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诞生
地球上本来没有黄河。
在距今19.5亿年前的前中元古代，今天的兰州还处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是神奇而又巨大的地质构造力量造成地面的升降和起伏，与大气、洋流一起，塑造着地球表面的形象。黄河就在这个过程中孕育、诞生……前中元古代的末期，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使马衔山隆起，远远望去很像是一座海上孤岛。这是今天兰州地区最古老的山。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座名山不断地隆升，也受到风雨的不断剥蚀。今天，她仍然高耸于兰州的东南，见证着黄河孕育的历史和黄河文化的兴盛。
距今19.5亿～6.15亿年之间的中晚元古代，受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兰州大地不断抬升，形成了今天被称之为“陇右名山”的兴隆山。
距今6.15亿～4亿年之间的早古生代，地壳运动十分强烈而又频繁，马衔山、兴隆山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而兰州的大部分地方仍处在浅海之中。今天的阿干、窑街一带几度下沉，接受海浸，堆积了大量生物遗体，又反复抬升，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今天兰黄河以北地区在沉降过程中，由于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形成了“白银厂式”的黄铁矿型铜和多金属矿点，成为今天有色冶金工业的矿产资源。
在距今4亿～2.5亿年前的晚古生代，今天兰州在地表强烈的抬升、剥蚀过程中，海水逐渐退去，开始形成山间湖盆，地理学家称其为向心水系。距今2.5亿～0.7亿年前的中生代，地质学上分为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个时期。三叠纪时期，兰州的东北部处在景泰湖盆边缘，西南部则处在共和湖盆（今青海省共和县一带）边缘。在以后的地壳运动中，这两个湖盆能够沟通，就是今天黄河的兰州段。
侏罗纪时期，今天兰州地区的阿干、窑街、大有、水岔沟、青城等地的煤矿完全形成。白垩纪时期，兰州断陷山间盆地完全形成，而黄河仍在孕育之中，等待着地质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喜马拉雅运动！
从距今7000万年起到今天，是新生代。从新生代初开始，一个伟大的事件发生了：在印度洋板块的侵入和巨大撞挤作用下，喜马拉雅山脉从海底崛起，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并波及整个中国，使一些地块隆起，形成山脉；一些地块沉降，形成盆地。山脉受到风化剥蚀，逐渐夷平，成为高原；盆地贮积流水，成为湖盆，并逐步发育成一个个独立的内陆湖水系。在中国大陆北部自西向东，当时，有五个各有源头而又互不相连的河湖水系。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流水，向东南流淌到正在下沉的今天若尔盖地区，形成古若尔盖湖盆。
源于西倾山和积石山之间的流水，向西北方向流淌到今天的青海共和县一带，形成古共和湖盆。古共和湖盆东面的另一条流水，沿拉脊山东麓峡谷向东流经兰州，北折流向因断层陷落的贺兰山东面，形成古银川湖盆。东鄂尔多斯高原东缘的流水流入汾渭盆地，形成古汾渭湖盆。汾渭盆地东部的中条山东侧流水受山东丘陵的阻挡，分南北两路流向大海。这五大古湖盆水系日后将牵起手来，促成古黄河的形成。
喜马拉雅不断长高，青藏高原继续隆升，加上新生代第四纪（距今250万年至距今160万年）冰川融化，使得高原上水量丰沛，水流加速，流水的冲刷、下切作用不断增强，首先将古若尔盖湖盆与古共和湖盆之间的分水岭冲开，然后以涛涛巨流冲进古银川湖盆，将古银川湖盆与古汾渭湖盆在冲刷中接通，来到了中条山下、三门峡前。今天山陕之间的壶口瀑布正是当时黄河激浪冲开分水岭的真实写照！接着，黄河以其顽强的毅力，凭借她冲刷、下切的功力，切穿三门峡，与中条山东侧的流水会合，浩浩荡荡，向东流向大海。黄河最终诞生了！时间是距今100万年前后。
黄河诞生后的100万年里，河道多次摆动迁徙，下游的变动更是频繁，加上流水的溯源浸蚀和下游的冲积延伸，河道不断延长，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面貌。今日黄河，经过许多曲折，以一个巨大的“几”
字形呈现在地球上，从她的发源地到入海口的直线距离是2160公里，而经过“九曲十八弯”后她的实际长度有5464公里，成为中国第二大长河。黄河61%的水量是兰州及其以上提供的。在黄河上游兰州是唯一的黄河流经市区的省会城市州西部，最大的支流是湟水，全长349公里，从兰州市西固区的达川注入黄河。湟水流域是古代黄河流域农耕民族活动的最西部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湟水流域、河湟一带成为古代众多民族交会融合的地区，对兰州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
