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军中有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稗逖先生，他向我抱怨说这些士兵都不来参加祈祷，也不来听他的劝勉。当他们应征的时候，他们曾被允诺，除了饷银和伙食以外，他们每天还可得到一吉耳的朗姆酒，每天都会按时发给他们，一半在上午，另一半在晚上发；发酒的时候大家都会按时来。听到这里，我就对稗逖先生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朗姆酒有点屈就你的尊驾了，但是您如果等到祈祷完毕后再发酒，他们都会来的。”他觉得这样不错，于是就接受了这一职位。有几个人帮他倒酒，这件事进展得相当令人满意，祈祷会从未有人缺席，而且比以往更守时了；因此我想，与其用军法惩治那些不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引导他们更好。
几乎我一完成这边的工作，刚把炮台里的粮秣等东西储存好，就收到了州长的来信。在信中州长说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假如边境的形式不再需要我操心的话就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们也来信叫我回去参加会议，假如可能的话。现在我３个主要的炮台修建工作都已经竣工了，人们也可以在炮台的保护下安心地在自己的农场里工作了，因此，我就决定回去。更使人高兴的是，来了一个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上校，与印地安人作战十分有经验，碰巧来访问我们的据点，他也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因此，我就颁给了他一份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他们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且把他介绍给了全体士兵，他在军事上的丰富的技巧和经验使我认为他比我更适合这个长官的职位。对士兵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我在那里小住了几天以便缓解我所经历的劳顿。第一天晚上，我躺在舒适的床上，难以入睡，因为这与在哥那登荷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木屋里的地板上有着天壤之别啊。
在伯利恒逗留期间，我稍稍了解了一下弟兄会教友的情况，他们也派了些人来陪同我，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我发现他们实行共产，在一起吃饭，一起住集体宿舍。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的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开一个气孔，我想这些气孔应该是用来流通空气的。我到了他们的教堂，在那里我听了美妙的音乐，他们用提琴、箫、横笛、竖琴等乐器同风琴一起演奏。我也了解到他们讲道不像我们通常讲道，面对所有类型的观众，男人了，妇女了，孩子了等等；他们的集会是分开来的，有时是面对已婚的男人，有时是面对他们的妻子，有时是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还有小孩子。我曾听他们向小孩子布道，男孩子们由他们的导师，一个青年男人领着，女孩们由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他们排队进入教堂依次坐在长凳上。演讲似乎很适合他们的口味，讲时用的也是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在哄他们做乖孩子。他们表现得非常有秩序，但是看起来脸色苍白，不太健康，这些使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被关在屋子里太久了，缺乏足够的运动。
我调查了一下弟兄会的婚姻情况，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是由抽签决定的，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少用到这一方法，通常，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会向他班上的长者咨询，他又会同管理那些年轻女孩的年纪大的女士询问。因为这些不同性别的年长的管理者对他们的年轻人的脾气性情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断谁配谁最合适，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对他们的决定总体上还是感到满意的。但是，假设说，假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年轻女人都同样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我反对这样的做法，假如这样的匹配不是双方的相互选择，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幸福。“可是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告诉我这样情况的人说，“他们也会觉得不满意啊。”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也不能否定。
争取民权
回到费城后，我看到民兵训练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其余的居民几乎全都加入了进来，按照新的法律他们把自己组成了许多中队，选出了他们自己上尉、中尉和少尉。Ｂ博士来探访我，他向我说起他为扩大新法影响而做的努力。我还一度认为是我那篇对话录所起的作用呢，然而，尽管无从取证但我想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我让他保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民兵联队的军官们开会，他们选我做团长，这次，我没有推辞接受了这个职位。我忘记了我们到底组了几个中队，但是我们阅兵的时候有１２００多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士兵站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炮兵联队装配有６门质地精良的铜炮，一分钟内可以连续发射１２发炮弹。第一次检阅我的团队后，炮兵们送我回家，并且坚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表示对我的尊敬，炮弹把我点穴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了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这些新荣誉也跟这些玻璃差不多一样易碎，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接着我们的军衔也被撤消了。
尽管议长和州议会之间龌龊的交易不断，作为一个议员，在他们的争论中我仍承担着很重要的一份，但是与州长之间我仍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个人的恩怨。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者很少抱怨可能是职业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知道对他的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或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领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他到我家来，作一次友好探访，听听我对一些疑难问题的意见，有时他也会接受我的忠告，虽然这是很少有的事。
