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坐定江山后，为把政权交给哪个儿子费尽了心机。他本来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即位后的两个月，就已立8岁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但李承乾长大后，变得嗜好冶游，酷爱声色。他怕父亲知道自己行为不端，上朝时装得一本正经，口必称忠孝之道；退朝后则与群小尽情胡闹。他因足上有病，行走不便，而其四弟魏王李泰时有声誉，逐渐得到太宗的宠爱，他担心父亲废他立李泰，对其忌恨有加；而李泰也确实暗怀抢夺太子位的野心。当时，有个十几岁的能歌善舞的乐童，李承乾对他大加宠幸，日夜与他混在一起，并号之曰“称心”。太宗得知大怒，杀死了称心。李承乾痛悼不已，认为是李泰告的密，对他更加恨之入骨。于是，便派人冒充李泰王府的官员，上书揭发李泰的罪状，太宗阅后，知道奏书有诈，下令逮捕上书人，这时上书人已不知去向。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承乾谋反，被废为平民。太宗当面斥责他时，他辩解道；“儿臣贵为太子，更有何求？只不过身遭李泰的暗算，所以才与大臣商量保存自己的办法，未想到不法之徒竟教唆儿臣行不轨之事。而今若以李泰为太子，正好落入了他的圈套。”太宗的确有意立李泰为太子，听了大儿子这番话，他有所省悟，便对侍臣说道：“承乾所言也有道理。我如立李泰为太子，就表明太子一位可以通过阴谋而得到。要是立李泰，李承乾和晋王李治就都无活命；要是立李治，李承乾和李泰便都可保无事。之后，又囚禁了李泰，在征得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清、褚遂良的支持后，决定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为人仁慈宽和，但太宗对他接班也并不太关心。为使国家不亡，帝位不移，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特意写成了《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十二篇分别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太宗赐书时，还谆谆告诫李治道：“修身治国之道，全在这本书里了。我去逝之后，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他再三嘱咐道：“你应该以古代的哲王为师，至于我是不足效法的。效法上等的君主，仅能成为中等的君主；效法中等的君主，就难免变成下等的君主。我即位以来，存在不少缺点，如经常备置锦绣珠宝，屡屡兴建宫室台榭，到处搜罗犬马鹰隼，劳民伤财地出游四方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大过失，你千万不要效法。可是，我广济苍生，做了不少益事；始创国家，立了很大功勋。我益多损少，所以百姓不怨恨；我功大过微，所以基业未垮台。然而，与尽善尽美相比，我当然深感惭愧。你并无我那样的功劳，却继承我的富贵，如能竭力行善，国家尚可仅保安定；要是骄奢怠惰，则恐怕连自身都保不住。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建立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而一个国家的败亡则是转眼之间的事；帝位不费千辛万苦难以到手，而失去它却轻而易举。你可千万要珍惜，千万要谨慎啊！”
（《旧唐书·太宗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