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1949年11月15日的早晨。张学云仍在默背着他入狱前几次写给妻子的信。他喜欢写信，在革命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一边行军一边仍然坚持给妻子写信。入狱后没有了条件，给妻子写信成了一种奢侈，那是因为每发出一封信太艰难、太艰难了，所以，张学云能把每封发给妻子的信都背诵下来，那是属于他个人的藏在心底的挚爱，谁也无法剥夺，即使铁窗，即使子弹，即使黑暗。
亲爱的学云：我写血书，我为忠实于你，我忍受一切痛苦，留下生命为革命。在这春节除夕的日子里，每户人都吃着团圆过年饭，独我坐在屋里恋着你，云啊，你等着吧，待我为“四化”作出我最后口气的努力后，我们再团聚吧！但我活着一天也永远地记着你的话“今后生活一定严肃、学习仍需要努力”。这是你对我的忠言，我一定照着去做！
听听，这是妻子的回音。这回音是在张学云牺牲几十年后的1980年春节的那天她写的——
张学云笑了，在黑暗中的张学云笑了。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甚至感受到了妻子那股温存而激动的气息。
张学云因此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毫无畏惧。十几天后的深夜，敌人对渣滓洞开始实施大屠杀。当罪恶的枪口伸进牢房时，他一把抓住敌人的枪筒，夺枪未成即挺身堵枪口，欲以自己的身躯掩护难友。于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地穿过他胸膛，鲜血流淌到地下，而他抓住铁窗的双手依然没有松开……李青林、江竹筠等难友被杀害后的第一天清晨，渣滓洞的许多人都比平时醒得早。他们似乎都在看着东方黎明的那一缕鱼白的光芒是否还能照到窗口？
“来，让一下。我要把这首诗写完……”楼下一室的蔡梦慰轻轻地示意靠在窗口的难友给他留出一丝晨光，便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那卷皱皱巴巴的擦便纸上写着……他的肺肿已经相当严重，当看到自己的“铁窗诗社”的诗友们一个个被敌人押出去枪毙时，他意识到也许自己今天或明天甚至可能一会儿工夫也会被敌人拉出去毙了，他想到了自己答应过同志们要完成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还没有最后完成，于是，现在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空气呵，日光呵，水啊……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人，被当作牲畜，长年地关在阴湿的小屋里。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
……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自由呵，
——苦难呵……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鸡鸣早看天呀！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这是《黑牢诗篇》中的《第一章禁锢的世界》的部分内容。
蔡梦慰，这位年仅24岁的“黑牢诗人”，出身于四川省遂宁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从小爱好文学，尤其是喜欢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他主张“多出些进步的、革命的书籍，去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表现出“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思想倾向”。在求索中的他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面对敌人的暴行，面对同志们坚贞不屈的表现，年轻的蔡梦慰诗情愈发不可收，尤其是敌人的子弹已经上膛之后，刑场的枪声已经逼近之时，他的血管里、每一个毛孔里都在迸发革命的、燃烧的、充满浪漫而憧憬的诗篇——牢门，曾经为你打开，只消一提脚，便可跨过这条铁的门槛。管钥匙的人说：
——你想干点什么呢？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我给你高官，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馆……——否则呀，哼！一声冷笑掩蔽了话里的刀；像修行者抵御了魔鬼的试验，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只把脖子一扬，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凭仗着什么？
在一瞬间的若干次斗争中，你终于战胜了双重的敌人。像战场上的勇士：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一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从此，牢门上了死锁，铜钥匙的光亮，不曾在你眼前晃过。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要，把这牢底坐穿！二百多颗心跳动着一个旋律，二百多个人只希望着那么一天——等待着自己的弟兄，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
写完《第二章战斗胜利了》中“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几个字时，蔡梦慰有种特别惬意的释放，真如一场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胜利了”的感觉。
是的，真的胜利了。铁窗外的旭日，将东方映得红红的——“贵阳解放了！”“解放军已经打到离重庆只有几百里的彭水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仍从各种渠道传到监狱，传到铁窗内……敌人的阵营乱了阵脚。宋希濂部队昨晚已经撤到乌江西岸。“危急时刻，只有儿子才是最可靠的。”15日这天早晨一醒来，蒋介石就把儿子蒋经国叫到床边，将一封亲笔信交给他后这样长叹了一声。蒋介石在信中对宋希濂打气道：“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既倒贮计日以待。”这封信两天以后才到宋希濂手上，蒋经国跋山涉水，吃尽苦头才完成任务，可此时宋部已大势所去，根本无力为老蒋挽回残局。
