采飞扬、热情奔放的现场解说极好地烘托出了开幕式的现场气氛。节会期间，专业艺术表演和群众文化活动竞相争妍。来自美国、日本、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以及国内上海、沈阳、新疆、甘肃等地的艺术家们共上演21台74场精品剧（节）目；“甘肃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民间工艺美术展”、“州文物精品展”、“丝路美术书法摄影展”等一批精美展览同期展出；绵延10余里的滨河路被营造成为以丝绸之路代表性景观模型、雕塑为主线的彩灯区，各大公园举办以灯会为主体的游园观赏活动；东方红广场以“华夏杯民间鼓舞邀请赛”为龙头，举行多种文艺表演活动。
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经贸和文盛会。这个举全市之力办成的盛会显示了兰州各族人民改革开放时代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检阅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成果和兰州历史文化的成就，展示了兰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实力和创造能力，更表明了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据节会组委会统计，全市50万人投入节会的筹备和建设，10万人参与了节会的组织工作，165万人（次）参加了各项展演游园观赏和旅游观光活动。
继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后，1994年8月18日至28日，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甘肃省人民政府和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成功举办。本届艺术节紧紧围绕“团结、改革、繁荣”的主题和“荟萃艺术精品，弘扬民族文化”的宗旨，融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性、群众性于一体，坚持专业文化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艺术表演与艺术展览相结合、艺术实践与学术讨论相结合、文化活动与经贸活动相结合的原则。节会名称“中国艺术节”五个字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
艺术节开幕式在兰州体育馆内举行。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任高占祥主持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名誉主席李瑞环宣布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主席李铁映致词，第四届中国艺术界副主度、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和甘肃省省长张吾乐分别讲话。
接着是以《黄河潮》为名的大型文艺演出，充分展现了兰州悠久而又厚重的黄河文化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与时代风貌。开幕式在中国艺术节节歌《从辉煌走向辉煌》的歌声中落下帷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彭佩云、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以及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和应邀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艺术节期间，国内各地正式参演剧（节）目27台，代表了当代中国各门类艺术创作和演出的最高水平；国外和港台正式参演剧（节）目5台反映了参演团体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省内外参加祝贺演出的剧（节）目13台，多为新近创作的优秀作品。高质量、高品位的文艺演出受到中外来宾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许多优秀剧（节）目场场爆满，门票被抢购一空。据统计，32台国内外正式参演剧（节）目共演出90多场，观众达8.4万人（次），创前三届艺术节观众人数和上座率的最高记录；13台省内外祝贺性演出剧（节）目演出24场，观众达2.7万人（次）。
艺术节期间，兰州市群众文化活动红红火火。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广场进行式艺术表演《陇原风》，荟萃甘肃民间艺术表演，使兰州太平鼓、武山旋鼓、武威攻鼓、陇西云阳板、白马藏族面具舞、天水伏羲画卦等民间传统艺术首次进入国家级艺术盛会；兰州地区群众文艺表演《群星闪烁》由5台节目组成，演出节目70多个，表现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镇文化的勃勃生机；大型综合文艺演出《金城风韵》和大型广场合唱音乐会《团结之歌》等8台群众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观众情绪热烈；兰州民间艺术展《黄河文化展示会》展示的刻葫芦、剪纸、刺绣、奇石、戏曲脸谱等民间工艺，表演的花儿、鼓乐等民间艺术以及各种绝技、绝活近百种，吸引了数十万观众；闭幕式文艺演出《金城狂欢之夜》采取广场大型群众联欢式，在当时国内节会活动中独具特色。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在艺术节闭幕式上致闭幕词说：历时十天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了我国文艺发展的史册，载入了甘肃省两个文明建设的史册，它将成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从1978年到2000年，兰州的文化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规模、速度和质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被兰州各级决策者和广大群众所认识。但是，直到90年代上半期，文化附属于政治、经济的观念尚未彻底改变，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筹办前后仍流行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说法。90年代后半期，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思考全面发展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建设”的问题，并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摆在同等地位，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把文化建设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加以论述和部署。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便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州，不论是党政决策者，还是广大干部群众，不论是文化工作的领导者，还是各行各业的文化工作者，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都结合兰州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思考着一个重大的命题：
如何发展先进文化和建设兰州先进文化？
进入新的世纪后，上述命题经过大学习、大讨论而逐步明晰。
