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大量大规模窟前殿堂建筑与窟檐的修建无疑需要大量的木材，同样沙州一带众多寺院及官府私第建筑亦复如此，那么这些木料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位于戈壁沙漠中的沙州，绝无条件也不可能从外地运入木材，况且其周围大多为荒漠戈壁。幸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反映这一问题：敦煌遗书CH.00207中记载有“梁栋则谷中采取，总是早岁枯干，椽杆乃城中斫来，并仗信心檀越”，其中“谷中”即莫高窟宕泉河谷，“城中”即今敦煌城一带，文书中并有“南谷”一语，即莫高窟略南宕泉河谷今”城城湾”一带。直至今天的莫高窟宕泉河谷也仍然有大量的芦苇等草木生长，这里适合植物的生长，因为常年有河水的浇灌。古代宕泉水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更适宜于草木生长。另外，从莫高窟窟前河道的变迁可知，古代的宕泉河道在莫高窟窟前应极为宽阔，包括今天河道并窟前平地，历代不断升迁。因此宽阔的河道并充足的河水，使得河谷两边极宜草木生长，故此“谷中”有“梁栋”可取，而“城中”当然有岩河水源并大量的民生百姓，想必也会有林木种植与砍伐以供建筑并烧柴。特别是敦煌周围地区，我们知道敦煌历史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在宕河和疏勒河的充足水源滋润下，广大的绿洲为优美的草原，乔木林、灌木丛浓密覆盖，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正因为如此，敦煌在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均有建置，是中国西北边疆并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关口，而且这里文化发达，经济富庶。另外我们知道自汉代以来的唐、五代宋等朝代，敦煌一直有着极其发达的水渠灌溉系统，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唐宋时期有关地契、契约、地理等文书中均可见到当时纵横于沙州城城乡的密如蛛网的水渠灌溉系统，这些水渠灌溉系统也为大量林木的生长提供了极为充足的水源条件。此外并有为数不少的湖泊，如南湖渥洼池、兴湖泊。不仅如此，当时人们也在莫高窟一带植树，一则与环境有关，二则应与长远之用材不无关系，归义军时期文书P.2032有“面伍斗五升窟上大众栽树子食用”，表明当时栽树是一项群众性的活动。以上这些均为大量木材的存在生长提供了证据与条件。在此这方面殷光明先生的研究颇有的启示作用，由殷先生的研究可知，敦煌历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天然植物，但随着过度垦田、放牧、砍伐，又使得这些自然植被被大面积破坏，导致了大面积的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殷先生也注意到了敦煌佛窟营建佛教建筑使用木材的情况，意在表明本地盛产木材的事实。
再次，在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柱础石遗物，这也是殿堂建筑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之一，多少大小不一，如第130窟前多达18处，一般也有8处（二排四柱）或更少，大至如有88x86厘米者，一般也在50X50厘米左右。这些柱础石或为自然石，或为废石碑石座等再利用，或为加工成覆莲状，而从石质上来看有青石，但大多为砂砾石质，显属敦煌本地石料，有部分且与莫高窟崖面及其周围石质极为相似。但我们在宕泉河西岸即窟区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属于供给石料的场地并遗址，有幸的是莫高窟历史时期大量碑石、柱础石等石料的原料供应地，即采石场遗址由我们在莫高窟五个墩附近的山坡中被发现，关于莫高窟采石场遗址，孙毅华女士已有初步的介绍并研究，而详细的报告并研究我们也正在进行当中。经过我们的考察研究可知，这一采石场遗址是历史上专门供应莫高窟佛教石窟营建的石料源地，诸如碑石、柱础石等，而且这一采石场至迟也应在初唐时已开始使用，一直延续至元代，基本与莫高窟石窟的历史同时存在。在采石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采凿柱础石的痕迹并见有半成品柱础石遗存，有力证明了这里是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柱础石来源地的事实，也为莫高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与研究课题。
还有在殿堂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花砖与条砖，以及大量洞窟内所铺设的花砖，粗略统计也大概有三万块左右，数目惊人。如此众多的模制花砖与条砖，加之敦煌地区其他如古墓葬、古寺庙中出土为数不少的花砖，又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对敦撞模制花砖进行过专门研究的殷光明先生可能确实由于资料，特别是考古资料的缺乏，故并未对此问题有所回答。但不管如何，有一点则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花砖肯定为敦煌本地制作。而莫高窟洞窟佛教建筑所使用的花砖，如同木料、柱础石一样也很有可能即为莫高窟本地产品，因为莫高窟在历代活动着大量的各类工匠，当然也应包括砖匠的存在。在莫高窟第85、465等窟壁画制陶工匠画像并活动的存在，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况且莫高窟有制作砖的各种条件，即工匠、水(宕泉河水)、土(河道澄板泥）、烧柴(河谷草木)等。经过笔者的实地考察，在莫高窟北区以北约一千米处，宕泉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有一砖窑遗址，为馒头形窑，明显有烧制花砖的遗迹，因为在其旁边周围及附近仍可见到大量残损程度不同的花砖。这一砖窑遗址从出土花砖形制等诸多方面分析可知，该遗址应即为当时莫高窟洞窟与殿堂建筑所用花砖的供应地其中之一，就近供应原料，极为方便。同样的道理，在莫高窟宕泉河东西两岸的二级台地地带，很有可能也分布着其他砖窑遗址，只是因年久，加之人为破坏，早已不存而已，因此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在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中，还有一样不可缺少的用料，即土坯，用以砌山墙、檐墙等。土坯在当时俗称为“墼”或“墼子”，这种民俗称谓在今天的西北仍流行着。具体是以泥土为原料，用特制的模子制作而成。在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发掘中的实物来看，墼子长40cm、宽20cm、厚15cm，白土，与现代沙草混合的用料有所不同。在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中有相关脱墼活动的记录，P.2024V有“面陆斗窟上墼及垒墙两件将用”，表明造墼活动有时单独进行，有时与垒墙等活动同时进行。另外具体的脱墼活动有诸如造墼、揭墼、易墼、搬墼等工序(P.2776)。脱墼工作相对简单易行，原料又可在莫髙窟就地取到。
