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被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原型。宋绮云夫妇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头’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前，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的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看守长杨进兴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做很客气的样子，叫道。“什么事？”黄显声预感是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不知，询问了一声。“所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进兴这样回答道。“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放到身上，然后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两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拔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踉跄地朝前迈了两步，艰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西啊！”“要小心点，要犯们厉害着呢！”说着，两人乘车一同回到白公馆，准备实施他们的第二批屠杀……“刘笃一、白银山！你们两个出来，保人给你们开释了！”杨进兴一回到白公馆，便嚷嚷开粗嗓门，以又一个谎称点了两位被军统内部关押的“违纪分子”名字。几分钟后，刘笃一、白银山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于步云桥边。此时，天色渐黑。特务们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看守宋惠宽、程遂愿押着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刚出白公馆，就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边将何、陈处决。特务们分别从陈为诚的手腕上抢下手表和金戒指，然后两个刽子手互相往对方的肩膀上捶了一拳，乐呵呵地说：“收获不小！”
此刻的白公馆内极度紧张，难友们知道特务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而刽子手们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有人负责在监狱里点名提人，有人则把人押到白公馆外面的松林坡和步云桥两个地方实施枪决，有人则在这两个地方挖坑埋尸，“一条龙”的杀人如屠宰牲口那么简单，那么程序化，那么满不在乎……特务杨进兴所带的刽子手们从下午四点多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先后连续进行了四批屠杀，整个白公馆已是一片血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不许唱！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唱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地用枪托敲击着一个个牢门，然而整个白公馆的每一个囚室内的难友们此时已不再理会这些恫吓了，他们依旧高呼口号或高唱《国际歌》。有的则直冲特务们怒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今天你们杀了我们，明天解放军绝不会饶过你们！”“哈哈，明天我们在阴间等着你们这些王八蛋！”
“真是不可思议，都快死了的人，嘴还那么硬！”特务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特务们自然不知道，其实就在大屠杀开始的前两天，监狱里的临时地下党支部便作出了决定：在敌人很快实施杀人计划时，作为共产党员的狱中同志，必须做到临危“脸不变，心不跳”。当敌人行暴时，可以呼口号、骂反动看守和特务们，以鼓舞斗志和士气。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给了难友们极大鼓舞和教育，因此，每当敌人押走一批同志时，狱中留下来的人会自觉地呼口号、骂刽子手们，而且轮到自己被敌人拉出去枪毙时，依然面无惧色，表现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本色，这些都在敌人阵营里引起巨大的恐慌和紧张。
屠杀仍在疯狂地继续……就在这时，素有“杀人魔鬼”之称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带着另一批特务出现在白公馆，他们是奉徐远举之命，专门来处决由特务组织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管的一批共产党“要犯”……新的更大一轮的大屠杀又开始了——“丁地平！”
“谭谟！”
……敌人在一个个点名提人。
“同志们，再见了！”牢房内，难友们相互握手告别，有的则忙将身上仅有的物品留给狱中的同志。
“刘国，出来！”敌人走到楼下二囚室，冲里面吼道。那个被点到名的年轻共产党员，就是《红岩》里“刘思扬”的原型刘国。“急什么？等我把诗作好了嘛！”蹲在地上的刘国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牢门口持枪的特务们。“要得你个刘国啊！”特务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这样蔑视他们的“枪决行动”，顿时吼道：“都要枪毙你了，还作他妈的啥子诗嘛！”“走！”几个特务趁势上前将刘国揪起便往牢房外走。“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刘国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头对同室的同志罗广斌等说：“记住同志们：如果哪一位同志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刽子手今天的凶残屠杀向人民公布！”说完，昂头走出白公馆。
“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人民就要胜利啦！”“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国一路高喊口号，一路大声背诵着他刚刚写就的诗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神经有毛病！死了还不后悔？快快去死吧！”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早已不耐烦了，端起枪杆，连续向刘国的头上、身上扫去……“你们……不得好死！”倒在血泊中的刘国没有立即断气，当他最后睁开眼睛时，仍冲着刽子手们愤怒地骂着。
“看你的嘴还能动不——”一个刽子手举着手中的枪杆，用刺刀猛地捅向刘的嘴里……刘国再也没有动弹。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刽子手似乎依然不解恨，举起枪托又朝烈士的头上砸去……几天后，解放军大军在挖开敌人残害烈士的“万人坑”时，刘国的弟弟看到了自己哥哥的惨状：“他的头被打扁了，眼珠子流了出来，肚子被打穿了，嘴唇都被刺刀割掉了……”刘国鸾：《为革命先烈复仇》，原载1951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此刻，留在白公馆内的共产党员听到外面的枪声，知道又一批亲爱的同志倒下了，他们瞪着愤怒的双眼，齐声朗诵起刘国那首仍在冒着热气的英雄诗篇：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他们真的没有玷污党的荣誉，他们此刻最想向自己亲爱的党表白：我们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党的荣誉。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自己以英雄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和钢铁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呵，共产党员在此刻是多么崇高和无畏。
“李仲达！”
“石作圣！”“冯鸿珊……”敌人又在点名提人。
“许晓轩！该轮到你了！”特务打开又一个“重犯”囚室，对一位长满胡须，戴着手铐脚镣的瘦高个“犯人”吆喝着。
“老许！老许也被点名了……”这时，监狱的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在这样说。老许在白公馆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是这座“人间地狱”里共产党的秘密地下组织负责人，又是坐了9年多敌人监狱的“老资格”，加上他是狱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每天戴手铐脚镣的“要犯”，所以，无论在特务眼里，还是难友心目中，他老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许晓轩被捕前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是位具有卓越才干的青运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6年10月，许晓轩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童年的他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郁而死得早，这给小晓轩的心灵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记：“为什么有的人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有的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不能避风挡雨的破棚烂屋？”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穷人的活路在哪里？这不公平的世道怎样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和在参与进步的工人运动中得到的洗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有了远大理想。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先后在银行和工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位富有经验的工运领导者。1938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许晓轩参与了川东青委机关刊物——《青年生活》的创刊，他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发行者。这期间，许晓轩不仅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刊发刊的具体工作之中，而且还写了不少激扬的革命文字，对教育青年产生很大影响。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许晓轩到大溪沟二十一兵工厂分厂参加一个地下活动时被捕。这位重庆重要的工运组织者和青年运动领导者的突然“失踪”，让同志们和他的家人异常担忧，后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传出消息，才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里。
“我出世八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抓了起来。当时爸爸被抓到什么地方，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回忆自己牺牲的父亲时这样说，“一开始只有我伯父知道我爸爸失踪了。因为他们在重庆市里工作，我和祖母及妈妈都住在乡下，我伯父怕祖母和我妈妈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瞒住家里人。事过半年，我们才得知爸爸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爸爸被捕以后，我可怜的妈妈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便病倒了，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瘦得不像人样。爸爸在监狱里知道后，托人秘密送回一封信——其实只是在香烟壳子上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宁关不屈’。据后来越狱出来的同志说，敌人对我爸爸硬的软的都用，强迫他在烈日下做苦工，戴重镣，并罚他绝食，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还常用严刑拷打他，但却休想从我父亲嘴里挖出一个字。硬的不行，敌人就改用软的，假装要释放他，说给我爸爸自由，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让我爸爸在悔过书上签字，我爸爸断然拒绝，并直截了当地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忠诚，鼓舞了许多难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许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