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意义的原型”与“意象的原型”）
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腾》一文中还提出了“意义的原型”的概念，同时对它的来源也进行了探究。这一点，我以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它在解释了以原始意象为载体的原型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以“意义”的形态出现的原型。而“意义的原型”是大量存在的，它的外在形态表现为抽象的观念，但确实又具有原型同样的功能，具有反复发生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方面，“意义的原型”又是较为接近“理念”的一个概念，对于理解原型与理念的关系，对解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心灵现象有直接的意义。
荣格说“我们总以为，意义比起生活来是更年轻一些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以为意义是由我们自己赋予的……但我们是怎样赋予意义的呢？归根到底，我们是从何处得来意义的呢？我们用来赋予意义的那些都是一些历史范畴，它们深深地进入了时间的迷雾之中一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给予充分考虑的事实，某些固定的语言模式是被用来作各种解释的。但这些语言模式本身却来自于原始的形象。我们无论从哪些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都会同语言的历史相遇，同直接引回原始奇妙世界的形象和主题相遇。”荣格在他所举的例子中进一步解释了“意义的原型”的特点，他说：“以理念一词为例，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这一概念。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再如“能量”这一概念，“它是对物理事件的解释，早期它是炼金术士的神秘之火或者燃素，或者物质中固有的热力……它非常近似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力的原始概念，一种生长的力量以及一种魔术般的愈病良药，人们把这种力量称作超自然的力量。”荣格把“意义的原型”的来源追溯到远古，认为每个“意义”以及解释意义的语言模式都来自于原始形象。“所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原始的原型模式之上的，这些原型模式的具体性可以上溯到一个意识还没有开始思考，而只有知觉的时代。”从荣格的论述可以看出，荣格是把“意义的原型”与原始意象的原型看作同一个来源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即使被抽象化的、理性化的原型，其最初的根源也在原始的原型模式，它产生于只有“知觉”而没有“思考”的时代。概括荣格的论述，第一，“意义的原型”是以“固定的语言模式”对赋予意义的范畴作解释，它接近于事物的“概念”；第二，“意义的原型”来自于只有“知觉”而没有“思考”的时代的原始形象，只是后来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换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意义的原型”的外在表现形态是“永恒的超验的形式”，它与通过原始意象的瞬间再现即“感性”的原型有所不同。
受荣格的论述的启发，我觉得似乎有必要对原型从形态上作一区分，就其形态来说原型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即“意义的原型”与“意象的原型”。“意义的原型”实际就是抽象化了的概念，而“意象的原型”就是以意象或原始意象为载体的原型，亦即前者是理性的原型，后者是感性的原型。从理论上说它们在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指原始模型，都来自于只有“知觉”而没有“思考”的时代的原始形象，但在实践中，当我们在运用原型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存在着这种区别。如果联系柏拉图关于理念与原型的关系的论述，联系荣格对自柏拉图到康德对于原型的理性化、思想化的历史回溯来看，这种区别是明显存在的（参见第一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文学批评中，神话模式被称为原型，意象的反复被称为原型，母题被称为原型，某种观念、意识或主题的反复表现也被称为原型。在这里，观念实际就是一种意义原型。而在哲学和宗教领域的“原型”就是“意义的原型”，比如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道”。两种原型有区别，也有联系。即使如神话这样具有故事形态的原型，按卡西尔的说法，它给我们展示一个感性结构的同时，也展示一个概念的结构。
