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戎”一词，西周时开始使用。
《尚书·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一语。但顾颉刚先生认为《尚书》是后人汇编的，其中《禹贡》成书较晚，当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人说，“它决不是夏、商二代所写定，甚至也不是西周的作品”，它的“制作时代，应在春秋至战国前期的时间范围内”。又说“虽被后人写的夸张、铺陈，但在其主要内容上，是有某些历史素材作依据的”。据此，上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等族名可能源于商代以前的传说，而“西戎”一词，则是后人附加上去的。
在《竹书纪年》中也有商王祖甲“征西戎”，大戊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等语。如所共知。这部书成书的时间更晚，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写的大事记，前代部分是追述的。虽然其中许多史实有根据，可以作为史料引证，但行文中夹有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词语，“西戎”即是一例。因此，我们更不能以此断定“西戎”一词商代已经采用。
西周建立前后，周人称他们的四邻为“西土”、“西土之人”。《史记·周本纪》记：武王至商郊牧野，乃誓，曰“远（《尚书·牧誓》作逖）矣！西土之人”，“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雾、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下文还有“以役西土”一语。这段话显然是周武王的口吻，可见，西周初期，以“西土”、“西土之人”称周的邻邦，是常用的词句。
上述“西土之人”中所包括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根据这两种解释，《集解》所说在西者，仅羌、卢、彭，《正义》所说在西者，仅羌一族，实与周初情况不符。
徐中舒先生曾发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提出新的看法。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牧誓八国》充分肯定了徐氏的成果，并加以发展：庸在汉水流域；濮在今湖北武当、荆、巫诸山中；微通“眉”，正可实用于陕西之郿县；卢与微相近，当距此不远；鬃、茅同声，疑即一族，在今山西南端；蜀即叟，在四川；羌在西。要之，庸、卢、彭、濮，“此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羌、微、茅在渭水及河水流域。故如以秦岭与汉水为界，则此八国者，三在北而五在南。”
顾氏此说，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前人考释，多根据秦汉、甚至隋唐时期的地名解释此八族的位置，因而得出那样的结论，以为八族在汉水、岷江、金沙江流域，甚至还在今云南地区，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四川境内。从地名学的角度说不无道理，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则有问题。当武王伐纣时，周的势力并不太大，而今四川省地方与殷商并无隶属关系，因而周族不可能越过秦岭、巴山深入岷江、大渡河以及金沙江以南联合此八族之人，共同伐纣。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也有很大困难。此八族与有关地名的关系，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周灭商以后，随着周族向全国各地的发展，这些民族也逐渐向各地迁移。这种迁移，历史很久。许多学者共认，今四川彝族、云南的普米、哈尼、纳西等族是古羌的分支，由河湟地区迁居到那里。但是，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诸羌东南迁徙的时间较晚，在战国时期，“秦献公（前384-前362）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即便说这种迁徙不始于战国，而在周代、甚至商代就有，这仅能说明迁徙的过程很长，而不能否认该族由西北向东南迁徙的事实。因此，秦汉以来，四川、湖北、云南等地存在的与此八族同音的地名，只能从民族迁徙史的角度考虑，而不能得出结论说，当时参加武王伐纣的八族，分布在陕、甘、川、鄂、滇五省之地。就以蜀为例，蜀即叟，据《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阴平郡条记，武都、阴平地方，不仅西汉时氐、叟、羌杂居，东汉至三国时，其地仍“多氐叟”，“风俗所出，与武都略同”。因此，参加伐纣的蜀，不在今四川，实际就在甘肃东部。同样，其他各部，羌与姜同族，与周为邻，不必远在羌中寻求；髳不是顾先生所说的晋南的茅，实就是苗。《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顾氏《瓜州》篇考证，此三危所在，即《河图括地象》所说。“在鸟鼠山之西南，与汶（岷）山相接”。即今甘肃洮河上游。既然有舜迁三苗于三危之传说，三危山就在今甘肃东南部，苗与羌杂处，因而就有同羌参加伐纣的条件，所以此苗就是伐纣八族中的髳。顾氏考证微通眉，即陕西郧县，在周原之南，由此我们想到渭北有彭衙（今陕西白水县），郑（陕西华县）东有彭戏氏，此八族中的彭当时就在关中地区，楚西北的彭（今湖北房县）当是后来迁去的。同样，今湖北竹溪汉水南岸的庸，也和彭相似，或是从关中西部经汉水东迁的。这样，除卢还有待考证外，其余七族，蜀、羌、髳在甘肃东南部，微（眉）在陕西关中，彭原在关中，濮、庸原在汉水上游。这样，武王伐纣时联合的八族，基本上就在周原附近几百里的地方。几百里内的许多民族参与伐纣的战争，事实上才是可能的。
