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10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美国由“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暴发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都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400万。”
400万而已！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们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作了相关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人民币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货币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的实施，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里，摘录了一份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度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的确能拉动GDP上升，但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已知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大过多，加上缺乏计划性，不但导致产能过剩，而且还是民营经济萎缩的主要元凶。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它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就像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
2009年，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凡是2009年之前买房的，现在基本上都赚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
2009年，也是中国民间情绪逆转的分水岭。国进民退，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腐败日趋上升，导致民间情绪开始逆转。对年轻人而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有个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成了流行语，奋斗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于是，两个极端产生了：对草根阶层而言，一腔怒火洒向社会渐渐成为常态，各种形态的社会稳定事件层出不穷；而对精英阶层而言，用脚投票——移民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多少财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离开了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移民的朋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他们愿意走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离开这片生他们养他们，又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土地？
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从经济模式开始的一连串失误继而蔓延到其他领域，显然是导致富人用脚投票的元凶之一。
……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加重，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一路逆转。
其间，从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些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离弦之箭一般再度飞驰。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经济，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
中国经济必须迅速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获得发展前途；也只有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迎来未来长远的光明。这是2012—2013年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三、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经济数据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刚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位置上卸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于201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将继续需要依赖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
听了这话，我当时的一个直觉就是：这是一个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论断。因为但凡对经济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政府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投资和货币刺激），学理上称之为“政府货币政策逆向操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强心针”。“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下去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而长期通缩。
林毅夫，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都响当当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早年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言，尤其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华人。
如前所述，2008年秋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连续13期的系列访谈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江平、刘永好、温元凯、周瑞金、金观涛都先后出席了节目。我的朋友胡祖六曾建议我找找林毅夫，还热情地给了我林毅夫的联系方式，但当时林毅夫已到世行任职，出席节目料有诸多不便，我也就作罢了。然而我一直关注着林毅夫的各种研究观点。
林毅夫在香港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是我少有的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中关于“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的成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的论述，都曾带给我很多启示。
但林毅夫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第二，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放缓，中国依然需要采用投资和政府刺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对于上述第一个观点，我曾主持过不少经济论坛，遇到过数不清的经济学家持此类乐观观点。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有一位曾在外资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面对一帮民营企业家侃侃而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展现庞大的市场潜力，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转化为市民，中国的基建、汽车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有巨大的潜力。
也有的“准经济学家”（亦即那些对经济一知半解的评论人士）也到处鼓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浪潮，甚至拍着胸脯担保，麦克风的分贝震耳欲聋，听得民营企业家们热血沸腾，于是愿意掏出大把的银子邀请这些讲者；然而听完热血沸腾的演讲回到家，企业家们突然发现原先的那些困惑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无解。
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忽悠；忽悠背后的原因，不是傻就是坏：傻是因为不懂，坏是因为故意。
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主持的那次论坛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在问答环节中，利用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向演讲者发难，一下子提出三个问题：
鉴于中国市场的广袤和巨大潜力，您说的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在通往这个光明前景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以排除的障碍，其中包括经济结构的障碍、创新阻力的障碍和各种体制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排除，您描绘的光明前景就难以实现。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经济真正的活力在于民企，而非国企，然而过去五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就只能在政府投资和刺激的老路上徘徊，其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却导致无穷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您说的大量基建将给企业带来商机，听上去固然不错。但过去五年的经验证明，民企能在“铁公基”项目中分到一杯羹的少之又少，即便分到了，也往往被国企以各种名义又拿了回去。未来的基建建设，怎么才能保证民企能和国企一样，地位平等，机会均等？
我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与喝彩声。这一来，搞得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理论上主持人应该保持中立，而且我提问的本意是抛砖引玉，但一不小心却好像成了“质问”。
论坛结束后，有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你刚才的三个问题，真是问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些问题在我们心里都压了很久，但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明确地表达出来。”
事实是：面对我的这三个问题，那位外资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左顾右盼，不得要领，其回答更难以让企业家们满意。
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酷事实：一方面长期来看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又障碍重重。只要除掉障碍，前景一定光明；但问题是，体制障碍积重难返，经济结构的障碍又接踵而来。只谈障碍而不谈前景，自然会落入悲观或虚无；但只谈前景而不谈障碍，那无疑就是大忽悠了，不是傻就是坏。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拒绝忽悠，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林毅夫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将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一定是经过了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也一定是充分分析了各种体制和结构性障碍之后，才得出的论断。
林毅夫和吴敬琏，是当今中国几乎齐名的两位经济学家，但两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截然不同。林毅夫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而吴敬琏看到的则是在通往广阔前景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两人的角度各有侧重，各自言之有理。到底谁更有说服力？你更应该相信谁？这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了。
从做电视的角度看，有一天若能把林毅夫和吴敬琏请到一起，让两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做一番PK，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是，林毅夫提到的有关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的方案，倒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前所述，“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下去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谁都不想打“强心针”，但不打“强心针”而任由经济一路下滑的代价，却又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的“药方”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克强总理遇到的难题也正在于此。后文还会继续阐述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