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农业中不仅普遍使用牛耕和耧、犁等农具，并且其生产技术与中原地区亦十分接近。《文海》释“(牛)扛”为“农用(牛)扛拉犁者也。”这一牛挽扛耕的耕作方法于安西榆林窟壁画中可找到图形证据。榆林窟第3窟(西夏窟）绘有耕犁图、踏碓图、酿酒图和锻铁图等表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画面，犁耕图中二牛挽一犁，作二牛抬杠式，吴天墀认为这与中原地区的耕作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壁画中还见锹、锹、锄、耙等农具，其刃皆铁制。《文海》与夏汉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二书记载的农具有：碡碌、子耧、耙、锄、嫌、锹、犁、铧、车碾、碓、镰、石磙、刻叉、簸箕、扫帚等，河西地区传统使用的各种农具大都可以见到，反映了其农业开发程度上分工的多样化和细致化。《文海》释“耧”字埋籽用，汉语耧之谓。”释“种”字：“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可见其播种方式有耧播与撒播两种，时至今日河西农村仍可见这种传统播法。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具是可以赶得上中州地区的一般水平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载录的农作物品类颇多，有小麦、荞麦、糜、粟、稻、豌豆、荜豆、黑豆、萝卜、胡萝卜、芥菜、香菜、蔓菁、韭、葱、蒜等，可谓空前丰富。
五、农业开发的成效
河西既受夏王室的重视，且稳定发展的时间又长，绿洲的农业开发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西夏碑》西夏文碑铭中有祈祷“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安乐”的词句，把农业收成的好坏作为大事之一来祈求神灵的护佑。当护国寺竣工后，赏赐工匠的物品为“谷千斛”等，其数量较大，这些都反映了农业在河西的重要地位。河西还发展成了西夏赖以支持战争和维持政权的粮食基地之一。值大安十一年(1085年)“银夏大旱，饥”时，目卩“运甘、凉诸州粟济之。”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论道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其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西夏时期河西农业开发的成就又是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比的，其发展是较为有限的。首先是区内从事农业的人口有限，虽有20余万之众，但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有相当比例，并且来自中州移民的数量似乎不大，这就不能不使农业开发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西夏统治者热衷于穷兵黩武，河西虽处“大后方”，但其前方经年累月的战争亦不能不给后方的农业开发带来很大影响。如夏大安八年(1082年)三月，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彭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准备大举侵宋，不仅河西驻军征发前线，就连居民百姓也大部调集，这就往往造成“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的局面。再者，西夏的农业状况往往不太景气，曾巩说，西夏“少五谷，军兴，粮馈之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四季只能以鼓子蔓、碱蓬、登厢草、灰条等野生植物“以为岁计”。此种情形河西也在所难免。夏崇宗贞观九年(1109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崇宗遂“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吴天墀认为由于西夏的农业经济问题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因而造成了其对外关系上的某种依附性。言之甚是。同时，河西虽是西夏的粮食基地之一，但并非是其最主要的产粮地。据北宋人说西夏“赖以为生”的农业区是“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而不含河西走廊。这一说法或许有宋人的偏见，但也的确反映出基本事实，这无非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破坏程度太重，“蕃化”已深，农业长期衰败，难以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西夏主要的农业区自然是其东南部接近宋境的原来一直属于汉族聚居的地区。事实上“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的地方也是不包括河西在内的。
六、畜牧业和交通的发展
西夏时期河西畜牧业有较显着的发展。党项人社会经济基础原本就为较单一的畜牧业，他们又是以族帐的形式并携带其主要的生产资料一牲畜进入河西的。当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二月，党项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后，回鹘兵乘机攻陷凉州，“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杀马匹甚众。”元昊立国后仍是“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帐，大者千余帐。在其发展中虽有部分人弃牧从农，其“熟户”渐有所增，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的生产部门和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区内回鹘、吐蕃人亦以经营畜牧业为主。长于畜牧业的党项羌人在获得“善水草，宜畜牧”的河西走廊后自然可以大显身手。早在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金史夏国传》载，西夏“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瓜沙诸州亦是“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宋皇佑二年(1050年)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弃驼二十万，牛五百这一数字与1999年底武威地区四县市牲畜存栏数相比，羊只约为今天的70%，弃驼、牛则相当于今天大家畜总数(马牛驴骡驼)的一半，这已很为可观了。