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不喜欢她的观点，有人不喜欢她的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方式。但我则不管这些，一如既往地请她发表各种犀利观点。只是你恐怕不相信，直到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我和她还从来没见过面，因为每一次都是视频连线——我与很多嘉宾都保持这样的关系，彼此相知多年，甚至在节目中在电话里无话不说，但却从来没见过面。2013年10月叶檀出席我的节目，当我提到在今天的中国谈创新太沉重时，她依然言辞犀利：“在今天的中国谈创新，不是太沉重，而是太奢侈了！”
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这句话给了我本已沉重的心情一记猛击。从情感而言，我不愿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又必须承认叶檀是对的。
让我们先看看一个民族或一个经济体要创新都需要些什么。
首先，它需要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活跃的思想，敢于怀疑一切，敢于挑战一切现有的权威或体系。看看今天我们周围的现实，达到这一点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敢大胆地表达意见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氛围从整体上是不鼓励、不保护出格的言论、大胆的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很难形成活跃的思想和创新的习惯的。
其次，创新需要大多数人都具备创新的习惯和能力，而这显然又来自我们从小的教育。20多年前我到德国读书，教授一进课堂就将自己还没发表的一篇论文放在桌上，然后那些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就开始挑剔起教授的论文了，其中的很多意见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知识根基，但那些学生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无知”，而教授也全然不因此而恼怒。这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
反观我们的教育，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学校教育极少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学生也没有这个习惯。记得有个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到欧洲留学，讨论课上需要发言，她居然问身边同学：“我该说些什么？”同学回答：“你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这个中国某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毕业生居然说：“我没有想法，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例子也许过于极端，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后遗症。
第三，创新需要法律的保护。我经常在中国内地居住，有一次电脑发生故障，需要重新安装所有程序。我有点书生气地问安装程序的小伙子新安装的Windows等程序是否需要购买。小伙子不解地看了我一眼说：“在这里，没有人花钱去买程序。”被小伙子这么不解地一盯，我顿时觉得自己out了，简直长着一颗外星来的花岗岩脑袋。但再一想，如果这个地方谁都不买正版程序，那么谁还会有积极性去发明、创造程序呢？如果全社会都没有鼓励创新的氛围、机制和习惯，那么创新又怎么可能产生呢？显然，这是一个十分out的问题，但折射出的却是一个十分明白的道理和常识。
如果整个社会缺乏保障知识产权的机制，如果整个社会的人们都缺乏尊重、保障知识产权的习惯或本能，那么创新是很难在这块大地上发芽、开花、结果的……
由此看来，叶檀说的“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了”还真不是一句义愤之言，而是反映了中国实实在在的现实。
问题是：过去若干年，中国可以在没有创新的土壤上实现高速成长，因为中国赖以发展的模式是出口主导，亦即输出便宜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的便宜产品，短期内可以赚取大量外汇，增大经济总量；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模式显然是无法持续的，尤其是在未来三年人口红利势必下降而劳动力将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当务之急。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旨，则是增加创新。
中国如果无法突破创新这一关，未来若干年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在现阶段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尝试去回答。
还是让我们从经济学上最基本的“微笑曲线”说起。所谓“微笑曲线”，无非是指两头高中端低的形状。所谓两头，就是占据知识产权的上游，以及占据营销权和定价权的下游；而中段则是核心生产部门。从表面上看，似乎生产部门是核心部门，因为没有这个部门，企业或经济体的运作将难以维系。但实际上，由于这个部门不掌握核心技术，也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护身符”——知识产权，同时也不占据营销和定价的制高点，因此看上去虽不可或缺，但在整个价值链上它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甚至是最低的。一台苹果电脑虽然在中国组装，但由于其知识产权是别人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制造”辛辛苦苦劳作，最后所得的利润却不超过10%，甚至更低。
