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叉手礼，是一种表示特别恭敬的礼节。《事林广记》载曰：“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台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胸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叉手礼常用于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柳宗元有诗曰：“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全唐诗》卷三五一。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律赋，每次入试，八叉手成八韵，故有“温八叉”之名。宋人李龙眠画君臣故宾八则，《马嵬志》曰：其四为“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髯握带，危中丽裳……又三辇鉴后，执仗者二，叉手者一，皆伛偻严畏”。叉手礼也用于晚辈对长辈，华阴六岁少年杨牢误入父友家，父友问其故，“杨登时叉手”《五灯会元》卷九，《灵佑传》。叉手礼矜持含蓄，所以女子也尚此礼。“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这回不敢恼儿郎”《五灯会元》卷九《光诵传》。诗中所写系妇人向官员行叉手礼。妇女行叉手礼的形象我们还能从张九龄墓壁残缺的《侍女蟠桃图》中看到。壁画上尚见二女，一女侧身行叉手礼（叉手局部不太明显），一女面部漶漫、正面叉手，给提供了清晰的实证。
至于同辈相见，所行使的则有拜手礼、拱手礼、揖礼和道万福等。拜手礼，刘长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诗曰：“贾生年最少，懦行汉庭闻。拜手卷黄纸，回身谢白云”《全唐诗》卷一四。；李颀《奉送拜叔游颖川兼谒淮阳太守》诗曰：“临川差拜手，寂寞事躬耕”《全唐诗》卷一三四。拱手礼，官民通用，迎送宾客时施之。唐人柳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旧唐书·柳公绰传附柳仲郢传》。隋唐墓葬也出土有不少男女拱手俑《湖南长沙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可见当时此礼之流行。揖礼，两手掌平合于胸前，头稍低，系一般性礼节。蒋防《霍小玉传》曰：黄衫侠士“俄而前揖”《太平广记》卷四八七《霍小玉传》。李生，挟其至家；华京于长安街上遇一相熟之监军使，“马上相揖”《唐摭言》卷九《误掇恶名》。“万福”，由于隋唐后人们不再跪坐，肃拜时须站立，并拢手于身侧，略提衣襟，叫作“敛衽拜”；妇女拜时则口称“万福”致颂，因而得名。宋若莘《女论语》规定妇女行为曰：“主宾相顾，万福一声”。
五、社会风气
1.民风敦厚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基本安定，经济繁荣，整个社会民风敦厚。贞观年间，唐太宗采取魏征主张，重视文治教化，唐太宗君臣身体力行，以节俭为念，不几年便海内康宁，又逢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敦厚、纯朴的民风遂得以养成。
据《贞观政要·政体》记载，贞观年间，社会秩序良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商人于途无盗贼之忧，监狱少有犯人羁押。当时，从长安到岭南，从山东到海滨，人们长途跋涉，可以不必自带食物，沿途能免费得到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地区的民风敦厚、纯朴。日本僧人圆仁经过山东村落，百姓便以丰厚的食物予以款待，客人离去时，主人还给馈赠。这种良好的风气，是前所未有的。
到开元时期，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更加繁荣，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较好，百姓有安定感和安全感，敦朴之民风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虽出远门，行万里路，也可不愁遇劫。即使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贞观、开元之风也并未泯灭。杜甫《羌村》诗描述了自己的遭遇曰：回到战乱后的家乡，虽所见皆“黍地无人耕”，但父老乡亲还“手中各有携”，并“倾醪浊复清”，对诗人进行慰劳。杜甫：《羌村》，《全唐诗》卷二一七。这种乡情，正是唐代敦厚纯朴民风的生动写照。
2.尚武任侠
