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现场。现场的死者是刀伤，但现场和现场周围都没发现刀子。据死者的老公介绍，小超市有一把菜刀，可死者伤口的鉴定却是锐器所为。吕中说，看来这小子是带着家伙来的，所以可以推断，案犯是有备而来。除了这些，现场的足迹留下了不少，但几乎没有一枚足迹是完整的，指纹也大多是死者和她老公的。
那么，人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这位死者的老公呢？吕中他们当天就开始了广泛的走访。
一位奶奶说，小媳妇太不容易了，田里的活儿都是她的，还在家里总挨打啊！一位大妈说，广西的媳妇真能干啊。那个男人从工厂里回来就往炕上一躺，大爷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媳妇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个小伙子说，听说广西现在发展得也挺好了，当初就不该嫁过来。这倒是好，伺候完了一个病秧子再接着伺候一位爷爷。人家媳妇怎么啦？不就是个二婚吗？你个当老公的不也是个二婚？你不光是二婚，还外加是个王八头呢！村民的这些反映说明，死者老公的口碑很一般。而吕中却说，我们这些干刑警的，跟普通百姓接触多了，也发现了一个规律：无论死者是谁，大家也习惯于对死者扬善隐恶。毕竟人已经死了，没人再愿意说死者的坏话。但是，桂兰这个比较特别的家庭结构也告诉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她现在的这位老公。因为在以往的案子里，老公对老婆行凶往往是最方便不过的，尤其是大家都反映了他在家里的家庭暴力。
尸检证明，桂兰身上的几个部位都有淤血，不少都是陈旧型的，这也印证了村民的反映。
我问，桂兰的老公初到现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吕中说，满脸煞白、语无伦次、两眼飘忽。怎么看，都像是那个偷斧子的人。
可是这些表象就能确认他是凶手吗？何老师您别考我，毕竟刑警这行，我也干了好几年啦。
提到刑警这个行当，其实就是个寻找真相的过程。有时确实很复杂，也有时出奇的简单。这就让我想起了多年以前，我审过的一个案子。现场倒下的是母女俩，男主人在外地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女儿如花似玉。那么刑警们就问了，女孩有男朋友吗？有。男朋友在哪儿工作？工作在一家副食店。案发那天他上班了没有？中午请假出去了，到了晚上也没回来。你儿子怎么没上班呢？明明是上班去了，只是到现在也没回来吃晚饭。那么，案发的时间是下午，男朋友下午又不知去向，及至刑警找到了这小子，这哥们儿当场就尿了。
您看，一个案子死两口，应该算是大案了吧，但是答案却不一定有多么复杂。而吕中他们侦查的桂兰的这个案子，比我当年审理的那个就要复杂得多了。只是这个案子的复杂，并没出现在桂兰的老公身上。用刑警吕中的话说，最终能为桂兰老公做出解脱的，还是案发现场所能提供的证据。
法医鉴定的结果是，死亡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具体说，就是从法医勘查现场结论的时间，再回溯三个小时，就是发案的时间。也就是说，法医结论如果是下午三点做出的，案发应该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三点之间。再除去老人的报案时间，剩下的就是当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如果老人的记忆没有偏差，发案就应该在中午。或者可以说，案犯前脚走了，老人随后来了。可是，桂兰老公的厂子里，至少有五个以上的人能证明，那个时间段里，桂兰老公始终也没离开过工厂。
而且，还有人证明那天中午她老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说的什么，跟谁聊天了，聊天又聊的什么。每一项都很具体。用吕中的话说，毕竟是刚刚发生的事，大家的记忆仍很新鲜，而且那家工厂的出入必须刷卡，进出也有录像，磁卡和录像也没他。所以，吕中他们也只能另外想辙了。
