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敦煌遗书伪卷的出现干扰了敦煌学的健康发展，引起敦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谈一下我对敦煌遗书鉴别问题的几点思考以及鉴别实践的几点体会。
一敦煌遗书的定义
要讨论敦煌遗书的真伪，首先必须明确什么叫敦煌遗书。
什么叫敦煌遗书？这一概念以前没有作过严格的界定。在敦煌学界流行的代表性观点，即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所表述的广敦煌遗书即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但目前敦煌遗书的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敦煌遗书《般若心经注》一号，1990年王三庆先生曾予介绍。1995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看到藤枝晃先生于I960年所摄该卷照片。卷末有题跋多则。第一则题跋是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李宗瀚所题，称该卷“乃某君遣戍伊江时，得于敦煌塔中”后辗转流传，为李宗瀚所见。根据种种情况分析，该卷的发现大约在19世纪初，下距藏经洞的发现约一百年。此外，另有许乃普题跋12则，时间从1850年到1863年，所述时事与史实均可印证。说明该卷的确流传有绪。
如日本森安孝夫先生介绍，除了藏经洞遗书外，伯希和还在伯编181窟(敦研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刘永增先生进而介绍：这批遗书中，有一部分与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同一写本。也就是说，当年斯坦因也在敦煌得到过非藏经洞的遗书。由于敦研464号窟中出土的回鹘遗书数量较大，刘永增还进而提出所谓“莫高窟第二藏经洞”的问题。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来到敦煌时，藏经洞遗书已经解京。据日本上山大峻先生介绍，他曾听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亲口说过，吉川在敦煌时，曾出资雇当地乡民搭架爬梯，在莫高窟的各个洞窟中搜寻，获得若干遗书。可见大谷探险队所得的敦煌遗书中有部分并非出自藏经洞。
1914年，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最后抵达敦煌。俄罗斯敦煌学家nE斯卡奇科夫撰文介绍了奥登堡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
OO奥登堡考察团在发掘与清理洞窟垃圾的过程中，除了发现古代艺术品残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经残卷。C少奥登堡小心地收集了这些残片与残卷。此外，他还成功地从当地民众之手，搜集到大量散失的残卷与将近二百件一定程度上还算完整的写卷……敦煌石窟常有寄居者，并在窟内燃烧篝火。石窟内满是乱七八糟的垃圾，把石窟的地面弄的一蹋糊涂，难怪乎目前收藏的大量写卷的边角都被烧毁。
根据最近的公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遗书总共为一万八千多号。《z）奥登堡探险队到达敦煌时，不但石室已空，而且诸探险队已经往来爬梳多遍。奥登保探险队竟能以最后到达的身份，得到以号数而言最大数量的遗书，前此一直令人迷惑不解。现在我们明白，除了少量收购于乡民外，大多是从洞窟垃圾，乃至从残余篝火堆中发拙出来的。
问题在于奥登保探险队从哪个洞窟的垃圾中发掘到这么多遗书？是第17窟藏经洞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当时该窟所藏敦煌遗书已经全部装运北京。是否当初装运时只要大件，而将残片废弃不要，故为奥氏探险队所得呢？也不可能。1990年，笔者将北京图书馆历年整理之余的近4000号敦煌遗书整理、检视一过。这些遗书均为残片，甚至包括绳头残渣，显然当初装运时不论大小，扫地以净。退一步说，即使当初还在第17窟残留若干残片，想必不等奥登堡来到，大谷探险队早就如获至宝，席卷而去了。因此可以肯定，奥登堡探险队从洞窟中发掘的遗书，不可能出自藏经洞，应出自于莫高窟的其它洞窟。
在此可以提出的还有研究者熟知的原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在敦煌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敦煌遗书，虽然这些敦煌遗书怎么会跑到清代的残塑中还是一个有待索解的谜。此外，现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遗书中包括若干西夏文佛经残片。其中有一件残片上有管主八施经印，管主八是元代松江府僧录，曾主持雕印西夏文大藏经。可以肯定，这些西夏文残经原来不在藏经洞，而是保存在敦煌的其他什么地方。又，北图藏敦煌唐代遗书北新1140号卷末写有元代回鹘文题记；法国集美博物馆藏有MG17688号伯希和所得元代木刻陀罗尼，这些都不可能出自藏经洞。