我们曾共同合作替布莱德多克将军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传到后，州长十万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商谈防止边陲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劝他尽可能地暂时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各殖民地的援军一到，他可以继续进行征讨。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等我从边境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调动殖民地军队去征伐，去攻占杜肯堡。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的军事才能的评估比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要低的多，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他认为，也许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的影响也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支付军饷，并且或许这项拨款可以免除领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衷于这事的时候，就放弃了这一计划。不久以后他卸职了，接替他的是丹尼上尉。
在我叙述在新的州长治理下，我在公共事物方面的活动之前，或许可以插叙一下此段时期内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进步。
１７４６年，我在波士顿时，遇见了一位思朋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不久，做了一些电气实验给我看。但是这些实验做得并不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是很熟练。但是因为这样的项目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对它们感到又惊又喜。回到费城不久，我们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立迅先生那里收到了一个礼物，那就是一根玻璃管，且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玻璃管的使用方法。我十分渴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重复我在波士顿所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添加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的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为患，人们都跑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能够稍稍分担这样的负担，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他们就都有做实验的设备了，最后我们就有好几个实验表演者了。在这些人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是金纳斯先生，他是我的一个邻居，那时他刚好失业了，因此，我就鼓励他通过向人们表演这些实验来赚些钱，并且给他写了两篇讲稿，在讲稿里我给他排好了实验的先后次序，与之同步的实验方法和说明，以便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实验。他为此买了一套漂亮的设备，在这套设备中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零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细腻了。他的演讲很受欢迎，给人以美的享受；后来他走遍了每个殖民地，在每个重要城镇表演他的实验，因此赚了些钱。在西印地安群岛，做这样的实验有些难度，因为那里的空气一般的情况下都很潮湿。
很感谢柯立迅先生给我们寄来这样的玻璃试管等其他实验器材，因此我觉得应该写封信对他表示我们的谢意，此外告诉他我们在使用这些东西所取得的成功，我就写了几封关于我们实验情况的信给他。他收到后并在皇家协会中宣读了它们，但是皇家协会一开始并不认为我们的东西值得注意，因此就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中发表。有篇论文，是我写给金纳斯先生的，关于论述闪电和电的同一性问题，我把它寄给了米切尔博士，我的一个老熟人，他也是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会上已经宣读了我的论文，但是却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然而，这些论文，被拿给富特吉尔博士看，他认为这些论文很有价值，不应该被埋没，建议应把它们刊印发表出来。柯立迅先生把它们交给凯夫，交代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上发表；但是凯夫却把他们印成了单独的小册子，富特吉尔博士给写了序言。凯夫，看来他的生意算盘是拨对了，因为后来陆续加上去了寄过去的论文，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却没花他分文的稿费。
然而，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论文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一篇论文落在了布丰伯爵的手里，他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当然也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他就把它推荐给戴立波特先生，并要他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出版却让箬莱特神父大为生气，他是皇家科学的导师，也是个能干的实验派科学家，他以前自创了一套电学方面的理论并且发表了，这个理论在当时甚是流行。他起初不敢相信这个理论来自美洲，且说这一定是他的论敌们为了破坏他的理论体系在巴黎编造出来的。虽然他曾一度怀疑，但后来却不得不相信，在费城真的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家伙，他写了并印发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主要是写给我的，他的目的是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从我实验中得出来的确实数据的真实性。
我曾经想给他回信，而且已经写好了回信的开头，但后来我转念一想，我的论文中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检验，假如检验得有问题，那就用不着为自己辩护了；而我论文里的观点仅仅是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也没有必要为它去辩护；两人之间的争辩，考虑语言的不同，很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错误而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言论就是因为论文中的一个误译而引起的，因此我就没有为这些论文同他争辩。因为我相信，与其花大把的时间同他做些这样无谓的争辩，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多做几个新的实验。这样，我就从来没有给神父回过信，后来的事情证明我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站出来为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观点。我的论文集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而抛弃了那神父的学说。所以在他死之前，他几乎是孤家寡人一个，除了他的一个高足，巴黎的Ｂ先生追随他以外，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了。
使得我的书突然畅销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是书中所说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是由戴立巴和德罗两位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把云端的电引到地面上来。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远近闻名。德罗先生有个实验室，他还讲授实验科学，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这个重要的实验以及我为之高兴的那个实验，那是我不久以后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也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两件事在电学史上都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