“西土”和“西土之人”是以哪里为中心划分的呢？当然是以殷都安阳为中心，而不是以周为中心。从甲骨文得知，商代东、西、南、北四方的概念已经形成。《史记·周本纪》记，周族自古公直父迁于岐下，至文王昌立，殷封其为“西伯”，岐下正在殷的西方。因为周族居地在殷的西部，所以周人也自称或称其邻部为“西土”、“西土之人”。就大方位讲，关中地区、汉水上游、甘肃东南部都在殷之西。如果把八族中的大部分定在湖北西北，四川南部，就和这个地理概念不相符合了。
其次再说戎。
“戎”字见于甲骨文，说明商代已有。但作为族名所指，目前还搞不清楚。《史记·周本纪》有“古公乃贬戎狄之俗”、“明年，伐犬戎”等记载。不过这是汉代司马迁所记，不见得周初就有此称。同样，《竹书纪年》有殷王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等记载，但这本书为战国时作品，也不能证明殷周之际有这么多以戎相称的民族。周人对于戎的称呼，还是要从“伐犬戎”之事研究起。
《诗经》是周的民间文学集，其中《绵》篇云：“混夷马免矣，维其喙矣！”《说文》口部引句时，将“混夷”作“犬夷”。《尚书·大传》又记“文王……四年伐畎夷，《西伯勘黎》《正义》引作“犬夷”。《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句下注：《索隐》引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案，畎音犬。大颜云：“即昆夷也。”《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谓犬戎，”《说文》云：“赤狄本犬种，字从犬。”
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考》，对绲夷与犬戎的关系作过考证，云：“混之为昆、为绲、为畎、为犬，古喉牙同音也”，“昆夷、薰育、俨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而“《孟子》言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乃由行文避复之故。”《诗·绵》所记，当“太王定都后，伐木开道，混夷畏其强而惊走也”，王氏的论点，说明绲夷、混夷、昆夷、畸夷、畎夷、荤粥，獯鬻等是同族异写。至于绲夷与戎的关系，他引《出车》诗云：“赫赫南仲，俨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以为俨狁和西戎、昆夷，可以互相代替。而《出车》为宣王时作品，可见“西戎”一词周初尚无此称，当然也无“犬戎”、“畎戎”之说。
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说：“犬戎之名，始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皆春秋战国以后中原呼昆戎之称。宣王以后，因犬戎为患最烈，故后世追记，悉加以恶名：昆夷变为犬戎……皆平王东迁后事也。”
上述可见，绲夷即昆夷，亦即犬夷、畎夷。绲夷、犬夷变为犬戎，是在周宣王以后开始的。韦昭以为始于春秋，而《出车》已有“西戎”之说，可见西周末年西戎一词已开始使用，接着出现犬戎，因为犬戎是西戎中最大部落之一。犬戎一词见于史册，大致在春秋时代。
绲夷和犬戎的含义，也有不同说法。愚以为绲夷是本族名称；由汉文写为绲夷、昆夷、荤粥等，它是商代由东向西迁来的一族；犬夷是该族以犬为图腾而得名。《山海经》、《说文》的解释不妥，但也反映出该族崇拜犬的意思。王国维说是“为绲、为畎、为犬，古喉牙同音也”，则未必妥当。至于黄文弼所说：“宣王以后，因犬戎为患最烈，故后世追记，悉加以恶名”，则更不妥。戎字甲骨文从戈，带武力之意。西周末出现的西戎，包括许多部落，犬戎仅是其一。如果说因相互战争产生敌对情绪，因而对其名称带有贬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它是恶名，则不妥当。春秋时，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已成为与中原华夏族对称的名词，而夷原是东方族名，狄是北方突厥语族一部分民族的名称，原来就是自称，并非恶名。因此，如果仅仅把西戎的“戎”作为恶名，是不妥当的。
最后，再说“八戎”、“西戎八国”。
《史记·商君列传》记：
赵良曰：“夫五彀大夫，荆之鄙人也，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
五投大夫，即百里奚，其相秦时间，始于秦缪公五年（前655年）。三十四年（前626年）戎王使由余观秦，时百里奚仍在，则此服秦之“八戎”，时间当在由余使秦前数年。由此可见，“八戎”之说，最晚在缪公三十年（前630年）已经出现。这时正是春秋时期，说明春秋时秦国已有八戎之说。
但是，《史记·秦本纪》又记：秦缪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赵良所说五羖大夫仅仅是“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献计于秦，并十二国，此十二国中当然包括“八戎”，但“八戎”指什么，十二国又指什么，尚无法考证清楚。