第二节“道”与原型与西方文化具有不同内涵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不曾有过“原型”这一概念，但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哲学中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所形成的许多概念，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结论，却与原型理论有许多重要的相合之处。这使得原型理论的研究者，特别是荣格在接触到中国的文化时十分吃惊，认为一些用西方的理论和科学原理不能解释的问题，包括原型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在中国的哲学文化中找到了答案。比如中国文化中“道”的概念和《易经》中阴阳八卦所包含的神秘意义，它们对宇宙万物的解释，它在“瞬间中隐藏着性质”的独特思维方式等就曾引起荣格极大的兴趣。在荣格看来，中国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被西方人忽略和偏废的精神价值，中国人对于宇宙万物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感悟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荣格在他的研究中多次讲到《易经》与原型理论的关联性，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是他看重其所体现出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集体无意识的相通，特别是与他后来所提出的同步原理概念的相通性。荣格在《纪念理查·威廉一文中曾说》“《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经试图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principle)······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等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那些同时发生的同一思想、象征和心理状态中发现的那样。”“这种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在西方，这种思维从赫拉克利特的时候起就不见于哲学史了，它仅仅作为一种微弱的回响再见于莱布尼兹……”
荣格上述论述表明《易经》与他的原型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易经》曰：宓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不长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易经》包含了两个与荣格原型理论十分相近和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一是八卦的来源和生成与荣格所说的原型的生成过程是相同的。这就是八卦是从原始形象而来的，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说其产生于感性基础之上，同时产生于一个只有知觉而没有思考的时代。二是八卦具有普遍一致性和反复发生性的领悟模式的功能，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八卦的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原型”性质的“纯粹形式”，它将人类自身（男女）的特性推衍于万物，抽象出“阴阳”这一原型符号来推论和涵盖宇宙现象。对此，英国着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这“是自然主义学派和汉儒设法用长短杆组成图像以创立一套包罗万象的象征系统，来涵蕴所有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易经》的功能之一是对普遍一致性和重复发生性的高度抽象，阴阳爻就是用最简单的形式表现最复杂的内容，用以解释万物之本质及其相互关系。这体现着中国先哲试图把握世界的雄心和努力，积淀着远古先民的精神遗存，它具有经过后天的特殊情境获得实在意义的功能。由《易经》八卦可以看出，中国先哲们有将具象进行抽象、把感性体验凝聚为理性模式的能力。阴爻和阳爻以其最简单最抽象的“纯粹形式”，却蕴含着最具概括力和阐述性的功能，是涵盖万物及其运动的原型模式和范型，是凝聚了感性的生命、情感、体验的理性模式。原型的瞬间再现就是理性模式重新还原为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卦象原型是人类沉思的结晶，是体验的凝聚，是记忆的浓缩，是情感的升华。对此，李约瑟有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易经》是观念的宝库，是“涵蕴万有的概念之库”，《易经》是一个解释系统，“解释愈抽象，这系统便愈有观念的贮库的性质，大自然的具体现象，便都可由这个系统去说明”。
从荣格对于原型及其功能的解释以及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来说，原型的生成又类似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过程特点，其核心是对于宇宙秩序从感性体悟到理性抽象并以模式的形态不断再现。因为，原型是在对外界自然宇宙感觉的基础上，对它的秩序、规律的把握，它始终伴随着感性的内容。而“天”“人”合一首先是人对天的感应！是感应基础上的融合为一！这其中就有人对“天”以及自然宇宙之序的把握。原型心理在相当意义上就是人最初对于事物之“序”的感悟和把握！是对天之序和人之序及其相互关系感性经验的反复和再现。对此！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哲学文化的儒道互补时分析到：“道家的理性推衍方式及其推衍基点与儒家并无二致，二者对宇宙、社会（人生共取体验的理性组织方式，即二者共取经验的宇宙自然之序，律定社会与人生，并用社会与人生经验去理解、解释、构入宇宙自然之序，从而形成宇宙与社会人生互照互融的观念体系。因此，从以体验为特点的理性运作的角度说，它们共属于天人合一的模式，共同形成与西方的客观观察，超越想象或逻格斯推衍的理性模式的整体性差异。”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们都致力于探索生命之序与人生之序，而且它们的序的依据又都共获于天人合一模式。”