那么，吕中究竟又想了什么辙呢？可以肯定地对您讲，如此精明透亮的年轻刑警吕中，能没办法吗？既然是查否了桂兰的老公，吕中他们也只能另外想辙。也许读者您会问，那个报案的老爷子就不该列入怀疑对象了吗？先做案再报案，贼喊捉贼的段子，你老何不是也讲过吗？如果您这么问，我还是真没话可说。但案子和案子不一样，办案刑警们的机灵劲儿也不一样。比如桂兰这个案子，吕中到了现场眼神一扫就把老爷子给否了。那么，吕中究竟看见了嘛呢？老爷子那天见了吕中还是满嘴酒气，红头涨脸的但是思路很清楚。电话报案之前，他还从衣兜里摸出了一个红袖章给自己先戴上了，又拿手机喊来了几个也是老爷子的业余巡逻队员。在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们赶来保护现场之前，几位老人已经组成了一道防线。后来，吕中他们忙乎着在现场勘查，可哥儿几个的耳朵却都没闲着。原来，几位老爷子就在当天中午提前搞了个小型的年度联欢。参加者都是村里义务巡逻队的队员们。队员们喝酒喝得还不够尽兴，现场约定了晚上再到报案的这位老爷子家里接着唱二本。老爷子这才离席来桂兰这买酒。很快，另外的几位老爷子就接到了报案老爷子的电话，提前来到小卖部门外，保护了现场。让您说，这还有必要再查老爷子吗？但话又得说回来，刑警破案的现场很重要。现场证据在很多时候就是侦查方向的出发点。那么，死者桂兰身上的刀伤里，有两处几乎就是贯通伤。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人扎透了。现场的空间如此狭窄，进屋三个人就客满。人挨人的也就是半尺距离，七十好几的报案老爷子，能在现场扎出这样的伤口来吗？所以，吕中他们的侦查虽然很细，但还没细到钻牛角尖的程度，这就使得他们的工作进程显示出张弛有度的特点，也为他们的侦破过程增添了些许的音乐感。音乐感是怎么体现的呢？比如在老爷子身上，就被吕中给画上了一个圆润并稳妥的休止符。由这个休止符开始，高潮也就快出来啦。
桂兰被杀，证据确凿。解释这个证据很简单，因为自杀和他杀本来就不一样。现场法医拿出的结论不容怀疑，尤其是咱天津警方的法医，在全国警方都是响当当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天津公安刑侦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特聘科技专家，对咱天津的现场勘查尤其是法医的能耐就很了解，有的法医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么说吧，震惊全国的凶杀大案，如果需要其他省市的法医支援的话，公安部会首选咱天津。如果本市其他区县的现场需要支援的话，网络传几张照片过来或者干脆就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了。比如一起上吊案件，这边的专家问，（死者）脖子上的索沟长度是多少？回答了长度这边又问，颜色呢？回答了颜色再问，绳子的粗细和强度？就这么几问几答的工夫，这边就说：“自杀。”后来经过复核，还就是自杀，从没出过闪失。
所以，桂兰的死因很好定。但难就难在究竟杀死桂兰的凶手是谁。刑警们大范围地寻访，没能找到目击者。既然现场有过打斗的痕迹，那动静也可能就不小。小卖部的墙皮很薄，隔墙有耳的有谁听见啦？周围也没人听见。这些对吕中他们来说，属于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随后就是排查可能的嫌疑人，谁跟桂兰有矛盾？谁跟她发生过纠纷？谁欠了她的钱或者她欠了谁的钱等等。反正是简单地说吧，这些疑点很快就被排除了。
要不我总说，刑警和刑警比较起来，虽然干的是一个行当。但每个刑警的个人风格又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人五马长枪地风风火火，也有人丝丝入扣地稳稳当当。而吕中所以被我喜欢，就是这小伙子兼具了如上两个类型。后边的侦查过程里，您就能看明白。
刑警们撒开了大网都下去了。吕中这小子却去了电话局。为嘛他要去电话局呢？后来他对我说，桂兰是个来自广西的媳妇，而且还是个二婚。前边照顾病老公好些年，也就很难和别人交往复杂。后来又嫁了个家庭暴力，还敢逮谁搭个谁吗？家里一摊子，地里一摊子，小卖部又是一摊子。您说，这一个女人要是想同时兼顾这三个摊子，她还能有闲心吗？即便有闲心，又能用什么时间满足她的闲心呢？所以我认为，桂兰的死，跟村里无关，跟工厂无关，跟她这个家庭暴力的现任老公也无关。
我问吕中，除去这几个侦查方向之外，要找的范围会不会更大了呢？保不齐你们还要去一趟她广西的原籍？我问。
吕中说，其实哪儿都不用去。我就觉得她窗前摆着的那个公用电话，肯定就是个线索。比如，谁打电话了？电话打给谁了？或者电话打给桂兰了，也许桂兰把电话打出去了？我们找准了其中的嫌疑，这案子就该有个抓挠了。
吕中后来跟我说，何老师，我是不相信迷信的。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跟那个小卖部窗子前边的公用电话过不去了呢？怎么看都觉得它不顺眼，怎么想都觉得它跟案子有关系。当然我们以往的案子里，也有根据电话记录而发现疑点的，甚至根据电话记录直接就摸到了嫌疑人。但这回我可没想到，这电话记录后边，简直就是一环套着一环，一环又套着一环，可把我们给折腾苦啦！我说，你说的不是迷信而是直觉。我始终认为，没有经过科学证实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迷信。因为科学也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如你说的这个直觉。
