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人们却把它们统称为“三里村”。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有房子，那么这段路就变成了五里长，村里人还会坚定不移地说就是五里。
由此，你无需怀疑或惊讶，因为种种标准都可以自己设定。做秤的人满街走，他们可以根据不同顾客的需要来刻秤杆上的点（称为“星”）。他的每一位顾客平均至少要两种秤，一种是买进时用的，一种是用于卖出的。一杆做好的秤，即使不是旧秤，也没有人买，因为秤杆上刻星的标准一直都在变，它都是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的。
在年龄的计算上也体现了这种情况，而且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特点。一种与人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够表明这个人的大概年龄，这种做法在中国是最为普遍的情况。一位被称作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仅仅在去年才刚刚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只要刚刚过七十岁，那么他就算是八十岁了。如果你想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年龄，那么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确切地说出自己的年龄，但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计算年龄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了，从而出现了很多模糊的概念。人们常听别人说“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但是你却很难碰到一个能够确切地说出自己年龄的人。这种模糊的概念还包括“百”、“千”、“万”——中国人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关注于那些精确的表达方法。
曾有一个熟人对我说，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你说对不对？”
一位绅士和他的妻子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几年，准备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走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漂亮的卷轴，但是这两幅卷轴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幅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当在场的人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送礼者，他们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为何在卷轴上一个写七十，一个写六十呢？送礼的人给出了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都写上同样的“七十”，那么会显得作者毫无创造力！
中国人对祖籍的重视，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曾经有一个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是在他的叙述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实际上住在城郊。当我问了他具体居住的地点后，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经过一番具体的交谈之后，我才明白，他家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是他就没想到现如今他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我家的根还在那里！”
还有一个人，曾经让我注意看一下他所居住的小村庄里的一座古庙，他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我造的。”但是当我仔细调查之后，我发现这座古庙是三百多年前明朝的某位皇帝在位时建造的，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中。
对那些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他们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到一种能够表明自己身分，并且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而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心中都有一种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的渴望，这一点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村庄一共有多少户人家，他们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知道这方面的数字呢？”事实上，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解的谜。也许他们会说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但是他们现在从未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将来也不会。
中国人在使用数字方面是缺乏精确性的。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我们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有时，那些误用的字要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得多，这表明，这种错误并不是由于撰写人或印刷者想省点力气而造成的，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这种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中国人常常把一个字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而这种错误，大多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但它们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不仔细。
中国人的这种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是最明显的。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的开头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竟然没有确切之说，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有人告诉我们，无论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而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最弄不明白的就是一个中国人究竟有几个名字：除了他的姓、他的号以外，还要起一个名字用于科举考试，这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因此，外国人常把一个中国人当作是两三个人。
中国人的村庄的名称也是不确定的，有时，一个村庄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名称，而其中却没有哪一个名称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的。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么人们就轮换着用其他的名称；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的名称当作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中国人的教育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教育没有形成一种化学分子式的学习系统，并且这种化学分子式的学习系统是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即使是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可能会失去许多珍贵的数字，比如，他会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因为诸如此类的错误，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实际上，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就像其他民族曾经学习怎样做到精确一样——他们不仅可以做到，而且能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目前这个民族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学习精确的要素，并且不懂得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下面这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
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留出一些余地。因为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都是不精确的，我们很容易上当，并被之误导。
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的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身价。整体不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理念在中国就是背道而行的。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的“人口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可以轻松地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在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中存在的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评价：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