15日当天，重庆卫戍司令总部颁布了恫吓百姓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条：一、阻扰政令，与匪勾结者杀；二、窝藏匪谍不报者杀；三、供匪枪弹、文件者杀；四、造谣者杀；五、扰乱金融者杀；六、操纵物价者杀；七、纵火者杀；八、抢劫财物者杀；九、暴动者杀；十、以文字为匪宣传者杀；十一、报道不正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十二、煽动工潮者杀；十三、煽动军人叛逃者杀；十四、泄露军机、刺探军情者杀；十五、私造军火、运军火者杀；十六、阴谋破坏军事工事、交通者杀。
老蒋是穷凶极恶了，这“十六杀”几乎除了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可以放心不杀外，其他的差不离统统都在“备杀”之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他和他的国民党残余在垂死时的内心之恐慌。
11月16日。
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保密局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课长以上头目及公开单位的主管、副主管会议。此时，国民党的川东防线已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酉、秀、黔、彭已解放。会上，毛人凤强装笑脸，在给“弟兄们”作了一番“苦撑待变”的低调讲话后，由杨元森具体布置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西南游击任务布置”和“游击行动纲领”的报告。
下午，“破坏大王”刘笃伦飞抵重庆。随之，国民党破城技术总队人员住进市中区江家巷养正别墅。
次日上午，刘笃伦一行到市区观音岩兵公署警务处办公地，由廖宗泽事前通知各兵工厂警务组员来秘密引导各厂熟悉爆炸目标环境，大厂去2人，小厂去1人，两天内完成拟要爆炸破坏掉的全市相关工厂的勘察工作。之后随时听从“炸厂”命令的下达。
11月18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再次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各条块的头目会议。“现在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委座要求全体保密局的同志准备在必要时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国的尊严。”会上，毛人凤再度强打精神，借蒋介石的话激励部下。但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商定“破厂”的具体任务。决定：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由廖宗泽任处长。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和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
二、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组、技术组、运输组和总务组。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破厂部队调遣。技术组负责破厂技术工作。运输组负责爆破器材运送。总务组仅有办事人员。
三、为配合军事行动，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
四、破坏计划由廖宗泽拟具，经费预算由郭旭拟具，需银圆券5万、硬洋1万元，呈请蒋介石核定。破坏重点为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与库存物资器械、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广播电台和公路桥梁、交通要道。
五、由交警一旅、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卫团、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警卫大队担任破厂掩护，由临时指挥部统筹调配，并严厉镇压工人护厂。参加破厂人员酌发奖金。
六、保密局在重庆的公密单位要全力协助破厂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七、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以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度；库存物资应尽量烧毁。所需炸药及运输工具卡车10辆，吉普车1辆，请国防部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破厂办事处一成立，即陆续抽调保密局在重庆的编遣人员严达等20余人担任内勤，加上保防处、警察局、第五区公路稽查组、交警总局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共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晴初寓所办公。
毛人凤还“面谕”西南特区火速布置20个潜伏台；加强西南支台，增加富林、盐源、会理、宁南4个特务组，组成情报网，所需报务员由重庆支台当日妥派，19日训话，20日派出。20日，渝支台的报务员杨德川等9名报务、机务和器材修理人员出发赴西昌。到1950年4月7日西昌解放，西昌支台成了保密局指挥四川各地的潜伏台枢纽之一。同一天，西南特区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以“百万火急”密电台湾保密局主任秘书潘其武、电讯处长杨振裔：“顷奉领袖面谕，兹遵照领袖谕旨，为扩大川康黔情报潜伏布置，需要CMS电台20部，配发4至6个月电池，派员乘空军专机，飞送来渝。彭水已失，不可延误……”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等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
特务们悲情难掩。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