相反，那些上游占据知识产权的部门、下游占据营销和定价权的部门，看似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实际上在整个价值链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其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核心生产部门。
这听上去是不是很不公平？初一听好像是，但再一想其实很公平。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怎么可能创造或拥有重大的价值？真正拥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不创造或拥有重大价值？当然，这是就长远而言。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低级或初级阶段，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有时也能赚取重大价值，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的暴富和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但当一个经济体进入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后，这个现象就必然得到逐步矫正。
今天的中国不是要高调打造“经济升级版”吗？中国经济不是即将进入“第二季”吗？若不能突破创新这一关，那么“中国制造”即使劳作得再辛苦，也将仍然占据价值链的低端，甚至还会“越来越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人越来越富，虽然可能他并没有起早贪黑地劳作；而有些人却越来越穷，虽然他可能每天都十分辛苦。两者差别的全部奥妙就在于此。
但是，大家也不必把创新看得太过高深，以为一谈创新就是要人人都去拿诺贝尔奖。有时候整合也是另一种创新。
举一个例子吧。本书前面提到了经济学上的“供求决定论”和“需求决定论”的分歧。从“供求论”的角度来看，在乔布斯没有发明苹果手机之前，我们谁有如此强烈的使用苹果手机的需求？但大家再往深层想一想，乔布斯发明的苹果手机是原创吗？从苹果手机从无到有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原创；但从科学发明的角度来看，乔布斯无非是把原来的手机功能和电脑功能合二为一而已。乔布斯本身并没有作出重大的原创性发明，但他成功整合了原有的科学发明的成果。而这一整合不但为苹果公司和乔布斯本人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知名度，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因此，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原创上。整合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有时候是一种更为重要，更能迅速带来商业价值的创造。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的中国，多的是各种领域的专家，缺少的是能够整合各个重要领域知识的另一类“大家”。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知识就能解析的，而必然需要能整合所有逻辑的方法，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说明白。谁若具备这一能力，那无疑就具备了拥有巨大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潜能。
同样，考察、思考和研判今天中国各类问题时，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整合的能力。如果纯粹以政治思维来切入，会以为今天的矛盾就是政治矛盾，其实是忽略了政治矛盾背后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再往后推，其实根源是经济问题。
所以，我说中国患上的是并发症。今天中国的并发症还是良性的，放到未来三至五年时间里，是可以治好的，但五年之后就很难讲了。
我相信，只要今天我们能够好好把握方向和策略，中国的病症未来一定会治好，那么中国今天就需要综合性的思维，需要把所有思维都整合到一起。
整合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六、经济自由度：在中国太沉重？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除了创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经济自由度。
所谓经济自由度，听上去似乎十分抽象，但其实它不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而且还是覆盖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十分重要的杠杆。
我在很多场合提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不甚自由的经济；如果不能解决经济自由度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永远不是成熟、健全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解决经济自由度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永远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造成中国的经济放缓的因素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我们经常说，政府介入市场过多，要更多地放权给市场和社会；我们更是经常说，中国这个需要改革，那个需要改革，尤其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覆盖所有这些的最为核心的框架是什么？一句话：经济自由度。当我们谈经济放缓时，其实会发现，造成经济放缓的很多问题源自我们的经济是不自由的。李克强多次提到“释放制度的红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如果能从经济自由度的高度来认识未来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和努力，效果要好得多。