黄河兰州段形成后，河道也历经了百万年的摆动。最初的时候，黄河在兰州一带的流向是南西向北东，黄河的北岸在今天的曹家湾至忠和一线，南岸在杏胡台北至九州台北一线，河道宽达8公里～12公里。约在距今130万年至50万年期间，九州台以西河段向北摆动，九州台以东河段向南摆动，河道逐渐变窄，但仍远比今天宽阔。距今50万年至10万年期间，河道逐渐南向摆动，约在距今16万年前，黄河凿通了桑园峡，因为河水下切的作用，流势接近现代黄河，河道继续变窄。从距今约10万年前开始，黄河在今天的市区范围流动。约在距今7000年的时候，河水开始沿着今天西固区的南山、城关区的皋兰山往东北流去，河道宽约2公里～4公里。今天城关区大部分当时就是黄河河道。此后，黄河河道逐渐北向摆动，河道干流逐渐变窄到0.4公里～0.7公里，并在今天西固、七里河、城关的河谷川地留下不少河汊、湿地和古河道，其中如雁滩南河道至今犹存。在此后的几千年里，黄河兰州段继续发生变化，并成为一幕幕史活剧的巨大舞台。
但是，黄河本来不叫黄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称之为“河”、“大河”，是遭受植被破坏的黄土高原把她逐渐染成了黄色。
兰州：恐龙的王国距今1.7亿至0.7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晚期和白垩纪，兰州西南部刘家峡、盐锅峡、海石湾一线，处于古共和湖盆的南缘，呈现出浅湖和湖泊三角洲景观。气候温湿，湖岸草木丰茂，是恐龙的理想栖息地。
1947年，“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带着苗祥庆等人在海石湾一带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时，在马家户沟岩层中发现了恐龙骨骼化石。
这是兰州最早发现的恐龙遗物。以后，古生物和古地质工作者先后于1948年、1955年和1956年在海石湾一带采集到比较完整的蜥脚类恐龙骨骼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装架复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这是已发现的亚洲最大的蜥脚类恐龙，它生活在侏罗纪晚期。复原后的骨架显示，它身长22米，身高3.5米，体重约四五十吨。由于它与早先发现的重庆市合川马门溪龙同属同种，被命名为马门溪龙副本。人们在红古区海石湾镇的广场上建起巨大的马门溪龙副本恐龙雕像，以纪念这一发现。
1962年，兰州大学谷祖纲教授在海石湾一带采集到四块恐龙足印化石，这是在兰州盆地首次发现恐龙足印化石。30多年后的1998年，中国地质大学李长安副教授等人又在红古区白垩纪地层中发现8只排成一排的三趾型兽脚类恐龙足印。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矿产勘察院古生物中心在盐锅峡老虎口发现了150组、1831枚的10类恐龙足印化石和翼龙、鸟类足印。10类恐龙足印化石包括蜥脚类、兽脚类和鸟脚类，表明侏罗纪晚期至白垩纪的一亿多年时间里，兰州盆地生活着多种类的恐龙。经古脊椎动物学家研究鉴定，老虎口恐龙足印群遗迹是世界罕见的、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恐龙足印化石产地，其足印之大、类别和属种之多、保存之清晰完好、发现层面之多，均为世界之最。这些发现证明：兰州曾经是恐龙的王国。
2002年7月，省地矿局三院古生物研究中心的李大庆教授带领10名地质工作者大规模寻找和挖掘，发现一只巨齿恐龙的骨骼化石，共103块，骨骼完整率达到65%。化石送到北京修理和装架复原后，京、兰两地进行合作研究，至2005年9月，完成了《中国甘肃省发现世界上最大牙齿的植食性恐龙：巨齿兰州龙（新属、新种）》，这种恐龙被正式命名为“兰州龙”。兰州龙牙齿巨大，单个牙齿最大可达7.5厘米宽、14厘米长，是已知世界上植食性恐龙中最大的。它的下颌长1米，每侧齿槽14个，单个齿槽宽4厘米，是已知恐龙中首次发现的。兰州龙体态笨重，体长10米，身高4.2米，体重5.5吨以上，四足行走或偶尔两足行走。研究还表明，兰州龙与非洲白垩纪早期的沙地笨龙同属早期的斧胸龙类，原始斧胸龙在兰州的出现说明地质时期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兰州龙的发现，填补了恐龙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对研究兰州盆地及周边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时代层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马门溪龙、恐龙足印群、兰州龙的相继发现，揭示了7千万年前兰州的自然环境。那时候的兰州处于亚热带气候，东北部、西南部濒临古湖盆，岸上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植被葱茏，从而使恐龙成为这里的主宰。
九州台：中国黄土高原之宗与黄河诞生相比，黄土高原的形成历史更加久远。
随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抬升，到距今250万年的第四纪开始的时候，黄土高原开始形成。在这以前，黄土高原西北方向的亚洲内陆，存在着寸草不生的大片戈壁和沙漠。这些地方昼夜温差变化很大，使岩石在骤热急冷的气温变化中热胀冷缩，产生崩解现象，一些大块的岩石逐渐崩解为小块岩石，而小块岩石又崩解为小石粒和粉末状的岩屑。在千万年的崩解过程中形成了大片的粗细不均的岩石碎屑。