敦煌出土其他文物也有类似情况。如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与敦煌遗书同时解京的唐卡三件，风格、年代一致，其中一件背面绘有佛塔，并有西夏文字。饶宗颐先生考察后认为，这些唐卡虽出于敦煌，但并非藏经洞的藏品。
总之，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敦煌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除了藏经洞之外，敦煌的其它地方也保存了若干古代遗书。它们有的也被发现并与藏经洞遗书混杂收藏在一起。因此，为了对敦煌遗书、对藏经洞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我们今天有必要对什么叫敦煌遗书再作定义。
我认为，一般讲，所谓“敦煌遗书”，顾名思义应指所有在敦煌地区已被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古代纸质遗书及其附属品(如天竿、纽、轴、签、引首、素纸、帙皮、订线等等)。它涵盖藏经洞、莫高窟其他洞窟乃至敦煌其他地方发现的所有发现品。这时，我们一般不考虑该遗书最早的书写地。到目前为止，出自第17窟藏经洞的遗书是敦煌遗书的主体，可称为“藏经洞敦煌遗书”。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既有共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差异，有必要加以区分。与上述定义紧密相关的是遗书的年代问题。虽然至今藏经洞的封闭年代还没有确切的结论，但一般认为它封闭在公元11世纪的上半叶。因此，凡是超过这个年限的遗书，显然不会出自藏经洞。但如果我们现在把敦煌遗书的定义扩展为“所有在敦煌地区已被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古代纸质遗书及其附属品”，则其年代下限应如何界定？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谈及他在藏经洞的搜检活动时提到光绪年刊之小本道经，遂呈现于洞中。”如果现在在某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中发现这类“光绪年刊之小本道经”，我们是否承认它们也是敦煌遗书呢？我以为敦煌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大约都不会承认。考虑到明王朝于洪武五年(1372年)退守嘉裕关，放弃关外诸地，是否可以把敦煌遗书的下限定在1372年？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上述看法如果可以成立，则我们现在所谓的敦煌遗书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对混入敦煌遗书的各种非敦煌遗书的鉴别；第二是指对虽亦出于敦煌，但年代迟于1372年的遗书的鉴别。
二敦煌遗书的混杂
以上述看法为标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各收藏单位及社会上流传的敦煌遗书中，确有若干非敦煌遗书存在。其形态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收藏单位不慎或其他原因，将非敦煌遗书混杂到敦煌遗书中；一类是有人特意作伪。由此，我们对敦煌遗书的鉴别工作也应该分为两类：对前者是辨析；对后者是辨伪。
这里先谈谈第一类。
大英图书馆0r8210号下共系敦煌遗书13699号，其中S6980号以前比较完整，自S6981号起，大抵为残片。1991年，我在为这批残片编目时，曾经注意到其中混杂了若干非敦煌遗书。如斯11606号，长约43厘米，宽约22厘米。首尾均残。划有兰丝栏。敦煌遗书中乌丝栏较为常见；朱丝栏虽少，但也可看到；至于兰丝栏，笔者寡闻，前此从未见过。该号有文十九行，现抄录如下。“”表示残缺一字；“……”表示连残数字，字数不清；括号内为笔者拟定的正字。
文多别字、俗字，且通篇用河西方言写成，但基本意思尚可通贯。行文、口气都是清朝习俗。可以肯定是当时用于诉的一件文书。
此外，斯11607、斯11608、斯11609等三号，系籍帐，纸质相同，笔迹一致，应是同一个人所书。在斯11608号中有“出付迪化买羊”云云。迪化，即今新疆乌鲁木齐，清朝、民国时称迪化。内中人名，大抵为伊斯兰教徒，如“色易体八海”、“毛拉阿布哈”、“买买得敏”、“买买打利”等等。由边注“KAO”可知，上述三号，都是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得到的。
笔者在整理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还看到其中有些残片，背有铅笔所做“高昌”、“米兰”等英文标记，显属非敦煌遗书，但被误编人敦煌遗书中。