下面我们就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的历史功用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应有其存在的必然之内因并规律性，这也是历史研究者所应引起注意的。作为佛教石窟窟前殿堂建筑，木结构建筑，雕梁画栋，大大增强了石窟的气势，加大了作为佛教石窟神秘的一面，也从佛教石窟艺术上吸引信徒礼拜瞻仰。而其在这方面的特殊功用又使得建造石窟的窟主和施主们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特别是曹氏统治者们更是如此。因此窟前殿堂本身作为一种佛教石窟建筑，自觉不自觉地对洞窟供养人和信徒们都产生了心理和精神的多重功能。窟前殿堂建筑作为一种艺术载体的建筑，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在众多方面是和诸如洞窟壁画、塑像、寺院建筑一样，是反映人们宗教信仰的文化和艺术的载体。
文章的最后，作为总结，谈谈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资料价值：
1.作为建筑本身，让我们了解到这种殿堂建筑的结构、规模等，为研究敦煌建筑提供了又一十分重要而珍贵的资料，并进而复原其基本面貌。
2.从大量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纠正了过去的不完整认识，也为石窟建筑形制的民族化、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发展脉络。
3.大量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曹氏政权时期莫高窟石窟兴建的一个方面，并进而为探讨曹氏归义军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获得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4.通过对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考古清理发掘，窟前地层的清晰再现，特别是一些早期洞窟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莫高窟窟前河道变迁历史、莫高窟水文资料、莫高窟早期开窟情况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非常。
5.西夏元清窟前建筑的发现与研究，或可为探讨晚期莫高窟历史及莫高窟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史有所裨益。
6.通过对窟前殿堂建筑所需建筑材料诸如木料、柱础石、花砖条砖等原料的来源交代，对我们全面了解莫高窟历史有着极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也为探讨敦煌的历史环境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7.研究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又涉及到敦煌工匠的问题，特别是由工匠所制作的具体实物的存在并发现，也是了解与研究这一课题必不可少的史料。
8.在历次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当中，均出土有一些相关的器物，这是莫高窟除北区洞窟考古出土器物之外少有且为数量与考古价值重大之考古资料，出土器物有花砖、各式灯碗、调色盘、陶瓷器、铜器等，是了解并研究莫高窟历史的除石窟、藏经洞遗书之外的又一实物资料。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
萧默《敦煌莫高窟53窟窟前宋代建筑的复原》，《文物》1977年第6期。同作者《莫高窟第53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复原》，《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13-323页。
潘玉闪《莫髙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53-66页。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72-76窟窟前殿堂遗址清理发掘报告》(待刊)。
潘玉闪、蔡伟堂《敦煌莫髙窟第130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第111-128页。
资料未刊。
彭金章、王建军、郭俊叶《敦煌莫高窟“九层楼”考古新发现》，《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第67、68页。
关于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传统意见认为属西夏时期，但笔者不同意此说，详见拙文《关于莫髙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一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第69-77页。
沙武田《莫高窟第98窟及其对五代宋时大窟营建的影响》，未刊。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马德《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敦煌文书（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探微》，《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第59-63页。
同12，第269-301页。
《唐六典》卷23。
王惠民《曹议金执政前期若干史事考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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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马德《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关于第146窟和宋僧统之关系，仅为笔者的意见，并无专文论述。
姜伯勤《敦煌的“画行”与“画院”》，《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请参阅笔者《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2000年第3期、2000年第4期敦煌壁画底稿系列研究论文。
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80-88页。对莫高窟窟上活动的研究，另可参见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69-176页。
刘玉权《敦煌三危山和尚沟古佛寺遗址踏査记》，《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第1~4页。
殷光明《从敦煌汉晋长城、古城及屯戍遗址之变迁简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53-62页。
孙毅华《莫高窟新发现摩崖石刻》，《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
本课题由笔者和王旭东、孙毅华共同合作，尚在进行当中。
殷光明《敦煌模制花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同作者《敦煌模制花砖艺术初探》，《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