自第四纪（即距今250万年前）开始，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挡住了印度洋温暖季风的北上，太平洋暖湿气流因距离遥远难以到达，而蒙古高压气团又在不断增强，形成干燥寒冷的西北气流，自西北向东南移动。上百万年的西北气流，把亚洲干旱内陆的岩屑裹挟起来向东南飘洒。粗粒的岩屑重量较大，飘洒的距离较近，纷纷掉落在戈壁东南的外围，形成沙漠、沙地；细粒的岩屑重量较轻，飘洒的距离较远，降落在了西起日月山、东抵太行山、北至长城、南界秦岭的广大地区，逐步堆积成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并不是一块平整的高原，而是由一系列褶皱断块山岭和陷落盆地组合而成的高地，海拔一般在1000米～2500米之间。由于它的东侧和南侧有陡峭的山坡，俯瞰华北平原和黄河谷地，所以称为高原。兰州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地势由青藏高原的三四千米骤降到一千多米。所以，当裹挟着岩屑的大陆季风从西北吹到这里时，受地形骤降的影响，一部分继续向东南吹去，另一部分则在兰州一带上空形成回旋气流，将大量岩屑降落下来，形成很厚的风成黄土堆积层。在整个黄土高原，风成黄土堆积厚度一般为50米～100米，六盘山以东至吕梁山的山西一侧有100米～200米之厚，而在兰州九台黄土层达到318.2米（还有人测得黄土层厚度为335米），其中仅风成黄土就有297.2米之厚，总海拔高度达到2067.2米。最新的研究表明，九州台黄土剖面是中国标准的黄土剖面之一，对于研究古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九州台顶上还残留有南北宽100米～150米，东西长约400米的夷平面（塬），而其周围则因水流侵蚀、崩坍和滑坡等作用，形成非常陡峭、坡度达40°～90°的陡坡和危崖，于是以壁立高耸之势虎踞于四周的黄土山梁之中。《大明一统志》记载说：“九州台山，在兰县黄河北五里，其形峭拔直上如台，登之可以远望，”是兰州名山。故清代名儒秦维岳有《九州台》诗赞曰：
望远九州著，台原号九州；荷衣皴百道，芝盖耸千重；雨渥每随愿，云层足荡胸；巍然天北锁，锁阴更何庸？
人们常以海拔不过1545米的泰山为“五岳之宗”，誉其高大险峻和神秘，而兰州九州台以其黄土堆积之厚，剖面之典型，气势之雄峻，无疑是“中国黄土高原之宗”！
九州台因纪念大禹治水，并传说大禹分全国为九州而得名。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酒泉侯建功由湖南长沙岳麓山摹刻《禹王岣嵝山铭》石碑一通，立于九州台东侧金山寺的禹王庙中，人们称此碑为“禹王碑”。碑上的文字似篆非篆，似虫非虫，极难辨认，更增添了此碑的神秘和人们对九州台的敬畏之感。此碑今已移立于白塔山慈恩寺院内，成为镇山镇寺之宝。
在青藏高原隆起、黄土高原形成、黄河诞生和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今天的兰州大地经历了地理学所说的“新构造运动”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由石质山地、黄土丘陵、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状河谷三部分组成的地貌景观。其中最值得夸耀的是串珠状河谷地带，从距今15000年起直到今天，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区。
黄河干流自西固区达川乡岔路村进入兰州，穿越市区，经过皋兰县东南部和榆中县北部，在乌金峡出境，兰州境内流程150.7公里，其中流经市区42公里。由西往东的八盘峡、柴家峡、白马浪、桑园峡、大峡、乌金峡一束一放，造就了新城盆地、兰州盆地、泥湾——什川盆地、青城——水川盆地和不少的宽谷。此外，黄河支流湟水谷地、庄浪河谷地、阿干河谷地、苑川河谷地和黄河二级支流大通河谷地，也都呈现着串珠状盆地和宽谷景观。这些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河岸台地平整宽阔，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建设家园的理想地带。除了河流谷地外，永登——皋兰间的秦王川断陷盆地（470平方公里）、榆中断陷盆地（45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面积宽阔，在宋元以前是良好的畜牧区，今天已经发展成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
正是在这样一些河谷、盆地上，世世代代的兰州各民族人民靠着勤劳智慧，不惜心血和汗水，创造着彩陶文化、畜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个个辉煌，创造着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民间化，把兰州从西北边塞一步步推向了丝路名城、西北军事重镇、黄河之都的活剧舞台，成为当今中国腹地一颗璀灿的黄河明珠！
先民足迹遍及兰兰州地区最早从什么时候起有人类活动？他们是从什么方向进入兰州的？到什么时候为止，今天兰州的每个县、区都有了人类定居？这是介绍兰州历史文化首先要回答的一组问题。根据文物普查和考古研究的现有资料，距今1.5万年左右兰州就有了人类活动。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学家先后在榆中县垲坪村和西固区深沟桥附近发现了垲坪村遗址和深沟桥遗址。从遗址内发掘的石器等遗物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不晚于1.5万年前，目前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1）垲坪村遗址面积约4500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1.3米，遗址内发现石核器3件，刮削器7件，是用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比较原始。遗址内还有“普氏马”和野驴臼齿化石，并有用火的遗迹，如木炭等。这些遗物说明，当时的垲坪古人还处在打制石器（即旧石器）阶段，生产力比较原始落后，以原始的狩猎业为生。
