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唐虚谷，在监狱这个地方，所有被关进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总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自“学习会”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政治犯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心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修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待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五室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说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老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哈哈……”狱室内，爆发出异常欢快的笑声。
除了“学习会”之外，监狱里还有另一个地下组织便是“铁窗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传流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铁窗诗社”建立以后，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是青年学生出身的同志，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使得这些革命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当上了“诗人”。“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说道，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在战斗的年代，我宣誓：不怕风暴，不怕骤雨的袭击。一阵火，一阵雷，一阵狂风，一阵呼号，炙热着我的心，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我宣誓：爱那些穷苦的、流浪的、无家可归的、衣单被薄的人民；恨那些贪馋的、骄横的、压榨人民的杀戮真理的强盗。我宣誓：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冰雪锁不住春天，铁牢——关不住战士的身子，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不怕你豺狼遍野，荆棘满山，怎比得，真理的火流，革命的烈焰。看破晓的红光，销铄了云层，解放的歌声，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来迎接我们的胜利？用我们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呼天的人是有罪的，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所有的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方式对付敌人！”“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诗会”越开越激昂。“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好，下次听你的了！”“铁窗诗社”后来一直活跃在牢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靠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余新江”的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讲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二十一兵工厂附属第十一技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激情燃烧的诗人。他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的诗。入狱后，生活孤独而寂寞，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于是，余祖胜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太阳倾泻在石头上，温暖着铁身躯，啊？这也触犯了吸血的法律，“哼！不讲羞耻！”眼珠翻滚，怒目瞪瞪。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心灵手巧，富于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用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囚友们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诗《明天》，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我伏在窗前，让黑夜快点过去。希望的梦啊——总是做不完的。黑夜里总有星光，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明天是我的希望！
“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后被营救出狱，以及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外，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也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凝重，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院坝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其实也是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原型之一。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县委副书记。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州区党史资料》上是这样介绍的：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13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清国子监太学生，后以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1939年1月，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