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提高劳工的薪酬是私营老板们面对这一“痛楚”几乎唯一的选择。因此，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薪酬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问题是：薪酬提高对打工者来说自然是喜事，然而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在潜在利润尚未展现的情况下提高薪酬则是一种无形的负担。用学理的话来所，当薪酬水平的提高超过GDP的潜在增长时，往往会隐含潜在的问题。
中国今天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坦率地说，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未来若干年人口红利下降的第一个先兆。
人口红利这个名词，过去若干年里我们经常听到，这也成为中国过去若干年里取得重大成就的众多关键性因素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是否正在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一旦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多少损失？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才能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或至少是可持续发展？
一般所说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劳动力人口非常多，从而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经济中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第二种是指进入老龄化后，人们特别是高龄劳动者预期将来会变老，会有更强的储蓄动机，从而会形成额外的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第一种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而且第二种人口红利是可以无限延续的。
过去若干年里，由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中国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年却出现了本质的变化。
当很多朋友只是从身边的直观情况来感受“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比如家庭保姆难找，比如每年春运过后民工不再返回，他们是否想过，这一方面折射了越来越多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正在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趋于结束，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另一个被我们忽略的现象，即长期以来就像空气之于我们一样自然、平常的人口红利，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从16岁到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即便再将具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放宽五年，中国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将于2015年见顶。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下降，其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有一位宏观经济学家曾经在与我们私下讨论节目时提出过一个听上去不雅，但其实很能说明问题的理论，即“小鸡鸡理论”。其意思是说，男人的“小鸡鸡”在生理上必须发育到18~20岁才能承担生育后嗣的功能；因此，一旦人口红利下降，就不可能期待在三至五年或十年之内得到扭转，而必然经历一个18—20年的痛苦过程。
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中国，虽然“单独两个孩子”的政策开始逐渐出台，但计划生育依然是国策。30多年前中国处于落后阶段时，人口多而经济机会少，因此人口多自然就成为负担。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阐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内生活资料以算术级增长（亦即遵循1，2，3，4，5的增长级数），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亦即遵循2，4，6，8，16的增长级数），对一个落后经济体来说，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对算术级数的生活资料增长而言自然是灾难。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绝对增长，无疑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但这一理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情况：当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之后，经济体内部将产生许多乃至无限的需求，这些需求将转换成许多工作岗位，需要有合适的劳动力来填补，其必然又将创造出许多乃至无限的生活资料。因此，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多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中国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的时候，原有的计划生育国策就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了。
问题是：这一国策在可预期的未来恐怕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有短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既然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从2015年开始，至少在2033—2035年之前，中国将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前景。这个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到底是什么？此处不妨先设个悬念，本书后面将有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这里让我们先记住2015年这个特别的年份。
为什么要记住2015年这个特别的年份？这不但是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全面下降乃至消失，更重要的是，许多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窗口期。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曾提到，2011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在节目中关注中国经济何时开始实质性放缓的问题。为了印证这一结果，我曾在节目中邀请不同的经济学家发表观点。
下面是在2011年9月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中，我与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和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展开的一场讨论，主题是：“经济一旦回落：中国矛盾向何处去？”
张燕生，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前任所长，对中国经济决策具有影响力的核心学者之一。他平时在媒体露脸不多，然而一旦发表观点就能引起广泛而持续的关注。这当然既是由于他的独特身份，同时也是由于他的观点精辟、系统、周密和完善。
我与张燕生的结识过程十分平常，也很偶然。2007年年中，当时美国在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开始对华持续施压，中美经贸矛盾开始上升。我当时有意在节目中主持了一场中美商贸官员和学者间的对话，美方的对话嘉宾是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我迫切需要一位有官方背景，但又能以独立身份出镜的学者来与美方对话。经朋友推荐，我找到了张燕生。
这几年里，我在节目中主持过不少中美、中日的外交、商贸和军事对话。我的基本出发点是：两国要消除误会，增进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直接倾听对方的观点；也许各国政府都有其各自的官方沟通管道，但在今天的世界，民意永远是各国政府无法绕开的重要环节，因此通过媒体（尤其是电视）进行直接对话，是各国官方沟通渠道的重要补充，甚至有时能发挥官方渠道无法达到的效果。
参加我的对话节目的嘉宾，大都为中美、中日的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和前官员，甚至有的还是现任政府官员。比如，2013年年初，中日钓鱼岛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日本外务省时任中国课课长的石川浩司就从东京直接飞来香港参加对话；2007年年中，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被“热炒”之际，我邀请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与中国知识产权学者展开对话。2011年，我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亚太安全峰会）期间，甚至还邀请了解放军现役少将朱成虎，直接用英语与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科恩和其他美方人士，就中美军事关系、美台军售和中美海洋冲突等问题展开对话。每一次对话的前期筹备和沟通都充满曲折甚至风险，以后有时间当专门写书向读者报告。