深沟桥遗址文化层厚0.2米～0.4米，因在范家坪北缘的崖壁上发现，遗址占地面积无法确定。遗址内采集到石核5件，刮削器4件，细石器5件，另有鼠类、鸟的动物化石。这些遗物说明深沟桥古人和垲坪古人同处于一个时代，即打制石器，从事原始的狩猎活动。但深（1）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8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沟桥古人的石器制作技术更为先进一些。其中如细石器，先用间接打击法剥下石叶，然后双面加工，修整刃部。
这两个遗址内古人们的社会组织状况如何，尚无直接资料说明。但从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此时的垲坪古人、深沟桥古人已处于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实行同辈男女互为夫妻，按辈份分工从事集体劳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遗址都处在黄河南岸，一个在兰州东部，一个在市区西部，这是否提示我们，这两处遗址的古人是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入今天兰州的。从甘肃全省在石器时代完成人口分布经历由东渐西的过程来看，这样推断是合理的。从前面所述距今10万年～7000年期间黄河河道变化情况说，1万年前古人从北部进入兰州也应是不可能的。另外，从后来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由东向西发展的过程，也可旁证，兰州最早的原始先民是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入州的。当时垲坪古人、深沟桥古人已处于血缘家庭公社时期，仅以这两处遗址的生活、生产遗物状况分析，他们应是30~50人为集体生活的，那么，最早的兰州先民人数约在100人左右。是他们，翻开了榆中县垲坪村遗址州地区的人类史册。
距今1万年时，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到距今8000年～5000年时，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为发达。在甘肃，以秦安大地湾文化为代表，渭河流域早在距今7000年时率先进入仰韶文发展时期。但仰韶文化直到中晚期（距今约5300年左右）才西渐东来，进入兰州，留下了榆中县甘草店的西队村遗址、郭家湾遗址和高崖的常家庄遗址。兰州东部这三处遗址是兰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种情况既说明兰州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晚于东部渭河流域，并受到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旁证了兰州远古居民多是从东部进入兰州的。仰韶文化西渐到兰州，给兰州带来了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
从距今约5300左右开始，仰韶文化在西渐中与甘宁青一带土著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它的范围是以陇中大地为核心向四周辐射，东起泾渭上游，西至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之滨，而兰州则处在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区域。
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其延续年代为距今约5300年至距今4050年，又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类型或阶段：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兰州地区在马家窑文的一千多年里，马家窑类型遗址分布于由东向西的榆中、城关、七里河、西固、红古、永登共24处，表明马家窑古人（1）在今天兰州的6个县区有分布。半山类型遗址分布于由东向西的榆中、城关、七里河、安宁、红古、永登一线共16处，表明马家窑古人已进入今安宁区。马厂类型遗址在黄河以南分布于榆中、城关、七里河、西固一线共10处，在黄河以北分布于皋兰、安宁、红古、永登共24处，皋县也有了马家窑古人的分布。根据科学测定，马厂类型的距今年代为4350年～4050年。这表明，兰州自距今4300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人（1）因创造马家窑文化，它们的主人被统称为马家窑古人，参见《甘肃省志·人口志》第1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口分布，三县五区都有原始先民在繁衍、生息。
