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灞桥区以东，接近临潼、高陵，新合乡东通临潼行者、回回道，北达高陵县的回村蔡家、喇叭张。由此向东，就是临潼雨金镇西南的官路郑、南拜、北拜、新集、菜园、马家堡等13回村。行者桥北有渡口，寇家堡也有渡口，古代就已是来往通道。
上述村坊的分布，除城内13坊外，其余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地理区域看，很明显的是东南方向少，西乡，尤其是北乡多，西乡特别是北乡有许多连成片的村庄。而东南乡则是零散、稀疏地分布着。就以最大的村坊为例，三会寺是长安县最大的回民分布区之一，但通过调查了解到，该村原是汉族居住的大村，而回民则是后来迁入与汉民杂居，人数远不能超过汉族。
第二，从自然条件看，回民的分布地区，主要是在渭河两岸和从南向北注入渭河的支流沣河、皂河、泸河、灞河下游，特别是诸支流入渭地区。而上游极少见。这些地区，在回民入居以前绝大部分是未经开垦的河滩水洼、草地，有的就是冲积河滩沙地，很少有人居住。如皂河下游的皂河村、八家滩，灞河下游的上水腰、下水腰，渭河两岸的冯家滩、草店，原先都是水洼草地，上下拜家、东西寇家和东砂河村子，完全是冲积河滩。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不论从土质情况或是抗涝条件，远远不如东南乡地区。土质改造的历史，也比东南乡晚，而且就是在回民入居以后才开始开垦的。
第三，从历史上看，西安地区是周、秦、汉、唐的京师所在，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各种村名、地名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就连回民居住的村庄也不例外。大体说来，在许多古老村镇居住的回民人户较少，而且多分散在城外或者偏僻巷道，显然是后住进村，或者依附于这些村镇外围，而回民单独居住的村镇，大都是后起的，多散布于沣、皂、浐、灞、渭等河河滩地带。从地名反映，如八家滩、河湾、水洼、东砂河等等，是回族人民披荆斩棘、开挖荒滩慢慢经营起来的。铁锁家、拜铁家、寇家、马家等，原来只有几户人家在此劳动生息，后来才成为村堡的，可见后者历史较晚。
后期形成的村庄数量不少，主要形成于元、明、清三代。清代又分前后期，清初是一种类型，清同治以后又是一种类型，后者是回民起义失败撤离陕西，外地居民迁来形成的村庄。
盛唐时期的长安，经过唐末五代时期的政治动荡，遭到严重破坏。两宋时期远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局面，村野萧条，人户稀少。蒙古军队占领长安，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九年冬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从此安西王成了元朝统治我国西南、西北的王族将领，西安成了安西王的统治中心。忙哥剌建王城于今西安城东偏北辛家庙东、米家崖西老人仓附近，按蒙语称王城为斡尔垛。王城周围的居民区包括今石家街、胡家街（庙）、杜家街、苏王村、秦门街等。至元十五年忙哥剌病故，王府继续治事至十七年。后阿难答为安西王，但西安作为统治西北、西南的军政中心的地位未变。
在元朝统治西安地区时，西安有许多带有时代烙印的村镇名称，保留至今的像东北郊的浮沱寨，北郊的马浮沱，南部的沙浮沱，东南郊的金浮沱等。浮沱为蒙古语集镇之意，如今称“浩特”。说明这些地方当时是蒙古军民聚居之地。
蒙古军队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年，“签陕西探马赤军”。探马赤军原是蒙古攻金时木华黎所领的一种贵族军队，后来有许多色目人加入，其中包括回回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此时所签的探马赤军，自然包括一部分穆斯林。安西王的军队参加过许多次重大战役，不断有补充，也有淘汰，就在此年淘汰的“陕西贫难军”，就与诏令中所说的“探马苏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一样，成了军户或屯户。及至元灭宋后，元代的屯田事业不断发展，军士解职为农者不断增加，这样表现元朝特征的一批地名相继出现。当然有元代特征的村庄不一定都是回民村庄，如上举之金浮沱。但其中确实有一批成了回民的聚居区。如安西王府所在地斡尔垛附近，东至米家崖、牛而寺，西至北关、东西菜园，北至新庄、光大门、浮沱寨、上下水腰直至冯家滩，有很多回民村庄。
关中地区回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流入渭河诸水的下游地区，西安也是如此。其所以如此，大概与元朝军队的驻防有很大关系。蒙古军队主要是骑兵，军士有肉食习惯。尽管元朝统治关中地区时，关中农村已不如唐代繁荣，但仍有大量农民在农村进行生产，元朝官吏还要靠从农民手中征收的粮食以供军用。《世祖本纪》至元十八年六月，“增陕西营团粮十万石，似充常费”，说明征收数字在不断增加。这样军马和牛羊就不能占已有农田毁耕放牧，只有在河滩草地屯驻。就是陆续“随地入社”或从事屯田的，大多也在附近地区。
元朝灭亡以后，明朝于洪武七年开始在原唐长安遗址上修筑西安城，西安又成为明统治西北重镇。西安附近的许多蒙古遗民失去依赖，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原来以军营性质为名的居民区逐渐改为村、堡、寨、庄的名称。这类性质的村庄名称兴于宋代，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元代蒙古军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虽然有，但是不多，特别在西安地区就是如此，然而到了明代，伊斯兰教却得到了发展。明西安城内专门设置了伊斯兰教居民居住区，敕修了几座清真寺，于是伊斯兰教在原蒙古西域军队的后裔中迅速传播起来。明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回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因为这批蒙古军的后裔在关中生活了100多年，普遍接受了汉文化，交往中通用汉语，又与汉人有着长期的婚姻关系。这样在接受伊斯兰教后，除过在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有某些不同外，主要的经济生活、生产等方面没有多大区别，信仰伊斯兰教的称为回族、回民，其余则是汉民。