“八戎”和“十二国”，不包括邦、冀之戎。据《秦本纪》记：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伐“邦、冀之戎，初县之”。可见，邦、冀之戎并入秦在前，与五羖大夫时归服的“八戎”和由余时所并的十二国之戎无关。
“八戎”和“十二国”之说，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又变成“西戎八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此“西戎八国”与前述之十二国大致是一事，“西戎八国”说的来源，是“八戎”说。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在叙述此事时，既不提“八戎”，也不提“十二国”，只是笼统地罗列出来，云：“及平王之末，周逐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邦、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除骊戎（在秦之东，不在西戎之列）和邦、冀之戎（在秦穆公以前已并入秦国）外，合乎西戎八国者，仅狄、义渠、大荔四戎而已。
《资治通鉴·秦纪》完全采用了《史记·匈奴列传》的说法，列举西戎八国为绵诸、绲戎、翟戎、戎、义渠之戎、大荔之戎、乌氏之戎、朐衍之戎。因此，我们考述的“西戎八国”，就以此为依据。
一、绵诸戎
春秋时的西戎八国和周初的西土八族有些关系，但内容不同。第一，西周初的西土，是以商为中心划分的，参加灭商的八族，大都在周族的周围；而春秋时的西戎八国，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八国在宗周和秦之西。第二，西周初的八族，有的在西周时已经向其他方向迁移，而春秋时的西戎八国有的是从别处迁来，有的当时虽在西方，但未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所以两者所指的地区不同，内容也不一样。
西戎八国自陇山以南，首述绵诸之戎。
陇山，即今陕西陇县、宝鸡以西，甘肃清水、张家川以东陕甘两省分界之界山。绵诸就在陇山之西。《汉书·五行志》：惠帝三年（前192年），陨石于绵诸。《地理志》：天水郡有绵诸道。《百官表》：县“有主蛮夷曰道”。汉天水郡原属秦陇西郡，元鼎三年（前114年）分置，《地理志》称绵诸为道，不称县，可见绵诸戎的部落、氏族组织，西汉时依然存在。
绵诸的方位，据《水经注·渭水》记载：“清水又西南，得绵诸水口。其道源西北诸溪，东南与长思水（合），北出思溪，南人绵诸水。又东南，历绵诸故道北，东南入清水。清水东南注渭。”清水，即今甘肃清水县得名之水。水出其东北之陇山，百川汇集，形成大河。绵诸水在清水下游汇入，位置应在今清水县西南。清水人渭处在今天水县东莫家寺，则绵诸应在其北。绵诸水因绵诸道而得名，绵诸道又因绵诸戎所居而得名，所以，绵诸之戎的居地，应在今天水县东、清水县南部地区。
又《魏书·地理志》秦州略阳郡条下绵诸县本注云：“前汉属天水，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榆亭。”《校勘记》据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此榆亭为桥亭之误。《水经注·渭水》又记：“渭水又历桥亭南，而入绵诸县东，与东亭水合，亦谓之桥水也。清水又或为通称矣。”桥亭在上邦故城东，渭水历桥亭而人绵诸县东，则绵诸范围当跨渭水两岸，西与上邦县接。由此又可知，绵诸之戎的分布地区不仅在渭水以北的清水河下游地区，天水东部渭水以南地区也有绵诸戎分布。
到了唐代，绵诸故城犹存。《括地志辑校》秦州秦岭县条下记：“绵诸城在秦岭县北五十六里。”秦岭县，据《读史方舆纪要》，在“清水县西南百三十里”，“唐贞观十七年并人清水县”。由此亦可证绵诸之戎的居地在今清水县西南及其南部。
绵诸之戎的分布在清水西南，而清水是秦人早期开辟的地方（周宣王时，秦的势力开始越过陇山向西发展、进入甘肃清水地区），一段时间曾是秦人的主要据点，所以绵诸自然是秦人扩张的对象。
秦与绵诸之戎的关系，历时达六百年。周宣王命秦仲伐西戎，在前823年左右。秦仲战死（前821年），宣王又命庄公伐西戎，此西戎之中应包括绵诸戎。后来，由于犬戎攻周，庄公、襄公伐戎救周，此时秦的兵力主要向东，对绵诸之戎不会造成严重威胁。
《史记·秦本纪》：秦文公四年（前762年）秦“至淠、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日吉，即营邑之。”这说明在文公以前秦虽有西陲宫，在西陲有一定的势力，但仍无定居的都邑。营邑淠渭之会，才把政治中心确定下来。此地原是秦人祖先非子（周孝王时）牧马之所在。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人向清水西南发展，“伐邦、冀戎”。邦，汉代属天水郡（今天水市），冀为冀县，在上邽西。此二戎与清水连接，遂成为秦向西扩张的重要对象。绵诸之戎处于秦伐邽、冀之戎的当道，而史书不载秦与绵诸戎交战的情况，大概绵诸戎在秦的压力下，将部落徙居深山，没有阻挡秦的西征。
秦穆公时有两次大规模的伐戎活动，一次是五羖大夫相秦时“八戎来服”，一次是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时间在穆公晚年（前630～623年），此八戎和十二国中当包括绵诸之戎。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了后来秦与绵诸之戎的接触过程。秦厉共公六年（前471），“绵诸乞援”，二十年（前457）“公将师与绵诸战”，惠公五年（前395）秦“伐绵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