想要更好地保障经济自由度，除了上面提到的政府须理顺与市场的关系之外，司法必须高度保障经济的自由与独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在今天的中国，一如谈创新太奢侈，谈司法则太沉重了。但只要独立的司法框架没有确立，只要民营经济在很多方面依然受到限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能被称为成熟的市场经济。
三中全会后推进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哪一项不可以归入经济自由度的范畴？只要这些改革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拥有了很高的自由度，因为只有企业家——中国经济的实际操盘手，才实实在在地知道，中国的市场中依然存在许多繁文缛节，存在许多障碍和藩篱。
我有时甚至公开对企业家们讲：你们要允许员工有罢工的权利。当我对企业家们讲政府应如何还权市场的时候，企业家们个个都听得兴高采烈，觉得我成了为他们摇旗呐喊的“代言人”。但当我建议他们要允许员工罢工的时候，企业家们都傻眼了，很多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素来为企业家呐喊的我会冷不防地提出这么一个议题，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吃错了药。而在政府工作的一些朋友听到罢工可能会浑身发抖，因为在中国谈罢工，立刻就会引人产生政治上的联想。
但仔细想想，老婆和你啰唆或吵架，虽然让你烦心，但至少说明她还愿意和你一起过；等哪天老婆安静了，不闹了，你真正担心的事才来临了：她开始离开你了。
所以，当员工愿意和老板议价的时候，既说明员工对企业还存有希望，同时也说明老板还可以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一个员工在企业工作，其内心诉求是什么？无非有两个：一是挣到一份能维持他相对体面生活的薪水；二是帮助他实现自我价值。
大家可能都知道凤凰卫视有个主持人叫窦文涛，主持娱乐性的谈话节目颇有一点“鬼才”，有人说他早年以说“黄段子”而使“锵锵三人行”走红。加入凤凰卫视前，窦文涛是广东电台的一个小主持人，默默无闻，碌碌无为。直到加入了凤凰卫视，他才从“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同样的一个窦文涛，从“虫”到“龙”的经历生动地折射了体制对创造力的巨大影响。
坊间有这样的传闻，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说，《锵锵三人行》那个节目他不能看，因为里面的一些观点都是他不同意的；作为董事长，他可以轻松地拿起桌上的电话，给窦文涛打电话；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广东电台的那个窦文涛很快就会回来，而凤凰卫视的那个窦文涛则将荡然无存。因此，刘长乐选择的办法不是看了节目而给窦文涛打电话，而是干脆不看节目。
刘长乐的隐忍来自他的雅量。恰恰是这种隐忍，造就了凤凰卫视，当年在资源缺乏、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凤凰卫视迈入了内地电视台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境界。
华大基因董事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名誉院长汪键，在一次论坛上谈到企业人才战略的问题。在新学科发展时、在新的产业诞生时，需要怎样的人才？汪建反问道，回顾持续了40年的IT革命、持续了20年的网络经济，有多少IT英雄是完整地接受了教育的？拿名牌学校的毕业证书，完成所有科学训练，然后创业成功的，有没有？他以王俊、李英瑞等为例，讲述了华大基因的人才观。他当年大胆启用了年仅22岁的王俊，现在其已是中国唯一被《自然》杂志评为影响世界的十大科技人物之一的科学家，还被《财富》杂志列入40岁以下的40名财富精英的行列，成为同时在科技和产业两个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正是王俊这样的创新人才推动了华大基因在世界科学上的第一次贡献”，汪键表示。
汪键说：“华大是一个机构，不是企业，我们有纯正的基础科研，有纯正的教育结构，我们还有硕士、博士授予权，还有十几个博士生导师。李英瑞19岁的时候放弃北大而加入了华大基因，虽然没有完成完整的教育，但从22岁到26岁，连续四年时间在30岁以下的科学家中论文发表量世界第一。赵博文17岁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二，他参加了我们的暑期班，由此萌发了退学加入华大的想法。就是这个高中都没读完的小孩，21岁的时候已拥有华大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主任的头衔，拥有自己的研究项目。”
各位朋友可能要问，经济自由度到底体现在哪里？具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表现在我们今天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浙江这个民营企业的大省而言，五年前我在浙江做了调查，浙江出口的90%、净利润的75%~80%都是来自民营企业。可以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上的“正规军”，然而在政治地位上却是“杂牌军”。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员工能不能在企业内部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日本的一个员工可以在一个企业干40年甚至45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止，然而在今天的东亚地区，我们很难在一个企业里找到这么老的员工，香港地区也没有。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依靠创新，才能拓展出一条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