创造了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古人，生活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已从母系氏族公社晚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并逐步向阶级社会靠近。主要表现在：一是男子取代妇女，成为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在大量的墓葬中，男子的陪葬以生产工具为主，女子多为陶石纺轮和装饰品。
“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恩格斯语），男子对财产分配和继承具有决定权，因此也就产生了男性生殖崇拜，永登县甸子村发现石祖一枚就是明证。二是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劳动工具配套齐全，形制完备，制作精细，刃部锋利，穿孔技艺高超，还发现了复合工具。到马厂类型时出现了铜制工具，在永登蒋家坪遗址发现铜刀一把。制陶规模扩大并走向专业化，住房由地穴式发展到半地穴式，进而学会了地面建房。在当时兰州的各个河谷台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到马厂类型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村落、墓地和陶场，如城关区白道沟坪遗址。氏族成员分为若干个父系大家族，家族之下分为若干个小家庭，家庭储存食物的窖穴增多，说明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粮食。遗址中猪、马、牛、羊、鸡的骨骼大量出现，说明畜禽驯养已经十分普遍。三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压迫开始出现。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不等，甚至十分悬殊的现象在半山类型就已存在，到了马厂类型时已属普遍，还出现了“殉葬”“人祭”现象。这些都说明，马家窑文化晚期已逐步迈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不过，马家窑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最丰厚的财富，仍然是灿烂的彩陶文化，我们留待后面细说。
在马家窑文化发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另一支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又融合甘青土著文化形成的齐家文化兴起。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村而得名，其延续年代约在距今42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其范围扩展到青海河湟地区、甘肃河西走廊、陇东和陇南一带，而以今天的临夏、兰州为中心。在兰州发现齐家文遗址23处，分布在榆中、西固两县、区最多。
创造了齐家文化的齐家古人已进入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较发达的畜牧业，具备先进的冶铜技术。他们有父权制家庭，若干家庭组成父权制大家族，大家族组成部落，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齐家文化一些遗址与马家窑文化遗址并存，表明这两种文化是有相互影响的。但从时间上看，齐家文化早期与马家窑文化晚期重叠，而齐家文化中晚期则与中原夏王朝同时。这个时期也是羌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齐家古人是组成后来羌族的成员之一。
因此说，当中原建立了夏王朝奴隶制国家时，兰州还是羌戎居地，处在齐家文化向阶级社会迈进时期，社会发展状态落后于中原。
《甘肃省志·人口志》以晋代皇甫谧对夏朝人口的估计数为基数，又以西汉元始二年甘肃人口占全国人口数23.5‰的比例测算，“公元前2140年（夏禹初），甘肃人口约30万人左右”。按同样方法，西汉元始二年兰州人口占全省人口数，以甘肃全省30万人为基数，则夏禹前夕兰州地区人口约为5000～8000人。
马家窑文化：中国彩陶文化的巅峰中国最早制作陶器是在距今1万年左右，这种陶器制作工艺十分粗陋，厚薄不匀，内壁凹凸不平，火温较低，质松多孔，硬度也不高。以后，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改进，陶器的质量不断提高，大约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其中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彩陶最为丰富，也最具代表性。又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7000年至距今5000年），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制作在中国北方进入鼎盛时期，它以渭河流域、豫西、晋南为中心，向中原、内蒙古河套一带、东北、西北发展，彩陶的陶质、造型、纹饰、烧焙技术、制作工艺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彩陶文化向西北发展，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而以甘肃彩陶文化最具特色，在甘宁青三省中最具代表性，达到了中国彩陶文化的最高成就。其中，马家窑文的彩陶异常光彩夺目。
