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弟兄们儿时常常听到父亲讲这么一句话：机会永远送给有准备的人。我至今倒也没有问起过父亲这句话起源于何处，不过它既不是中国的成语，好像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典故，估计可能是父亲受西方教育时（他曾在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里学习过）的心得吧。我曾试着将它译成英文：Opportunities alw ays belong to those w ho are ready。美国同事和朋友们听了都拍案叫绝，但似乎以为我在传播中国文化精粹，并没有人给我指出这原文该是如何，出处哪里。坦率地说，这句话究竟源于何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多年来成为我做人做事的座右铭，成为我成功的踏脚石。
初次打猎悟出真谛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下放劳动改造期间和当地的几个农民猎手学起了打猎，而且进步不小。我当时正在江苏省丹阳的界牌公社插队，受他的影响，我在一次回家探亲时也买了一把猎枪，说是猎枪，其实就是那种最原始的火药砂弹枪。
回到丹阳后的一个中午，我趁着大家歇工时给枪装好了火药和铁砂，然后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狩猎。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什么收获，因为打猎还真不是一项容易学的技艺。猎手一般得有一条训练有素的猎狗去寻找猎物，一旦被猎犬发现的猎物如野兔、野鸡受惊开始狂奔或疾飞时，猎手的动作既要快又要准，更要迅速地根据猎物和自己的距离以及它正在狂跑或疾飞的速度和方向做出提前量的判断。也就是说，你不能瞄着猎物打而是要对着它将要跑到或飞到的方位打。如果是打野兔这种在地上跑的猎物，还得注意不要伤了自己的猎犬。
我那天一是根本就没有猎犬，二是从来没放过一枪，所以压根儿就没指望能打到猎物。不过因为是第一次，我既兴奋又专注，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在一片桑林里仔细地搜索着。因为没有猎犬的帮助，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也不由得竖了起来。突然，我发现在我的左前方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对野鸡正在沙土里洗澡，我悄悄地蹲了下来顺着那一排桑树的树干看过去，两只野鸡毫无知觉，还在它们刨出来的小沙坑里折腾得欢呢。“砰！砰！”我的枪响了，等我睁开眼时（好的猎手在开枪时根本不闭眼）只见那两只中弹的野鸡正在上蹦下窜地垂死挣扎呢。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知青特地买了几斤五花猪肉来了个“红烧龙凤”，又买了几瓶平时舍不得喝的洋河大曲，叫上了几个生产队里平时要好的小伙子们好好打了个牙祭，我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神枪手”绰号一时在大队、公社传得沸沸扬扬。而我则从这次偶然的成功中突然对父亲说了这么多年的“机会永远送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一对野鸡在桑树林里等着挨打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可是如果我没有在歇工时去寻找机会，我会碰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吗？当然不会。就算是碰上了这个机会，如果不是枪在手，弹在膛，这对我是个机会吗？当然不是。这是个偶然的机遇吗？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谁又能说人生的成功无不和看似偶然的机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谁又能否认在偶然的机遇中常常蕴藏着深深的必然性呢？对有准备的人来说，机会是“千里寻它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对没有准备的人来说，机会则是擦肩而过欲擒不能。
从那天起，我暗暗下了决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定要不停地寻找机会，而且要时刻准备着机会的到来。
“滥竽充数”当上了英语老师
命运似乎要让我牢牢地记住“机会永远送给有准备的人”这句真理。1977年，从南京河运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南京金陵造船厂干了不到两年的模型工，恰逢厂里子弟中学缺一名英语教师，正在到处打听厂内有没有外语人才。说来也怪，我这辈子似乎与英语有缘。从小跟父亲学了点，在初一、初二“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时又打了点基础，再后来在船上时跟着广播电台自学了两年，回城后也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下来了。不管怎样，在当时绝对算不上是“人才”，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感兴趣而已。当时我所在的模型车间党支部书记曾多次看到我在午休时念英语，对我的好学精神印象很深，当他听说厂子弟中学正在招聘英语教师时，就把我给推荐上去了。
可能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吧，我试讲的那堂课居然得到了听课老师们的好评，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子弟学校的英文教师。当然按现在的标准别说当中学英语老师，我那时候的水平肯定不如现在的初中生，说是滥竽充数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记得上任后不久，我领着全班学生读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读到come（来）一词时，我大声领读：“come， comed， comed”，全班同学也大声重复：“come， comed， comed”。其实稍懂一点英文的都知道这是一个不规则动词，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是：came， come。下了课回到办公室一翻词典，浑身是汗，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记得那段时间总是做考试考不出来的噩梦，如果用我自己的经验去释梦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滥竽充数而产生的巨大压力。
不过机会既然到手，我当然不会轻言放弃，我玩命似的学起了英语。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次当老师的机会为我今后考托福和出国留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英语基础，当然那是后话。记得当时我回车间向师傅、师兄妹告别时，我的也是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师妹悄悄地走过来对我说：“朱兄，这个机会太棒了，真羡慕你的好运气啊！”但此时的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运气了，通过这次滥竽充数地当上了英语老师，我对“机会永远送给有准备的人”的理解又上升了一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只有平时坚持不懈为它们的到来做好准备的人，才有可能抓住机会，否则只能失之交臂。后来到美国后常听到美国同事们说：“God helps those w 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强不息的人），觉得特别能理解这句话的精辟之处。