！天人合一之“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于”“适合”之合，就是说使“天”合于“人”之序，“人”又合于“天”之序。“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不是原始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它绝非处于逻辑的混沌，以为任一事物皆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原因……它的宇宙是一个及其严整有序的宇宙，在那里，万物间不容发地应和着……强调秩序的观念是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我相信这种见解是正确的……道即为此种秩序之总名，一个有效力的总和，一个有反应性的神经媒介；道不是一个创造者，因为万物皆非被创造的，宇宙本身亦不是被创造的。”秩序”在这里就是规律。原型具有对规律、秩序”的直观把握和感悟的特性，具有把心理体验转化为特定的模式的特征，它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意识特殊地联系在一起。原型在瞬间包藏着性质”，并以意象为中介得到呈现。这大概是荣格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易经》颇感兴趣并把它作为解释集体无意识现象的重要例证的原因。
关于中国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及其特性，列维——布留尔曾经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对此，李约瑟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以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它没有产生出17世纪那种理论科学，并不构成说它是原始的理由。”他指出，从原始的参与式思想发展起来的至少有两条路，一条(希腊人走的）是将因果概念加以精炼，这种态度引出德谟克里特(Democritos)那种对自然现象的解说；另一条路，是将宇宙万物万事都有系统地纳入于一个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决定各部分间的相互影响。当希腊思想从这种古老的观念，移向于机械的因果观念（预示出文艺复兴时的完全破裂）时，中国人是在发展他的有机思想方面，而将宇宙当做一个充满和谐意志的有局部的有整体的结构。李约瑟认为“这是形态学的宇宙观”。而荣格显然也是看到了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
荣格还由八卦的“瞬间中隐藏着性质”思维特性和解释功能，联系到他的同步原理思维：“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研究，早就迫使我们到处寻找另一种解释原则。因为在我看来，因果原理似乎不足以解释某些重要的无意识现象……我所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即瞬间中隐藏着性质，竟然在卦象中变得明了起来。”所谓同步原理的思维和特性，与他的原型理论即集体无意识有紧密联系，指毫无因果联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它们之间似乎隐含着某种联系，荣格称之为“有意义的巧合”，认为是某些经验的结果，荣格用共时性的概念来强调随机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含意，说明人的潜意识心灵在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处。荣格从《易经》的卦象中发现了对他的原型观点来说至为重要的有直接启迪意义的观点，这就是人类心理体验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问题，即原型如何既承载着远古人的精神遗存又能与“当代”人心理相通，以及在不相关的事物中隐含着相通性。另外，从荣格另外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同步原理思维，与中国的直观思维、整体思维特征是相通的。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二讲》中说过：“亚洲的那些居民具有一种神奇的洞察力。为了理解无意识的某些事实，我不得不研究东方。我不得不研究东方的象征主义……我要研究中国和印度。”荣格特别指出，“道”可以是任何东西，他把“道”叫做“共时性”。当东方人察看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荣格在这里和别处都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人的“道”中，注重的是中国的整体思维、直观把握、顿悟直觉的思维特点。他认为“道”就是“意义”原型，认为“道”作为一种概念与八卦作为一种特殊符号一样，一方面其来源与原型相似，另一方面其具有的象征功能和解释功能也是一种典型的领悟模式！
荣格对“道”有自己的具体解释，他说：“两者对立取中间道路的思想也出现在中国，出现在道的形式中，道的概念通常与出生于公元前604年哲学家老子的姓名相联系。这个概念与[吠陀经》的梨陀相对应。道有如下含义：1·道路，2·方法，原则，4·自然力与生命力，5·自然有规律的过程，6·宇宙观，7·——切现象的本源，8·正义，9·善，10·永恒的道德律。老子是一位真正的原始思想家，隐藏在梨陀一大梵一自我（Atman)和道的概念中的原始意象像人一样遍及宇宙，它出现在每一时代的所有民族中，它不是作为原始的能量概念、作为心灵力，就是以其他指定的概念形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