长话短说。吕中调取了桂兰小卖部的电话记录，他就发现，从当天上午直到中午，打进打出的记录还真不少。其中比较个别的有几条。
第一，主机打给威海一个银行的座机，通话时间竟然长达四十分钟。从通话时间的长度上，明显高于其他通话。
第二，主机在十分钟之内，连续三次打给一个手机号码。每次通话时间都在两分钟之内。
第三，发案前最后打出的一个本地座机，对方是一所学校。
此外，主机在整个上午打出的几十个电话里，对方的电话有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甘肃等十几个省市。
段子说到这儿，读者您也可以掺和。被吕中首先列为疑点的这三个电话里，您最怀疑哪个呢？或者您都不怀疑？下边的段子进行的速度就快了。第一个，也就是打给银行的那个，很快就被威海警方证实了，银行座机是个专门提供业务咨询的电话。被叫的是业务值班员，女性，主叫是威海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也是女性。第二个，连续三次打给本地手机的主叫一方情况不明，但被叫的是一名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碰巧也是个威海人。当然这二者是不是也有联系，吕中他们当时还没法知道。第三个打给学校的那个，是一位教务主任，而且主任提供了主叫一方是一位学生的家长。打电话是为了联系能不能在寒假里给孩子安排一次补考数学的机会。
综上所述，这三个电话比较起来，最大的疑点就成了连续三次打给洗浴中心的那个人了。既然有了被叫一方，再设法找到这位主叫的人，也许就不会太困难了吧？往往事情就是这样，看上去线索清楚了，目标也若隐若现了，实际上，却极有可能就此而走进了死角。
吕中说，这些年的洗浴业虽然很发达，但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却是一个高危的群体。为嘛这么说呢？因为有过不少从事按摩的女服务员，其实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按摩师、服务员，实际干的却是色情勾当。虽然社会治安的问题不属于刑警管，但治安问题所带来的刑事案件却历来不少。
所以，吕中他们也只能把主要目标，集中在这位所谓的服务员身上了。至于最终是不是她，还是跟她有关的人作案，因为案件的侦破还在初级阶段，即便是吕中这样精明的侦查员，也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那个被连续呼叫了三次的手机机主，也就是那个女服务员却说，手机确实是我的，连续接了三个电话也没错，打来电话的是男的更没错，但那几个电话可不是打给我的呀！那么，电话究竟是打给谁的呢？手机的机主叫赵静，二十六岁，但是看上去足有三十几岁了。吕中说，看她脸上的黑斑就知道她是谁了。我问，刑警还研究黑斑？黑斑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低档化妆品。常年使用低档化妆品的女孩，常会出现这样的黑斑。其次是低档化妆品之外，加上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肯定是长期的晨昏颠倒。您看，一个消费习惯再加一个睡眠不足，一定会换来这样一张脸。这张脸也告诉我们，赵静从事的职业，也许就不光彩了。
所以你就判断了她的职业。
何老师您当警察那年头，恐怕没见过这样的脸吧？那时我用蛤蜊油，而且只在冬天用。
所以您才想不到如今的化妆品，也能跟咱破案有关系了。
后来查明，赵静表面是按摩师，其实就是个小姐。小姐赵静说，我和同事于敏共用一部手机。她家有事找她，都打我的电话。于敏自己没手机，她是山东威海的，昨天下午请假回老家了，说是家里有急事。
吕中后来对我说，您说咱还有嘛说的呢？我们开车就奔了威海。四个小时到了威海，又几经周折找到了于敏，那时候天可就全黑了。何老师！您猜这个于敏怎么说的？她说电话是打给赵静的。
您还真猜对了。于敏就是这么说的。
其实刑警破案就是这样，真说不准你面对的这些调查对象里，究竟谁讲了假话。不过听了假话也有个好处，因为假话禁不住调查，一旦查清是谁，那个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
于敏说，那几天我根本就没用过她的电话。再说我也不是下午回的家，明明是一大早就上了长途车！你们可以看车票。
证实于敏的还有一个人，是她的一位远房表叔。表叔是天津军用机场的志愿兵。爷俩约好了一起回家过年，表叔给于敏作证，而且车票也是连着号码的两张。
读者您看到这，就不难知道谁说谎了吧？吕中说，敢对咱刑警讲假话，肯定就跟案子有关系。没说的，打道回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