考研梦破石头城
当上了英文老师后，我学习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很多，可是我仍然非常珍惜每一分钟。当时的动力是一心一意要提高业务水平，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那时候我除了工作的时间用来备课和授课以外，晚上和周末还要到教师进修学院和师范学院去进修和旁听，为数不多的几十元工资常常被我“一掷千金”用来买英语书籍。记得有一天发工资后下班的路上，在外文书店看到一套英文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影印本，看过来翻过去爱不释手，一咬牙把连同我选购的几本词典和参考书都搬到了付款处。“四十九元五！”从玻璃半墙那边传来收银员清脆的声音，我从兜里掏出了还没动过的那一叠人民币，绕在人民币中腰的窄窄的明细条上分明写着：四十三元六角七分，那可是我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啊。我东凑西拼，好不容易凑齐了四十九元五，钱从玻璃半墙下面的那个小圆洞递了进去。“要发票吗？”还是那个清脆的声音。“不要。”我很干脆。“不要？”那收银员抬起头一脸疑惑地打量着我，不知是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我还从来没看过私人买这么多书呢！”
除了英语，我还同时在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当时的志向可以从我二十多年前写在《辞海》缩印本卷首的一段话中窥见一斑：“学了几年英语，一直想用它做个投机，考个什么心理学之类的研究生。这条路是不少英语专业学生所选择的路。真正敢搞英语专业的，凤毛麟角。大卫·柯鲁克的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发觉自己并不比别人差。丢掉了投机倒把的想法，我选定文学翻译为奋斗方向。翻译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但既然决心已下，我宁可失败也不做逃兵。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交换，翻译是再创作。为提高自己的水平，丰富知识，购此书以辅之。书此言以明志。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文中提到的大卫·柯鲁克是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顾问的David Crook，他在看到我一篇用英语发表在《中国日报》的文章后，给我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可惜的是这封信的原文早就丢失了，不过他在信尾的两句话的大意我记忆犹新：“中国需要千千万万的优秀英语教师，你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从大卫·柯鲁克的信中不难看出我的英语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不再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我迄今仍然非常怀念柯鲁克先生，一个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英语权威居然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厂子弟中学的英语老师写信，而且给以如此高的评价，我的自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考研梦破碎了。
当子弟中学的校长听说我在准备考研究生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五条意见：一是培养研究生这样的高级人才是国家的事，我们子弟中学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要做好教学工作，提高升学率，学校不支持我的考研决定；二是原来为支持我学习而做出的不让我坐班的规定予以取消，立即和其他老师一样按作息时间上下班，并参加原来不要求我参加的所有政治学习；三是原来为支持我学习英语借给我私人使用和保管的一台录音机立即收回；四是停止报销所有我有关业务进修的费用；五是增加课时，除了我正在教的三个初三班以外，马上接三个初一班的课。那位校长是位转业军官，对我的学习一向特别支持，对我的刻苦学习精神和认真的教学态度也特别欣赏，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还为我开了不少小灶支持我的学习。我不但非常尊重他，心里还充满了感恩。那天的一番谈话不但彻底粉碎了我考研的梦想，而且逼着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人生道路的下一步。
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单位领导这番谈话的分量恐怕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理解的。那个年代，什么都要单位证明和介绍信，学校不支持我的考研决定就等于我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糟糕的是我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晋职、加薪和拿奖金的希望也随之变得渺茫起来。辞职吗？不但生活没了来源，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在社会上更是寸步难行。我久久为之准备的机会被无端地夺走，我燃烧着的希望被一盆冷水浇灭。认命吗？怨恨校长吗？说真的，虽然对他报复性的措施愤愤不平，但我在当时就能理解他的做法，迄今仍然对他当初对我的种种照顾非常感激。虽然我深深地热爱教师这一行，爱我的学生，可我深信这辈子自己还可以做更大的事业，天生我材必有大用！我回到办公室抹去眼泪暗暗地发誓，继续寻找机会，时刻准备着，一定要离开这里！
塞翁失马知祸福
机会终于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开始恢复和实行自费留学的做法。恰恰此时，我们又与失散三十多年在台湾的祖父一家取得了联系，祖父愿意为我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省外事办公室的干部明确告诉我，只要我能被美国大学录取并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中国方面会开绿灯，护照不是问题。他们还特别说明，虽然申请出国留学的过程中需要工作单位的种种证明，但工作单位并无任何审批的权力。我决定破釜沉舟去争取这一人生不可多得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做出停薪留职的决定，以便冲出学校为阻挠我考研而设置的种种限制，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出国所要求的托福考试和其他需要做准备。朋友、同事和家人们都认为我这样做不可思议。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南京金陵造船厂是一家从上海迁到南京的大型企业，一直沿用上海的工资制度，在人人都是二级工的年代，金陵造船厂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三元六角七分，比其他国有企业和大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高出五块到十块，是人人向往的金饭碗企业。我的辞职在当时看不亚于项羽当年“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的决心。