2002年6月，市文化出版局提出“务实造势，建设文化兰州”的工作新思路，并很快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肯定。《兰州日报》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回望兰州文化，展望文化兰州”的征文活动，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同年9月，市文化出版局与《兰州日报》社联合举办第一届“文化兰州论坛”，邀请兰州、北京两地文化界专家、学者、教授与省、市有关领导，从学术层面上进一步研讨并确认了“文化兰州”的命题。不久，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所作报告中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建设先进文化的问题，并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六大的报告无疑给“文化兰州”命题提供了思想理论方面的科学依据。这年年底，在州市委全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把“着力打造文化兰州”写进了《中共州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提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意见》之中。2003年3月，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文化兰州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决定用连续五年的时间，每年安排200万元“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决定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加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落实有关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和扶持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并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2003年8月，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兰州”的意见》。至此，“文化兰州”的命题完成了从最初文化部门的工作思路到最后成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的过程，并付诸实施。
根据《文化兰州建设规划》的要求，要按照兰州市在2014年提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03年至2015年的时间里，以先进化引领兰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丰富兰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逐步建立文化兰州的价值体系，拥有文明健康的社会秩序，城乡居民较高的文化素质，先进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淳朴的民文风民俗，发达的科学教育，繁荣的专业文化、社会文化和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和谐的山水城市文化风貌和人居环境，塑造文化兰州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文化形象，促进兰州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05年，“文化兰州”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坚持“三贴近”原则，集中精力打造文化品牌，使文化从精英享受迈向了大众享有。大型舞剧《大梦敦煌》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山月》代表豫剧入选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已成为兰州人辞旧迎新的华章；已办三届的春节文化庙会成为州人过大年的期待；连续四届的黄河风情文化周成为盛夏兰州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餐；首次举办的农民艺术节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展示才艺的大舞台；随着“万众颂兰州”征歌活动的开展，“黄河之都”在全国唱响；被誉为兰州“赛歌节”的“兰州五月歌潮”大型群众歌咏比赛活动，使兰州的黄河边成了歌海花潮。还有展示兰州美术创作整体实力和水准的大型画展《大河魂》，落地兰州的国家级秦腔艺术节和“中国秦腔发展基地”，以及西北五省会城市秦腔名家精品大荟萃展演、金海湾艺术节等多个高品位的演艺节会等等。各方面千方百计筹措基金，改善公共化服务设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硬件体系，五年来全市文化基础设施和其他辅助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1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了5倍多。
从建设“文化兰州”的战略高度，不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抢救性地维修保护了皋兰县文庙、鲁土司衙门、五泉书院、“八办”纪念馆、庄严寺、金天观、隍庙等一批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批准成立了市级文物保护机构，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申报中国历文化名城工作。努力构筑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文化产业。全市拥有文市场各类经营单位3549家，市级以下文化产业资产总额9.1亿元，从业人员2.4万多人，年经济总收入8.3亿元，占全市GDP的1.64%左右。在西部地区率先举办了文化项目推介活动，推介项目由最初的18项增至72项，签约金额由46万元增至1024万元。大力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面向社会推出特色文化服务，积极组织开展了“送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等公益文化活动，举办读书节、报告会及各类艺术、书画、文物博物展览等公益文化服务活动。所有这些文化建设和活动，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
黄河之都明天更辉煌“十五”计划时期的建设成就。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2001年至2005年），是兰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成就，主要目标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突出地表现在：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生产总值由“九五”末的309.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67.04亿元，年均增长11.18%；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8296元，年均增长9.6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59.59亿元，年均增长11%。地区财政收入完成96.13亿元，一般预算收入由16.6亿元增加到28.93亿元，年均增长1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13元，年均分别增长7.83%和6.24%。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率和城市化率分别达到36%和59%，均高于全国水平。