但邀请张燕生的过程十分顺利。当我给张燕生打电话时，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冷静、沉着、友善，一如后来见面时他带给我的印象。由于身份特殊，而且此次又是在电视中公开与美方人士对话，他说要报备一下。两天后，当我再致电他时，他说报备一切顺利，没有问题。
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的对话节目进行得很顺利。美方人士事后称，张燕生“十分冷静、专业、友善”，这与张燕生带给我的第一印象颇为吻合。由于这一次的合作，我与张燕生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和私人关系。2007年11月，我应邀到日本大阪参加一次中日经贸会议，正好张燕生也在，我还应他之邀，一起到日本关西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彼此都感觉十分愉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还能持续多久？增长速度放缓将在什么时间点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将带来哪些挑战？对此中国经济界存在各种不同看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预计，中国经济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但也有人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回落，平稳转入中速增长。另外有人则认为，经济回落中会出现较大问题，但不必太担心，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初步研究结论，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增长速度回落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既有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引发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下面是我与张燕生、迟福林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经济未来到底是像林毅夫所说的那样，继续增长20年毫无问题；还是像刘世锦认为的那样，2015年就会回落？2015年距离现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到底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燕生：实际来讲，我确实是提出了一个2016年猜想，这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预测，其在今年4月世界经济报告中的预测是2016年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世纪的元年，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大国的排位中，中国可能会往上再提升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弯道减速甚至弯道刹车？
目前对中国经济来讲，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各项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人民币汇率和资金的财务成本。这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我们越来越贵，而这个趋势如果再持续五至八年，也就是如果持续到2015年、2016年前后，我们的成本可能比我们竞争对手的成本更贵。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我们前30年快速发展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传统竞争优势在快速失去，而新竞争优势形成的增长速率却比较慢，因此在旧优势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新优势没有形成，我们的经济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减速甚至调整期。
邱震海：我大胆地来揣摩，您对于中国在2015年到2016年之前会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竞争优势似乎不太乐观，是这样吗？
张燕生：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根据我的调查研究和我们的学术研究，传统竞争优势下降的速率明显快于新竞争优势上升的速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五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供给结构转型升级调整的关键时期。因此，这方面中国从上到下都应该高度重视。
邱震海：燕生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内部的结构视角提出中国未来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海南现场参与讨论的是迟福林先生。您好迟院长，您同意刚才张燕生先生的观点吗？2015年到2016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
迟福林：我今年出的一本书叫《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从经济增速来说，从今年开始，大概应该在9%左右，或者9%多一点，所以我倒不认为到了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才是一个坎。从现在看，经济在达到两位数的增长时已经出现了困难。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需求结构或者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未来五年，不取决于增长速度到底会如何，而取决于整个发展方向的转变，我把它称为一个历史性转型。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投资生产大国初步转型为一个消费大国，中国再保持10年、20年8%~9%的增长，这个基础是存在的。问题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邱震海：坦率地讲，对于未来几年，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否成功，您有信心吗？
迟福林：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一，消费率从现在的48%左右能不能提到50%以上，或者达到52%~53%。第二，城市化率能不能从现在的48%、49%也提高到50%以上。我想，只要经过努力，这个基本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如果这两个基本数字能达到，中国的消费潜力就会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出口不行了，但是我们靠消费拉动的这样一个增长方式开始出现了。所以，如果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形成了，我认为这是更基础层面的发展，在它的带动下，技术创新才会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
张燕生：实际上，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有三个支柱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外向型模式，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叫不平衡发展战略，也就是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走向共同富裕。第三个是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发展。因此，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能否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关键就在于两个因素。一是转变体制机制，建立一个更加规范、成熟、法治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转变经济战略，从外向型战略转为经济国际化战略，从不平衡战略转为平衡战略，然后从简单模仿和低端加工制造战略转为真正靠创新驱动的战略。如果能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邱震海：燕生提出未来五年要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变，要有体制，要有战略，但是坦率来讲，体制和战略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事情。对此，迟院长您乐观吗？
迟福林：说得非常对，我赞成燕生这个基本观点，但是说未来的三到五年实现转弯跨越，恐怕有四个重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