隋唐时期崇尚武功，两代皇室均有北方民族骠悍好武之风，上行下效，使隋代社会具有尚武任侠之风。故隋唐两朝，重武尚侠者颇众。隋代时，开国元勋郑译，颇有学识，通音律，同样也善骑射；虞庆性格雄毅倜傥，有胆略，能披重铠、左右驰射，为州内豪侠所惮；阴寿为人果烈重诺，有侠义之风；梁士彦，从小任侠，性刚果，爱打抱不平；宇文忻，12岁便能左右驰射，骁捷若飞。此外，窦荣定、王谊善弓马，元胄多武艺，元谐性豪侠，等等。即使一些以文学见长的家庭，也颇重习武，如李家的李雄，慷概有大志，学习骑射；宰相苏威之子苏夔通音律，善骑射；出将入相的杨素，其子杨玄感骁勇多力，人比之曰西楚霸王。如此等等，均系隋代尚武风俗所陶冶出来的皎皎者。
隋末唐初，尚武任侠之风不减。窦建德“颇以然诺为事”《旧唐书·窦建德传》。；薛举“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其子薛仁杲多力善骑射，被中称为“万人敌”《旧唐书·薛举传》。；另一割据者刘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旧唐书·刘武周传》。；杜伏武与辅公祜均有侠气，互结为刎颈之交；唐初的公孙武达，不仅膂力过人，而且“称为豪侠”《旧唐书·公孙武达传》。；柴绍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旧唐书·柴绍传》；丘和善弓马“重气任侠”《旧唐书·丘和传》。；史万宝被称为“京师大侠”。唐朝开国君主李渊亦通武艺，其子李建成、李元吉、李元礼、李世民均有武艺、善骑射；李世民之孙李冲不仅好学，亦善骑射。即使妇女也有尚武之风，李渊起兵后，其女平阳公主组织军队响应，其军号为“娘子军”。
隋唐时期的尚武任侠之风也影响到文人学士，着名诗人李白年轻时曾从人学剑，王昌龄、高适、岑参等更是弃笔从戎，戌兵边疆，为后人留下了气势豪迈、风格旷放的“边塞诗”。
3.文风兴盛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建立并渐趋完备，科举成为入仕途径，对士大夫颇具吸引力。国家安定之后，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在崇武任侠的同时，又有尚文重科举之风。唐中期以后，尚文重科举之风已取代崇武任侠之风，而成为士人阶层的主流风气。
尚文重科举的风气与唐朝延的提倡关系极大。唐太宗看重科举，以此作为搜罗人才的途径。唐中期以后，进士科出身的官仍为相者日益增多，进士科的地位提高了，也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宣宗企羡进士，颇为出名，作为后帝竟在宫中殿柱上自题“乡贡进士李某”《唐语林》卷四。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也以自己不由进士科出身为平生三恨中的第一大恨。可见进士科在人们心日中的崇高地位。布衣之家，只要尚可糊口，总是让子弟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官僚家庭更是希望子弟在科场中争得出身。宰相张柬之曾孙张倬，科举落第后，双手捧着记载中举进士之名的登科记，举过头顶，说这是“千佛名经”，羡慕进士之极。冯陶、冯宽、冯图兄弟三人，边年进士及第，又连年登制之宏词科，甚为当时人所称道，而冯家亦贵盛无比。要在科举场中取胜，就必须读书。尚文之风兴盛与科举受重视互相影响，而越煽越炽。许多文人为了能科场一举成名，苦读数十年而不改其志，以至白发苍苍，老死文场。刘虚白20年科场失意，同窗老友已为主考官、礼部侍郎；孟棨参加科考30余年，不变初衷。可见当时尚文重科举风气之盛。
4.女子参政
隋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有女子参政之风气。武则天自然是宫廷妇女参政的最着名的代表，唐高宗病重以后代行朝政，从此后“政无大池，皆与闻之”，渐渐地竟是“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反落得“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卷，麟德元年。后来，她先后立过两个儿子为帝，旋即又废掉他们，最后终于迈出超越前古的一步，革唐为周，正式做了皇帝。她一生从政40年，临朝称制和做皇帝整整20年。
自武则天首开女后临朝之例后，后妃、公主们也就不乏效法者。唐中宗即位后，皇后韦氏、中宗女儿安乐公主、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宫廷女官上官婉儿(后被中宗册封为昭容)等纷纷参与朝政。此后，长宁公主、皇后之妹虢国夫人、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也都曾出入宫廷，参预政事。这是唐朝宫廷女性参政最活跃的一个时代。韦皇后也想效法武则天，君临天下；安乐公主则更为直率，要中宗封之为皇太女。最后，安乐公主与韦皇后干脆联手毒死中宗，准备直接执掌朝政，只是末能成功。太平公主则三次参预组织宫廷政变，掌握了睿宗朝的政治大权，宰相七人，五出其门。