马家窑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发达的彩陶文化。在马家窑文化各类型的遗址中，彩陶占整个陶器的20%~50%，有的甚至多达80%，数量之多在整个中国彩陶文化中独一无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画彩部位广泛，彩纹繁缛多变、细腻而又奔放，烧制工艺精湛，彩绘技术高超，也是其他地方的彩陶难以比拟的。在马家窑文化经历的三个类型（或阶段）中，彩陶文化的发展也各具特征。
首先是马家窑类型，经历了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600年约700多年的时间。它的彩陶多为橙黄色底施以黑彩，花纹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几何纹，包括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桃形纹、草叶纹、垂幛纹、多层三角纹等；一类是动物纹，如鱼纹、鸟纹、蛙纹、蝌蚪纹等。马家窑类型彩陶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器物的口沿、外壁和大口器物的内壁都绘有纹饰。器物类型分为碗、盆、瓶、罐、瓮、甑、砂锅等。学者认为：“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器形丰富多彩、灵活多样，花纹繁缛、线条流畅，多用粗线条构成，均匀对称，浑然一兰州彩陶体，自成韵律，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林少雄语）马家窑类型晚期彩陶纹饰较粗，多饰以大漩涡纹和大锯齿纹，表明已开始向半山类型过渡。
半山类型大约从公元前2650年开始到公元前2350年，经历了300多年时间。半山类型向西扩展到了青海东部和甘肃武威一带，它的彩陶多以橙黄色底施以红、黑彩，用红、黑两色相间的线纹和锯齿纹有变化地组合成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平行带纹。其中以锯齿纹构成的漩涡、菱形、葫芦纹为半山彩陶的最显著特征。此外还有大量的变体蛙纹和棋盘格纹。半山彩陶的器物类型主要有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钵等，造型的主要特征是腹腔部向外鼓出，孤度饱满，在俯视时，纹饰图以口部为中心视点，由里向外展开；在平视时，纹饰图形分布在以腹部为中心的半圆之中，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半山彩陶器形饱满，纹饰繁丽，花纹中套着花纹，具有“很强的工艺性装饰效果，从而将中国彩陶的纹饰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林少雄语）。
马厂类型大约从公元前2350年开始到公元前2050年，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厂类型的分布范围继续向西扩展到了酒泉、玉门一带，表明马家窑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由东向西延伸的趋势，而这也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马厂类型的彩陶是半山类型彩陶的继续和发展，它在半山彩陶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变化和创新，以方格纹为代表的多种几何形图案是马厂彩陶纹饰的显著特征。在画法上发展出了一种在一条黑线两边各镶一条红线，其器物类型又新增加了单把筒形杯，而以小口鼓腹瓮为最显著特征。马厂类型晚期的双耳罐，耳部加长，以菱形纹和编织纹为基本母题，以单一的色彩绘出多变的纹饰，成为后来齐家文化彩陶纹饰的样板。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兰州黄河谷地、黄河支流的湟水谷地、庄浪河谷地、阿干河谷地、苑川河谷地、黄河二级支流大通河谷地以及附近的黄河支流大夏河、洮河一带，遍布着马家窑古人的聚落（后来发展为村庄），呈现出一派原始的社会生活的繁荣景象。马家窑古人经营原始的旱作农业，种植粟、黍等农作物，用长方形、一边刻成锯齿形的工具收割（马家窑文化独有的收割工具），用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加工粮食；饲养猪、狗、羊、鸡等家畜家禽，狩猎鹿；用石纺轮、陶纺轮纺织麻布；在铜矿丰富地方（如永登蒋家坪一带）冶铜制刀。丰富的生产生活内容，良好的自然景观，加上潺潺流水、连连漩涡、鸟飞蛙鸣鱼翔，无不给马家窑古人以创造精美彩陶的心灵追求和艺术灵感。