从明代到清初，西安地区虽然回汉杂居，有的是村落相邻、街巷相通，有的是汉回杂居，但在生产上相互促进、生活上相互支持的风气却在不断发展，这对当时西安地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回民的主要生产门类是农业，农业中尤以粮食生产为主。我们从西安四郊回民分布的100多个村庄中可以看见，这些村庄都处在平地沃野之中，是良好的农业生产地区。这100多个村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老村，即元代以前早已形成的村子，这里久已是汉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地，后来迁入或由汉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居民，不能不受其影响而从事农业生产。我们在沈家桥调查访问时，老人反问，他们不种粮食靠什么生活？他们在杂居的村庄里，进行农业生产的方式、习惯、时节，和汉民没有什么区别。回民单独居住的村庄，是元代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在农业生产上仍然受着老村的影响。
不论在老村或是在新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他们的生产条件要比原来居住的汉民艰苦得多。从东北乡最远的东西寇家、上下班家、东砂河等村庄开始，一直到皂河流域的皂河湾、八家滩、铁锁家，回民是在沙地、河滩、水洼上改土排水造田，通过艰苦的努力，才将荒地变成良田的。就是居住在老村庄的回民，也不住村镇中心区，而是在村边或村外，耕地大部分也是从荒地上开垦出来的。从鱼化寨到曹里村的路上，有回民居住过的老鸦寨（老烟庄、小烟庄）。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大片水洼、沼泽，老鸦或老烟的来历，可能就是因水洼音变而得名。南沈家桥临皂河，当日也是皂河河滩。当然，这并不排斥回民向老住户购买熟地良田耕种，但这种情况极少。
在农业生产中，还发展起了蔬菜种植业和园艺业。从村落分布看，南关、西关、北关居住着一部分回民，东菜园、西菜园等村自然是以种植蔬菜而得名。四大城关是城市蔬菜的生产供应基地，而回民占有三关。西关又与西南城角的解家村、草阳村、回回巷、马家庄，西北城角的城角里连成一片，据调查这里不仅是回民居住和生产区，而且曾经还是一个大型交易市场。
园艺业发展最大的有光大门马家湾（又称回回湾）的马家花园，位于灞河西岸，岸上有两亩多地的羊圈，花园广十余亩，有育苗的温室设备遗址，种菜种花十分适宜。这里种植的蔬菜和花木，不像东西菜园的蔬菜全是向市场出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需要，或者是观赏。这反映出清同治以前，回民中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富户，而且还建立起了供自己享受的花园。
从马家花园的羊圈，我们进而联系到回民的饲养、放牧业，二亩多地大的羊圈，可容纳羊四五百只，可见养羊业的发达。养羊是回民的生产传统，更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肉食、乳食的根本来源。大体来说，居住在农村的回民，都有养羊的习惯，而靠近沙地、河滩地区的回民村庄，为回民发展养羊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像光大门马家的数百只羊，不可能是饲养（喂羊），主要是靠放牧。广阔的灞河滩，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牧地。其他靠近河滩的回民村庄，除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无不兼以养羊业。清代前期关中地区普遍发生的回民羊群与汉民农田的矛盾，正是回民养羊业发展的表现，因为羊群啃食汉民庄稼，才引起汉回纠纷。养羊业对回民来说，除供给日常乳食、肉食外，羊粪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对沙土地、盐碱地的改良，是任何其他肥效所不及的。另外后期形成的回回名食长安羊肉，自同治以后货源亦不从陕西购买，但归根求源无疑是从关中所生产的羊肉逐渐发展而来。西安铁家的羊肉久有盛名，铁家原籍铁锁家，有地70多亩，在西安开羊肉铺，羊只主要从本地购买。
商业是回民的传统行业，西安地区也是如此。当时西安城内有数万回民，有的在农村有土地，有的就是城市居民，没有农田。这些人除宗教职业者外，大都从事食品加工业和商业，以商业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小商小贩，或长途运输。直至同治初年，西安地区回民中还没有出现与满、汉富户相比的富商大贾。当时西安地区最知名的富户是马德兴，他是西南城角解家村西的马家人，占有数十亩土地，本人在西关当骡马羊的经纪人，很有能力，收入也很多，但与汉族大商人相比，就逊色了。像这种经纪人，又称牙行，自己没有多少本钱，靠当中间人维持生活的，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为数还不少。
总之，西安地区居住的回民，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以自己艰苦的劳动开垦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为西安地区荒地的开发利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论他们和汉人杂居，或是分村而居，在生产上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生活上是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的。这种和睦关系，为共同建设西安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在历史资料上还找不到重大的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民族矛盾和流血冲突事件，而和平的环境则保证了共同的生产和建设事业。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西安地区，特别是河滩、沼泽、沙地改造和建设，曾经有过回族人民付出的艰苦劳动和他们创立的卓越功绩。
（原载《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