此后又有肃宗张皇后，在安史之乱中她随驾平叛，还朝后也曾一度左右朝政，挟制肃宗，深有效法武、韦之意。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风气、观念发生变化，李唐皇室日益崇尚礼法；同时宦官势力膨胀，把握大权，于是宫廷女性参政之风逐渐衰减。唐宪宗死后，宦官们谋划让郭太后称制，郭太后却恼怒地回绝：“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新唐书·后妃下》。可见，此时后妃们的观念已不同于前期，妇女参政已被视为有悖于礼，而趋于式微。
5.两性关系开放
唐人两性关系比较开放，贞节观念淡薄，未婚少女私结情夫、有夫之妇另觅情侣、命妇离婚改嫁等现象都屡见不鲜。武则天在作太宗妃嫔时便与太子结下恋情，做女皇后更广置面首；武则天晚年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则由其女儿太平公主推荐；中宗韦后、上官昭容共同私通武三思；高阳、襄阳、太平、安乐、郜国、永嘉等公主都是男宠成群；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关系暧昧；宰相杨国忠出使多时，其妻在家却身怀六甲；《开元天宝遗事》上。如此等等，唐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由于贞节观念淡薄，离婚、改嫁之风非常普遍，甚至有因双方情志不合而协议离婚，或女子提出离异者。在唐代公主中，再嫁现象十分普遍，自高祖到肃宗共有公主98人，改嫁者27人，其中有4人三嫁。被后世称为唐代儒门第一人的韩愈，女先嫁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全唐文纪事》卷三六。严挺之之妻离婚后，再嫁刺史王琰；《旧唐书·李林甫传》。宰相宁之子娶寡妇薛氏为妻；韦济死后，其妻李氏主动投奔王缙，被王缙纳为妻室。《旧唐书·王缙传》。敦煌文书有唐代“出妻书”样文三件，都是双方自愿离婚，文书中还有对妻子再嫁的祝词《敦煌资料》第1辑。女子主动要求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如秀才杨志坚家贫，妻子王氏便请求离婚，州官颜真卿遂判其离婚。《云溪友议》卷九。由于时代风气较为开放，也常有女子自择佳偶现象的出现，即使在官宦士大夫之家也不乏其例。如宰相李林甫就让五个女儿隔着纱窗自己选择意中人；《续玄怪录》卷四。李翱的女儿喜爱卢储的文才，李便将女儿嫁给卢储。《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当然，在隋唐社会中，多数女性的婚姻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对唐代此种两性关系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宋人朱熹评曰：“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这种“闺门失礼之事”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为后世留下了一批如“莺莺传”、“倩女离魂”、“人面桃花”、“无双传”、“柳毅传书”、“霍小玉传”等离经叛道的爱情故事，成为后世戏剧、小说取材的一个宝库。
6．士风浮华
唐朝士人的主要出路是在朝做官，在朝做官的主要途径是进士及弟。由于科场竞争日趋剧烈，于是举人（应考人）“行卷”之风大盛。应考人在考试之前，把自己所写的诗文，设法呈献给朝中的显要，取得他们的赏识。由显要替他宣传，增加声誉，并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达到进士及弟的目的。天授三年（692）薛登上疏说：“今之举人，策第竞暄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场，驰驱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亥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旧唐书·薛登传》。由此可见武后时代，举人行卷风气已相当盛行。
不仅如此，科考之后，主考官员和考举之人自然形成了一种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出差还朝，诸门生出迎设酒接风。座主坐堂上，诸门生坐于两序。《新唐书》载曰：“初举人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这便是题名局席仪式之一。此外，还有慈恩寺雁塔题名、大宴曲江亭等应酬形式。唐武宗会昌一年中书省曾就此种铺张奏请皇上敕停，其奏曰：“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座主门生》。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但士宦间的种种陋习，尤无可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