马家窑文化成为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巅峰，除上述社会生产、生活高度发展繁荣的背景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烧制陶器已经专业化，开辟出巨大的窑场，集中生产。最为典型的是兰州市城关区的白道沟坪遗址的窑场。窑场在黄河北岸台地上，离河面约60米处。除了一些被破坏的陶窑残迹外，发现完整的陶窑共4组12座，每组陶窑共有一个烧火炕，一组内各陶窑的窑门都朝向烧火坑。窑室为方形，窑箅上有九个火眼，呈三三整齐排列。
窑场里另有配料坑，内有制作陶器的各种原料。从坑内残余的红胶泥条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多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窑场还有研磨染料的石板、配色调料的高边分格陶碟。其中高边分格陶碟可用来调配不同颜色的颜料，其性能、功用与今日绘画所用调色板完全相似，有专家说“当时已具备了后来中国化‘文房四宝’中的‘笔’、‘墨’和‘砚’”，这无疑是兰州远古先民对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整个窑场从备料、制作、绘饰、焙烧“一条龙”式进行专业化陶器生产。
在马家窑文化以外未曾见闻，特别是方形窑室更区别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圆形窑室，具有马家窑文化的显著地域特征，这兰州白道沟出土的彩陶种陶窑遍布于同时期兰州的很多遗址。
二是彩陶的纹饰繁缛优美，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有许多创新与突破。张学正、张朋川在其所著《甘肃彩陶》一书的前言中说：
彩陶的图案布局，多根据器形设计，例如窄长的瓶、壶，图案多作横分层和散点式的排列。大型陶器常将图案分成多层排列，而小型陶器往往通体绘满花纹。图案各部分的位置，也是根据器形的部位来确定的，因此图案布局与器形显得很和谐。马家窑彩陶的图案结构，具有旋动的特点，或来往反复、或盘旋转回、或交错勾连，使人感到变化无穷。即使同种花纹，也有不同的变体和配置组合。
兰州出土的彩陶瓶，以动感很强的大旋纹占满器腹，一点制动了全局。又如兰州出土的彩陶豆，四方连续的旋纹适合在圆形里，像激浪不住地翻卷。
三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适应于多种功能的需要，以器形完备而著称于世。仅从兰州发现的彩陶器看，马家窑类型的有钵、瓶、壶、罐、豆、盆、瓮、甑、碗等，半山类型除前列几种外，还有鼓，马厂类型除前两类型的器物外，还有杯等。这些器物在形制上包括了单耳、双耳（罐），盘形、高足（口），短颈高腹、直颈斜肩（壶），口部的敞口、敛口、唇口、侈口，底部有平底、圈足底、三足底等等，表明中国彩陶器形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基本完备。特别值得称奇的是永登乐山大坪发现的彩陶鼓一组7件，都是一端是喇叭状大敞口，口外边沿有乳钉一圈，用来蒙兽皮以成鼓面，另一端呈盘口接鼓身，两端各有一耳，可能是用来系绳索以便挎在肩上，鼓身在胸前用手击打。这组陶鼓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远古音乐史、制鼓史和西北羌族先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极永登出土的彩陶鼓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羌族：兰州最古老的民族羌族，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时古羌族的形成到秦代时中原王朝势力进入兰前，羌族一直是居住在兰州的主要民族。羌族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在兰州乃至于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里我们介绍西北羌族，以区别于早已东迁和后来建立周王朝的羌人后裔。
相当于夏代的齐家文化中晚期即是羌族形成的时期，而齐家化也就是羌族先民们的创造。那时候，西北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平均气温下降了3℃～4℃，降水量大幅度减少；黄土高原上地带性森林南移，而大部分地方被草原或荒漠草原所替代。齐家文化中晚期的人们（羌族先民）在今天兰州及其以西广大地区从事的粟、黍作物种植，逐步被局限在了近河谷的低地上维持。
为了生存，他们开始大量驯养家畜，发展畜牧业。大量养羊成为他们存在和发展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锄耕农业衰落了，重新形成了农牧相兼甚至以牧为主的经济方式。同时，养羊又必须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养羊对于他们的生存与繁衍至关重要，从而产生了崇拜羊的观念，身前“事羝为大神”，死后以羊头、羊上颌骨随葬，信“巫觋”以羊肩胛骨作卜骨。他们以部落为社会组织，今人称为原始的游牧部落，古籍称之为“西戎牧羊人也”。羌族各部落不相统属，各主其事。
