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感觉：本书前面部分都是在谈未来几年中国国内的风险。那么中国以外的地区呢？这就是本章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这里我再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我们现在一只眼睛要看着中国，另一只眼睛却要看着世界。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以前欧美发达的时候，有西方中心主义，有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我们也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心主义”。
当然，今天全世界都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然而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内部的问题很多。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今天的我们十分关注中国本身的问题，包括中国本身的改革，这当然无可非议。但在关注世界局势时，我们似乎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我们才关心；与中国关系不大的，我们的眼光便一扫而过，甚至就连扫一眼都懒得。因此我说，“中国中心主义”正在我们中间渐渐形成。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种风险：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渐渐开始感到漠然；甚至对外部世界中一些风险信号也不再敏感。大国尚未成型，却已染上大国的傲气，最终的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吸取的教训。千万不能只顾埋头拉车，否则拉得差不多了，抬头一看，路没了，或者前面的路已被别人堵死了。
所以，我们要用另一只眼睛看别人在干些什么，尤其是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国在干些什么。2013年秋天，由于债务危机，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奥巴马被迫缺席APEC峰会。当时有评论说，美国连政府都关门了，这不但丢脸，而且是美国开始衰败的一个表现。我当时就说，这种判断都太简单化，至少是言之过早。
这就像我们很多朋友去台湾地区，一看到那里的民主乱象就说“不到台湾地区不知道‘文革’还没结束”。这其实也是简单化的思维。当然，台湾地区的民主有很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民主体制。既然是民主，就有作为其题中之义的“乱象”，又怎么能把一个民主跟原来的那种封闭体系放在一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五年调整：中美各自答卷如何？
我在这里无意继续讨论台湾的民主。我想说的是，通过政府关门就断定美国已经开始衰败，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过去五年里，中国和美国都在经历经济调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于美国两房危机的发生。从2008年9月开始，中美双方都为拯救经济作出了很多努力，也在各自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
五年过去了，该到“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了。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常说，中美各自的经济调整差不多到了一个做阶段性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经济调整相对是比较成功的；而中国的经济调整在表面成功之余，却产生了很多结构性问题。
还记得五年前经济危机开始时，大家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波不景气的元凶看似来自华尔街，但如果只有一根柱子倒，美国不会垮这么快。有评论认为，在此之前，硅谷和好来坞已出现成长趋缓，这两根柱子已经松动；继20世纪90年代兴起互联网之后，硅谷没有再提出新的大概念。美国的媒体和学界也开始检讨，认为美国在创新能力上的后继无力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元凶。
然而即便是在对美国批评最激烈的时候，依然没有人敢否认下面的观点：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实现技术创新，美国仍然是不容忽视的。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咖啡厅里，我与一位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一边喝咖啡，一边探讨一起出书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事宜。
“格林斯潘要对美国金融创新缺乏监管负部分责任。”这位投资银行家说得毫不留情。格林斯潘是时任美联署主席。
“但美国的长处和灵魂也正在于创新。创新过度而缺乏监管，不等于就此可以否定美国赖以成长的创新精神。”投资银行家稍后又补充道。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五年过去了。过去五年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位投资银行家的话。
这就是美国，一个因创新过度而监管不足而出现金融风险的国家。然而创新依然是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监管到位，这个国家依然能以创新引领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五年前经济危机初起时，就有评论写道：“从奥巴马的政策来看，有两件事可能是其任内形成的创新突破口：新能源科技和保健……美国在新能源技术上并不落后，而是在新能源政策上落后。屈从于利益团体的压力，也阻挡了创新的能量。”
现在看来，这个评论还是准确到位的。五年后我们发现，美国正在能源格局上发动一场深刻的革命：曾经对外来能源依赖最强的国家，经过一场“能源革命”，居然不但做到能源自给，而且还做到了能源出口。其背后一定有美国更为深刻的奥秘。
我们先看看美国这五年的经济调整。最近一两年，美国各种经济数据的回升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前几年到美国抄底买房的朋友，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直接惠及中国的经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几年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
有一篇欧洲的评论这样写道：
中国不会失去为美国代工的机会。出于能源和生产率的考虑，我们会使用美国的制造商，一些工作机会会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会继续在高生产率、高科技领域走专业化路线。服装业则不会回归美国，在最低时薪不能低于七美元的要求下，服装业的整体人工成本还是很高的。美国的纺织业都是高科技产业，如袜子的生产过程就是高度机械化的。高科技、机械工具、机械化部件、高端计算类工作仍会留在美国；玩具、小家电、鞋、服装不会在美国生产；美国会制造计算机芯片，但这些高端专业化的部件将在其他国家组装，如中国，中国位于亚洲工厂的中心，拥有适宜组装的劳动力。若中国的工资水平略微上调，那些制造企业就没必要继续留在中国了，他们可能会转向越南、印尼等国家。但有些时候，将制造业移至海外已不像以前那样有利了。
我们再看看2012年美国经济的一些表现。BWCHINESE中文网讯这样写道：
苹果公司今年以来在华尔街的表现让很多业内人士瞠目结舌，可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词形容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年初至今，苹果公司的股价从每股405美元起步，飞涨了近60%，毫不犹豫地把一个个所谓的“里程碑”甩在身后。
2月13日，苹果公司股价首次突破500美元大关；2月29日，苹果市值达到5000亿美元，超过谷歌和微软现有市值的总和。然而惊叹声犹在耳旁，仅仅一个多月后，在其新款iPad上市的前一天，苹果冲破每股600美元。4月10日，苹果股票再度逆势上涨，盘中市值触及6000亿美元，而历史上唯一达到过这一高度的仅有微软，且微软的辉煌还要追溯到1999年年底的科技股狂热时代。
就在苹果风生水起的同时，作为硅谷新一代的代表，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脸谱）宣布将于5月在美国上市，预计市值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这再度在投资者中掀起一轮热潮。
今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上涨了15%以上，涨幅远远领先于其他主要指数，并在阔别10年后再度站上3000点大关。由于纳指的“主力军”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电信和生物企业，很多人将这一指数的走势看作“新经济”的风向标。