而这些并非凉州牲畜的全部，上述未提马匹，或漏载，或已被夏人逃逸徙走。而早在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就一直是中原王朝所依重的军马供给基地。《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月”条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西蕃地界》云：“武威郡至天圣初土贡(马匹)不绝。”西夏时河西马匹仍应有相当数量。上言牛仅有500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农业开发的有限性。
西夏的畜牧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私营畜牧业又有大土地占有者经营与个体族帐经营。黑城出土的《瓜州审判案》残卷，记录了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瓜州官吏受理审判民间因侵夺牲畜而发生的纠纷案件，说明牲畜私有制在河西的存在，并受法律保护。西夏开办的国有牧场较多，群牧司对其直接经营、管理，并设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人员具体经管。国有牧场上实行比较灵活的承包经营制。据《天盛律令》卷19载，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牧人可领取“路酿、马、牛十五、二十以上，羊自七十以上”的官畜牧放，每年按其繁殖率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幼畜，以及毛、绒、乳、酥等副产品。
河西地区牲畜品种除马、牛、羊、驼、驴、骡外，还有牦牛和猪、狗等。《天盛律令》卷19《畜利限门》：
“牦牛在燕支山、贺兰山等两地中，燕支山者土地好，因是牦牛地，年年利仔为十牛五犊，赔偿死亡时，当偿实牦牛。”燕支山即祁连支脉焉支山，早在秦汉之际匈奴占据河西时就为其依依眷恋的主要牧场，西夏时又成为良种牦牛的主产地。
河西的畜牧业情形于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典卖契约上亦有反映。西夏文《天盛二十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内容为某人卖掉牧场，换回牧畜。收人《敦煌资料》第一辑中的15份《天庆十一年（1204年）典麦契》中典出物全为袄子裘、马毯、皮毯、白帐毡、苦皮、皮裘等畜产品，换回的则全为粮食，说明来典者均系畜牧业劳动者。《西夏纪》载嘉佑五年（1060年)宋、夏和市的情形曰：“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国和市不能不通。”反映了其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特征。史载宋夏之间的官市榷场“商贩如织”，民间私市“日夕公行”；西夏对外作战损失的各种牲畜动辄以万计，足见其畜牧业生产的雄厚基础和较高水平。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位处东达灵州、兴庆，西通西域，南连吐蕃的要地，《西夏地形图》中即标绘有贯通河西走廊的支通大道。《西夏碑》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这些前来的车马行人大多应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这无疑有益于区内农牧业开发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交流主要限于西夏一域，而于阗、龟兹、高昌等地通往中原的商旅“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征取太重，且风险不测”，因而商旅多取道走廊以北的草原路或走廊以南柴达木盆地一湟水流域的青海路，而少有穿越走廊者，以至河西国际贸易的地位较之汉唐盛世已等而下之，其对于绿洲开发经营的促进作用就远不及汉唐。
总之，在西夏近两个世纪的统治下，河西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战乱纷争的局面，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河西农牧业开发因而取得诸多成效，生产结构大体上为牧农并重，使其成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相抗衡的后方基地或曰之为其右臂。正所谓“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并非完全如马端临所断言的河西“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囊时。然而西夏时期河西的发展程度又是较为有限的，西夏统治者虽然把河西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经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经营的政治、军事控制的色彩比较浓厚，而如同汉唐那样的大规模移民实边，大兴屯垦，积极发展中西交通等为内容的经济方面的经营则显得贫乏。加之地方割据政权的局限性，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影响，河西的农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与汉唐盛世时的河西以及两宋时期的内地相比已逊一筹。而且由于历史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渐此拉大，直到近代此种格局仍未有显着改观。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值得汲取。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BZS0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河西地区环境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49731010)和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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