有了更多的时间，我更加刻苦地学习英语，不久就顺利地通过了托福考试，被美国著名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SU）录取。我很兴奋，一个没有上完初中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居然被美国的名牌大学录取了！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时，命运却像开玩笑似的将我从梦中唤醒，我去美国的签证申请被拒绝了。上海领事馆的签证官员告诉我我祖父从台湾提供的经济担保不符合领馆的有关要求，担保人必须在美国有住所和银行账号。学校开学在即，如果我不能在开学前提供美国领馆所要求的担保，我就要与已经到手的机会失之交臂，我坚信的“机会永远送给有准备的人”怎么不灵了？我已经尽了全力啊。我到哪里去找在美国的担保人呢？那一瞬间我对《枕中记》里卢生在黄粱美梦后的绝望心境有了切身的体验。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为什么不找肖梅克博士试一试？”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在家门口散步，妻子看我一筹莫展、郁郁寡欢的样子，试探地问我。“肖梅克？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他呢？”我禁不住兴奋地叫出声来。
我和肖梅克博士夫妇相识在1980年的夏天，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跑步到离家不远的明孝陵去练口语。那是我每个周末最盼望的一件事，一是跑步可以健身，二是可以与来旅游的老外练口语。那天我挺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从美国来的旅游团，在美美地过了一把英语瘾以后，我和旅游团的那几个游客一一握手告别，目送他们坐上在一旁等待的大巴。最后上车的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一手扶住大巴门内的扶手，一手递过他的名片，对我说：“年轻人，和你的谈话非常愉快，你的英文真棒，你对明孝陵历史典故的解说比我们导游讲得好得多，保持联系！”他的妻子多萝西一边催促他上车一边与我挥手告别：“威尔逊，你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导游！”我喜滋滋地跑回家去，向妻子如此这般地描述了当天的收获。至于那张小小的名片我们都觉得挺好奇，因为过去从来没见过那玩意儿，从上面的短短几行英文看，他的姓是肖梅克，还是一位教育学的博士呢！我把那张名片放进抽屉，压根儿就没想到正是这位肖梅克成了我之后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第二天我去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上课时，我把名片给教我们精读课的老师好好“精读”了一番，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个玩意儿。当我问他能不能按照名片上的通讯地址给肖梅克博士写信时，他说：“我也不是很有把握，他给你这个名片也许只是出于礼貌，并不期望收到你的信。信你当然可以写，不过对他会回信的希望不要抱太大。不过寄到美国的信可是不便宜！”为了锻炼自己实际使用英语的能力，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肖梅克博士发出了第一封信，说实话那张国际邮票让我心痛了好几天。
“回信了！肖梅克回信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妻子一边进门一边兴奋地晃着手中的海外来信。就这样我开始了与肖梅克博士一家迄今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友谊，不过这是后话。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受到妻子的启发，我给当时已经通信快四年的肖梅克博士发出了一封求援信。信中阐述了我当时急切渴望去国外学习的心情和出国留学受阻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请他做我的经济担保人。肖梅克博士很快就回信了，欣然应允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坦率地说，我对他做出的这份承诺的义务和其中包含对我的信任在当时可以说是所知甚少，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对美国人的强烈法制观念和隐私意识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当我不断有国内亲友要求自己做经济担保人时，我对他当年对我的帮助才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
在美国做经济担保人是要签署一封宣誓书的，向美国政府承诺被担保人不会成为美国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也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丧失了经济来源，经济担保人就要负责被担保人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在美国，很多家庭成员之间都不愿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这样的承诺可不是儿戏，如不兑现是要坐牢的。另外，担保人必须在宣誓书里详细地列出自己的资产细节，包括工资收入、住房情况和债务状况，这对非常在意自己生活隐私的美国人来说更不是一件随便的事，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对这样的情况也常常讳莫如深。
肖梅克博士对我的信任是建立在四年的交往之上，在这期间我从来没有“高攀”一个美国朋友的奢望，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是一个“能派上用场”的人。当时与他谈话是为了练英语，后来和他通信还是为了练英语，然而正是在长达四年交往的过程中，肖梅克博士为我的勤奋好学、坚强的毅力、日益进步的英语所折服，所以当我提出希望他能为我的出国留学当保证人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成功不在巧合
从马路上偶遇的陌路人到友谊长跨三分之一世纪的忘年交，肖梅克博士不仅仅做了我的留学生经济担保人，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我在美国的良师益友和一位慈父般的人物。很多人听到我的这段故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太巧了，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机会的到来完全是因为“太巧了”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南京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满为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什么独独只有我一人巧遇肖梅克博士？事后肖梅克博士告诉我，其实他们的中国之行遇到过很多友好的年轻人，有的匆匆而过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有的刚刚结识就急不可待地提出换外币、出国留学的种种要求，让人望而生畏。
再换个角度看，如果我没遇到肖梅克博士，会不会遇到“马博士”、“刘博士”或者是“王博士”呢？几乎肯定会。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机会送给有准备的人。正是：
人间沧桑机会多，稍纵即逝成蹉跎。都说成者运气好，岂知准备在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