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西北羌族形成的又一重要时期，殷墟卜辞中有“羌”、“羌方”，记载了商王朝多次征讨“羌”和“羌方”，并惟恐他们潜逃或反抗的情况。这些“羌”、“羌方”指的是与商王朝邻近的晋、陕、川一带羌人。而在今天的州及其以西地区，羌族先民们创造了辛店文化。这时候，他们有了绘有羌族徽图案的辛店文化彩陶较明确的同族意识，在彩陶上绘出似如羊角的双勾纹，这成为辛店文化彩陶的典型纹饰，有学者研究称这可能就是羌族的族徽，至少是羌族某个部落的象征性符号。辛店文化一直持续到了西周的早期。在辛店文化前后，羌人的先民还创造了四坝文化（玉门）、卡约文化（湟中）、寺洼文化（临洮）、沙井文化（民勤），因不在今兰州的范围，我们不作详述。但应当说明的是，正因为羌族先民（学术界有的称古羌人）各部落不相统属，各地方不相联系，所以创造出了多样化的羌人文化。至于沙井文化，学术界有人提出是月氏族先民的创造，很值得研究。因为春秋战国之际月氏曾在州黄河以北活动过。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至春秋战国时期，西北羌族以河湟地区为重点区域很快繁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后汉书·西羌传》）。这个时期羌族的社会生活状况较多地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后汉书·西羌传》里是这样说的：
（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殁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妻，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
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中为不祥。
对于羌族的发展，《后汉书·西羌传》是这样记载的：
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
《诗·商颂·玄鸟》中也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王。”羌人臣服于商汤和后来的周王朝，在进贡的同时，羌人也是被掳掠为奴隶的对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才发生了变化。
秦厉公（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3年间在位）时，羌人一个叫无弋爰剑的人被秦国掳去当奴隶。他不堪忍受奴役，伺机逃跑出来，秦人急忙追捕。情急之下无弋爰剑藏匿于山洞之中，秦人搜寻不到，悻悻而归。无弋爰剑出了山洞继续西逃，途中遇到一个被割去鼻子的女人，因为同处困境而结为夫妻，这位女子因羞于无鼻的丑陋，便用长发遮面，从此，“披发覆面”成为羌人的一种风俗。走投无路的无弋爰剑夫妇来到河湟地区，被当地羌人收留而定居。无弋爰剑把在秦国为奴时学会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教给羌民，使河湟地区的羌人由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综合性经济，“庐落种人依之者日众”，部落获得大大发展，爰剑及其后代因此“世世为豪”，成为部落首领。
爰剑的曾孙忍当首领的时候，正当秦献公在位之时（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2年），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促成了羌人的分化和河湟羌族的兴盛。秦献公发兵来到渭河源头一带，灭了狄戎。忍的季父看到邻近的戎族被灭，惧怕秦人的威势，“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带着部分羌民远去了。他的子孙后来分化为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但忍和弟弟舞仍然留居河湟，并“多娶媳妇”繁衍子孙。后忍生9子，繁衍出9种羌；舞生17子，繁衍成17种羌。以此为“根”，繁衍到后来的100余种种羌，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这当然是汉代人畏惧“羌患”所发的感慨了。
秦献公以后的秦国十分强大，“常雄诸侯”，而爰剑的五世孙研“更为豪强”，却仍在秦孝公统领之下“朝周显王”。秦昭王在位（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时，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和洮河以东地区的羌民，常受秦人掳掠为奴，逐步向兰州西部、河湟地区迁移。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在河湟羌人的东面（即洮河以东、黄河以南）设置陇西郡，郡治就在今天的临洮县。此时，今天榆中县大部已属秦国陇西郡管辖，中原王朝的势力开始进入兰州。秦王赢政时（公元前246年继位，公元前221年称始皇帝），忙于统一六国的战争。“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所以羌、秦以洮河为界，互无侵扰，羌人继续“得以繁息”。而羌人“各自为种，任随所之”，独立发展，始终未形成统一的政权体。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羌族的历史，是因为一方面这也是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即先秦时期）兰州历史的基本内容，更因为自秦汉直到南宋时期，羌族始终对兰州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