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典籍和吐O番文书资料看到在安西都护府初建的十八年中巩固西州兼理伊、庭二州乃为安西都护府第一要务，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城如此，即使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十一月徙治所于龟兹亦如此。而表1第9件A、B二帐为永徽二年文书，B帐称“向龟兹”、“王仵从谯公行回”，说明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憔公柴哲威及其随员王仵等人从西州出发到龟兹巡视，然后又回到西州。此时安西都护府治所已迁龟兹，为何文书如此记载，这恰好反映了永徽二年春正月，“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胡注：西州交河县北行八十里人谷，又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至庭州蒲类县，属西州，后属庭州，又改为后庭县)”，威胁西州，动摇了唐在西域将建立起来的统治，如果伊西庭三州丢失，特别是西州失陷，势必使安西都护府丧失后方根据地。那么，由河西走廊向安西输送军需粮帛和援兵无处屯聚，导致唐经营西域全线崩溃。因此，我推断在永徽二年正月至七日，贺鲁叛寇庭州并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庭州被围，威胁西州，为了保卫西州，柴哲威将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坐镇指挥抗击西突厥。当七月高宗“诏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西、庭二州威胁暂时缓解。七至十一月，如B帐所记，柴哲威由西州往龟兹巡视，文书与史籍互相印证，揭示由于西域军事形势急剧变化早在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令罢四镇、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之前已撤回了，唐廷不过承认这个现实而已！当然，B帐似乎说明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虽治所迁龟兹，但在交城有留守衙署，每年必有一段时间在西州处理政务，特别在贺鲁寇庭州时回西州坐镇。
自高宗显庆三年五月，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龟兹，复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闻、焉耆、疏勒四镇”。高宗派薛仁贵率军征讨，“唐兵大败”。唐第二次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是否撤回西州，史无明文，却由吐鲁番文书提供了线索，表1第12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本件纪年已残，据同出文书和墓志考为咸亨元年至四年(670-673)之物。牒稿记载，曹禄山称：其兄与“李(绍)谨(三）当时共兄同伴”从“安西”“向弓月城”，在弓月城李曾向禄山兄借绢练若干；又“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不达到龟兹”；“李三今至安西，兄不到来”，“经四年”，“更无消息”，其兄所携拖、牛、驴及绢帛等货物也不知去向。因此向西州高昌县申诉，由于李是汉人，曹是昭武九姓胡人，牵涉到胡汉关系，所以西州高昌县向安西都护府呈牒报告，牒稿所云：从“安西”当指从安西都护府治所“向弓月城”。弓月城在今伊宁市西北，唐属安西都护羁縻州媪鹿都督府治，可东向西州，南向龟兹，西向碎叶，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贸易城镇。因吐蕃已占领了龟兹，唐罢安西四镇，李、曹二人不可能南向龟兹，于是禄山兄由弓月城“向已西去，在不今不知”？不知所终；而李三却回程到安西。毫无疑问，牒稿中之“安西”当为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之西州。由是吐鲁番文书说明自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龟兹，唐罢安西四镇，高宗将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但吐蕃与唐争夺青海，将兵力撤走，西突厥势力乘虚侵人四镇，调露元年(679)七月，高宗派名将裴行俭、王方翼送波斯王归国，行俭出奇兵一举擒都支，留方翼，“使筑碎叶城”《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载：
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这是唐第三次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也是第三次置四镇。在此必须指出黄惠贤认为“调露元年(679)夏，裴行俭、王方翼克碎叶并筑城。于是改于阗、疏勒、龟兹、碎叶为四镇，安西都护府改治碎叶”。这种“改治”说，既无典籍记载又无文书说明，纯属推测，不足凭信。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吐蕃侵人南疆，则天罢四镇，安西都护府又迁于何处？前揭黄文说“似焉耆”。王永兴先生前揭文《唐前期安西都护年表治所》当在“西州”。余承王说，据唐长孺教授考证：垂拱初“由于东突厥的复兴”，侵掠西突厥“导致部落散失”。垂拱元年吐蕃乘虚大军已临南疆，阿斯塔那29号墓所出《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唐尾义罗施在西域四镇之地见不到安西都护府等“汉官府，所以更不请”过所，也无汉官府勘查过所。似乎安西都护府已经东迁。又据上所征引文献和文书资料论证了唐两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均从龟兹撤回后方根据地西州，同样可以推测此次安西都护府当第三次撤回西州，以此为根据地再谋西进，故余取王说。《资治通鉴》卷205则天长寿元年(692)：“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旧唐书王孝杰传》所载略同。这是唐第四次从西州迁安西都护府到龟兹和第四次复置安西四镇，也是最后一次。
如上所述，文献和吐鲁番文书互为印证，揭示唐以安西都护府统四镇为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西州为后方根据地，一旦西突厥、吐蕃寇疆，罢四镇，前沿基地丧失，立即将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以西州为根据地筹划西进，将西突厥、吐蕃逐出，复四镇，又把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这就是安西都护府治所东西移徙的演进历程。