类似情况在其他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也有发生。如笔者发现俄罗斯所藏0221A号《大乘人藏录卷上》实际为西夏故地黑城出土的黑城遗书。《Q)据友人相告，俄藏敦煌遗书中还夹杂了一些黑城与吐鲁番的遗书。凡此种种，都是保管不慎所致。
北京图书馆也存在把其他地方出土的古代写经编入敦煌遗书的情况。如把吐鲁番遗书、四川出土的古写经、日本古写经编入敦煌遗书。这主要是受北京图书馆有关收藏惯例的影响。
三敦煌遗书的辨伪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得敦煌遗书声名鹊起。诸种人等的多方罗致，使得一些利欲熏心之徒不惜作伪以逞。由此产生敦煌遗书的辨伪问题。
我认为，考察敦煌遗书的真伪，首先要注意作伪者的目的与手段；其次要考察作伪者的条件与限制；进而还要调查敦煌遗书的流传渊源。在这里，对敦煌遗书真迹的研究无疑是我们辨伪的基础。各不同时代的敦煌遗书，其用纸、笔体、书写格式等都有自己的特征。如果我们把确凿无疑的敦煌遗书按照年代排列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年代参照系列，对敦煌遗书的鉴别无疑有极大的参考作用。不过，在利用这类参照系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敦煌遗书覆盖的年代长、地域广，抄写敦煌遗书的人员复杂，因此敦煌遗书的形态也十分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如果我们把标准绝对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拿同一个尺度去衡量所有的敦煌遗书，则难免会出现偏差。
就作伪目的而言，毫无疑问，作伪者都是为了藉此谋取经济利益。因此，当社会上客观存在着敦煌遗书自由买卖市场，且敦煌遗书名声高扬，求大于供的时候，也就是作伪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在中国，大体是在1910年敦煌遗书解京以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约20多年时间中。因为敦煌遗书解京之前，除少数人以外，人们还不知道有所谓敦煌遗书，作伪没有市场。1937年以后，中国进人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客观形势使得文物市场大大萎缩。作伪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已经极为少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道德普遍高涨，文物作伪为社会所不齿，且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加之敦煌遗书一般必须卖给文物商店，当时物价较低，文物商店卖出敦煌遗书时，一卷七米多长的卷子，定价只有人民币120元，一般的卷子只有几十元。则收购价更低是可想而知的。此时作伪已经变成无利可图，且有风险的事情，故基本绝迹。
说敦煌遗书作伪主要集中在1910年至937年这段时间，还在于当时敦煌遗书的名气虽然很大，但社会上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因为作伪者可以趁此而售其奸，这与《金粟山大藏经》的情况是一样的。北宋浙江海盐曾写造一部《金粟山大藏经》，因其特制的纸张及精美的抄写而闻名于世。待到明代，已经成为士大夫鉴玩的难得珍品。到了清初，更已成为大内秘藏。因其非常珍稀，很多人只闻其名，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金粟山大藏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就给奸商以可乘之机。我见过一卷伪造的《金粟山大藏经》，无论是纸张与字迹，与真正的《金粟山大藏经》完全不同。只要曾经见过真品，就绝对不会受这类膺品的欺骗。但是，就是这样一卷拙劣的膺品，竟然骗过了着名的藏书家毛晋与着名的文物鉴赏家钱谦益，还骗过了着名的文物鉴赏家罗振玉。罗振玉曾将该伪卷送往日本京都参加第三届“大藏会”（1917年）。中国保存的古代写经本来就很少，人们对写经缺乏必要的知识；二三十年代，一般人难得见到真正的敦煌遗书。因此，骗技就容易得逞了。如果是现在，有人想用假敦煌遗书来骗人，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很多单位都有收藏，可以据以比较。由此，敦煌遗书作伪的可能性与社会对敦煌遗书知识水平的高低成反比。
就作伪手段而言，根据我个人所见到的伪卷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伪造题记；另一种是通卷作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