工业物质基础更加厚雄。“十五”末工业增加值达到197.7亿元，年均增长12.55%，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4.9%，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石化、冶金、机械、建材工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兰州国内重要原材料和重化工基地的地位。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5.29∶46.85∶47.86调整为2005年的3.9∶44.09∶52.01.农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粮经比例由“九五”末的73.5∶26.5调整到62∶38.传统工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工业装备技术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服务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基本形成了以大型综合市场为龙头，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十五”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55.79亿元，年均增长9.8%。新兴服务业开始起步，金融、电信、广告、家政、房地业快速发展，新型业态不断扩大，旅游业长足发展，旅游业收入达到10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增长。“十五”末增加值达到143亿元，占生产总值的25%，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交通通信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民航运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兰州中川机场的改扩建工程，扩大了兰州航空港吞吐能力。铁路建成了宝兰二线，完成了兰州至武威复线等重点工程，顺利实现了列车大提速。公路先后建成了兰、兰白等七条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88公里。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连接东西南北的高速大通道，基本实现乡乡（镇）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水路运输建成了黄河兰州段38.4公里五级航道，疏浚整治七级航道33.7公里。电信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市的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建成兰成渝成品油输送管道，完成涩宁兰天燃气管道工程，实现了天然气进兰。进行了城市和农村电网的改扩建工程，建成了全国首座750变电站，完善和优化了电网结构。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建成雁滩黄河大桥、小西湖黄河大桥、新城黄河大桥。加快南北滨河路延伸建设速度，基本建成40公里黄河风情线，绿化美化了市容环境。加快了市内道路拓建、背街小巷整治、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建设速度，完成了供水扩建工程。进行了城区供热管网改造扩建，建设了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和雁儿湾污水处理扩建工程，减轻了大气污染和黄河水质的污染程度。环境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市政设施建设和管理力度不断增强。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启动和完成了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完成退耕还林80万亩，小流域治理面积180平方公里。积极创建园林化城市，加快城市绿地建设，城市新增绿地1860多公顷。实施了清洁空气工程、放心水工程、安静工程和固废安全工程。启动实施了清洁能源改造“123”计划，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60%以上，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环境噪声有所下降，固体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在“九五”末市属国有工业企业整体扭亏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了“393”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全面推进“两个置换”，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取消了“三提五统”，2005年实现免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2592多万元。进行了市县区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廉政建设等方面有了改进和提高。围绕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进行了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积极争取国际经济组织的投资援助，国际双边援助项目及其受援金额逐年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由“九五”末的4.04亿美元增加到“十五”末的7.16亿美元，年均增长12.5%。成功举办了五届“兰洽会”，“十五”期间国内经济合作引进到位资金153亿元，合同利用外资8.25亿美元。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实施“五大科技行动计划”和“六大国家专项”计划，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成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行了百所标准化初中建设和城乡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改善了办学条件，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应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和“禽流感”疫情，建立健全了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稳定低生育水平取得成效。80%以上的乡村卫生机构实行了一体化管理。启动了“文化兰州”十大工程，《大梦敦煌》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读者》品牌效应不断扩大。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开展，竞技体育成绩突出。
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实施市民素质教育、先进文化建设、城市文明基础、城乡环境治理、区域连片共建“五大工程”建设。
“十一五”规划的远景目标。在“十五”计划顺利完成之际，中共兰州市委召开十届十四次全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市人民政府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纲要》。2006年2月召开的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纲要》，3月，由市人民政府发布执行。
《纲要》在认真总结“十五”时期建设成就、基本经验，深入分析了当前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前提下，规划确定了“十一五”期间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发展目标。规划要求在“十一五”规划期或更长一些时间，要保持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在全国省会城市和西部城市的位次不断前移，为提前六年实现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争取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把兰建设成为充分展现黄河文化底蕴、具有现代工业特色的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即西部最大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材料工业基地；西北地区最大的交通通信枢纽；商贸物流和高原特色蔬菜生产集散中心；黄河上游具有独特地域风情、富有个性魅力和生态环境、人居环境优良的民主开明、稳定有序、安居乐业、科学文明和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而这，必将成为黄河之都明天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