另外，关于安西都护府所统四镇，是龟兹、碎叶、于阗、疏勒，还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学界也有不。
同看法，可归纳为三端：一是前揭岑仲勉、吴宗国文认为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始设“焉耆、疏勒、于阗和龟兹四镇”，调露元年碎叶“取代焉耆而列于四镇”，长安二年(702)置北庭都护府管天山以北地区，碎叶属焉！又以“焉耆备四镇”取代碎叶。吴文并指出《新唐书地理志》焉耆条注：焉耆“碎叶城”，乃误。二是《西域通史》认为太宗“设置了龟兹、于M、碎叶、疏勒四个军镇”，此碎叶在热海地区，直至长安二年碎叶划归北庭都护府，“唐朝以焉耆备四镇”。三是前揭王永兴先生文详细考证了四镇的设置，提出“《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所说的王方翼筑碎叶城在焉耆境内以及通鉴胡注所说的王方翼筑碎叶城在焉耆境内，是可信的”。所以太宗置“龟兹、于阒、疏勒、碎叶，此碎叶在天山以南焉耆境内，非天山以北热海地区之四镇也”；“至于{唐六典》、《通典）诸书所载四镇，均为：龟兹、于闻、疏勒、焉耆，乃就四个都督府而言，碎叶城属于焉耆都督府，故不称碎叶而称焉耆”。以上三种观点，各据典籍，不能轻易否定，也不是几句话道得明白的，本文囿于篇幅，特志于斯，以备专文讨论！
三、文书所见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
关于安西都护府的职能和西、庭二州的隶属，有的学者认为唐安西都护府于高宗显庆三年移驻龟兹(今库车），只管军政与少数民族事，不理民事，西州(辖五县）、庭州(辖三县)均属河西道所管”。实际上近年来学术界众多学者，引据典籍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安西都护府后认为：从贞观十四年始置安西都护府至长安二年置北庭都护府止，安西都护府是西域的首脑机构，治理天山南北地区，伊、西、庭三州属焉，它既管民政又管军政；长安二年之后安西都护府只管天山以南即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都督府和以西地区，北庭都护府治天山以北，伊、西、庭三州属焉！特别是王永兴先生前揭文引《唐六典》略云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规侯奸谲，征讨携离”。《通典》略云广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唐设置安西都护府是经营西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建设繁荣巩固西州、稳定龟兹始终是安西都护执行唐开拓西域的工作的基点，表1、2所列文书涉及安西都护府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民事诉讼活动，盖既治民又管军的明证。众所周知，从原则上讲，凉州、西州均属陇右道景云二年(711)分陇右道黄河西为河西道，并设河西节度使，又河西凉州是唐统治西北的总部，说西州、庭州属河西治，没有错，但是凉州距西州三千里之遥，实际治理是不可能的，又安西都护与安北、安南等四大都护府直属唐中央政府，西、庭二州属焉，故《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有云.“郭孝恪为安西都护，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表1、2文书所载西州和所属县的军政、民政事务向安西都护府请示，没有一件向河西呈报，就是明证。以上所论学界意见迹近一致，更无须赘言。本文仅就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作些说明。
太宗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讨高昌王麹文泰诏》有云：
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探书（此二字《册府元龟》为琛赆）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
由于高昌麹文泰连结西突厥东侵伊吾，西击焉耆，“时西戎诸国有朝贡者，皆途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可知为了重开丝绸之路，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大军平定高昌，甚至力主“复立高昌”王的褚遂良、魏征亦云广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太宗力排众议，在高昌故地置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以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无论安西都护府治在西州或西迁龟兹，它在西域的统治保证了碎叶以西诸国职贡和中外商贾来往于丝绸之路，繁荣中西贸易为其第一要务。安西都护府既管西域诸民族亦管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贸易，武周长安二年(702)正月，凤阁舍人崔融上疏曰：“夫关市之税者，谓市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人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崔融主张税商贾，反对税“行人”，而唐非常重视西域丝路上的商税，《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云：
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闻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可见开元年间(713-741)北道在天山之北由北庭都护府管辖，安西都护府所统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税商胡以供四镇军资，从崔融奏议吐露似在武则天朝或之前安西都护府也是征商贾税的。
从唐代长安起始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以敦煌为中心分东西二段，长安至敦煌的东段有南北中心三道，西段亦分三道，隋裴矩撰《西域图记》三卷，原书已佚，仅存其序有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佛蒜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怳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荣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怳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凄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