这就是美国，一个曾因创新过度、缺乏监管而陷入危机的国家，但最后还是以创新为最根本源泉，重拾经济增长的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减少科技研发的投入，还特别提出将高科技作为带动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并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提振了科技公司的需求。无论是谷歌还是微软，硅谷企业的盈利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更不要提每季度财报都会给人惊喜的苹果。在整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高科技公司成为美国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2012年1月7日，美国纳斯达克首席经济学家弗兰克·哈萨维博士在北京表示，科技创新能化解全球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影响，技术创新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他的观点十分直接且一目了然：“目前欧元区的衰退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加以缓解。技术上的创新可以带来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生产力，带来经济的增长。”
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美国仍是多元化经济体，高科技行业将继续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由于科技进步和机械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许多迁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回归美国，如汽车制造业。新科技减少了汽车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汽车业将更依赖机械自动化，并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同时，这几年里出现的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能源和页岩气相关行业的发展。页岩气领域的改革正如火如荼，未来10—15年内，美国有可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这也将成为美国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依然跻身全球最顶尖行列。有一位美国学者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说：“我们更加关注文化实力，在这里，不再尝试才是失败，所以你会读到一些新闻，如硅谷的百万富翁做了第七次尝试。我们进行各种尝试，如果失败了，就再试试别的，去别的公司，这种文化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微观创新不容低估，充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是一种创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即便某些创新曾经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第二，美国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由的，没有许多制度的藩篱来束缚。创新和自由，“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环境，犹如润滑剂，使得曾经受到重创的美国经济迅速恢复了活力。
反观中国经济过去五年的调整，却正好向着相反的方向滑行。一个本来就脱胎于计划经济，正艰难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由于经济危机，政府介入加强，五年里变得更为依赖政府，政府也就更加顺理成章、心安理得地成为经济的“保姆”和“看护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正在严重下降，而且已下降到一个十分危险的边缘。大家只要看一下民营企业的境遇，以及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高度影响力，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国家控制力和民营经济这一对早年同时搏击沙场的“兄弟”，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内在的对立，国进民退直接导致民营经济活力的高度萎缩。
从2005年到2010年，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对民营企业有诸多放松，而且第二个36条的放松力度超过第一个。而实际情况是，从2005年到2013年，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2007年，我从香港去内地，时而还可搭乘民营航线；而今天，这些民营航线已全部消失殆尽。
今天，到任何一所大学做择业取向调查，高居榜首的择业目标总是这三个字：公务员。我的回答也只有三个字：没出息。在一个最具锐气，最富有冒险精神，同时也最能承受风险的年龄，大学生们居然选择了一个最稳定，最不需要锐气，也最不需要冒险的职业。而这一切发生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与20世纪80年代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又令人唏嘘不已。
再到中小微企业走一走，看一看，就可知道什么叫“饱汉不知饿汉饥”了。且不说大银行的贷款不会青睐它们，就连国家的免税措施也很少能惠及它们。2013年上半年，国家推出中小微企业免税措施，规定年收入24万以下的企业可以免税。年收入24万，亦即月收入两万；若以10%的盈利率计算，月盈利为2000元，这样的企业连一个工人也雇不起。这样的免税措施有意义吗？这不是门槛太高，而是门缝太窄，全国能“挤进门缝”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恐怕没有几家。
再看看中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和传统。不可否认，有一些企业新锐敏感，中国几个互联网巨头企业近年推出的产品可谓令全球受惠。但这一创新精神并未延伸到广大中小企业，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为贷款难求而犯难，越来越多地信仰“卖房建厂，不如卖厂买房”的荒诞逻辑。创新，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来说，不是太沉重，而是太奢侈。
别以为“卖房建厂，不如卖厂买房”的逻辑荒唐。深圳一家做微电子企业的老板对我说：“搞了这么多年实业，最后发现最赚钱的还是我的厂房。”陕西榆林的一个做通信设备的老板对我说：“中国的房地产只要不倒，我们这些做实业的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只有当人们觉得房地产的暴利没有了，才有人踏踏实实地回来做实业。”
然而截至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有数据显示，在今天的中国，制造业的盈利率是7.7%，有的甚至只有5.4%；而房地产的利润是20%，银行的利润则高达39%……
也许有朋友会立即反驳：无论如何，过去五年中国稳住了自身经济，也稳住了世界经济。
这个观点完全不值一驳：过去五年，中国对自身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贡献，完全来自政府的投资和超发货币。这虽然听来无奈，却是任何略通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的道理。这是最糟糕的拯救经济的一招，而且在政府投资的过程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努力在过去五年里完全退位了。
也许有朋友会反驳说：你再怎么批评中国经济，但过去35年中，中国经济维持了平均9.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都以加速度的方式增加。
这个观点也不值一驳：我在本书前面曾提到，过去35年中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因素，是在技术革命缺位的情况下，提前并加速推进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在短期内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但技术革命的缺位，以及经济自由度的低下，则将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远发展构成结构性的致命障碍。
二、美国经济调整何以成功？
看看上面的数据，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沉下心来做实业。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年多来，我们获知的信息是，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复苏和回流美国。
据报道，美国制造业复苏，有两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