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谋杀案和不见血的谋杀事件
这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午后，大片墨色蘑菇状的云朵迅速遮天蔽日，蓦然，疾风骤雨犹如万箭齐发……
1999年6月7日，受3号台风登陆的影响，广州地区突降狂风暴雨。此时市郊的番禺市（现改为番禺区）风雨交加。全国最大住宅小区之一，位于番禺钟村镇的祈福新村，此时更是雨雾笼罩。排列成一行行的西班牙式别墅若隐若现。突然，从其中一座装修考究的三层别墅里接连传来了几声枪响，这惊悚的枪声很快就被风雨中各种异响所湮没……
一宗震惊省内外、震惊港澳地区、震惊国内外的特大惨案发生了！
6月7日下午，祈福新村一民居中，2男5女被暴徒开枪射杀，当场丧命！这是广州地区建国以来被杀人数最多的特大凶杀案！
回顾我在南方的几年记者生涯，就不可能不提及这个祈福新村；而这一宗广州市区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凶杀案，不仅使七名死者命赴黄泉，而且，作为众多参加采访此案的广州地区记者之一的我，也因此而惨遭某些掌权者的“谋杀”，从而使得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生涯也被无情扼杀，成了众多采访此案的记者中惟一被追究“责任并受到严肃处理”之人。令我痛心不已的是，关健时刻，策划全盘采访事宜的有关领导情知不妙，竟也眼明手快将我推上替罪之席。所以此后，常有知情的朋友为我打抱不平，愤慨地称我是此案中的第八个被“谋杀者”。
即使此时，我执笔的手在颤抖，我的心灵在悲歌，然而，我仍要将事实的真相从头说起，感觉上，竟如又一次的掘墓鞭尸——只不过我所要鞭打的，是一位正直记者被个别强权历久弥新的凌辱，被某些当事领导怯懦之下的出卖，以及堆砌了种种藉口背后的猥琐与偏狭用心。我至今记忆犹新，案发当天，我即接到两位居住在当地的香港读者的报料。就在我准备出发时，同事张蜀梅也打来电话告诉我此事，并说她已就此事向任天阳等人请示过，但有关领导迟疑着尚未拿定主意。同时她还张说，现在羊城多家新闻媒体早已闻风而动。尽管时间极为紧迫，我仍迅速向任天阳做了汇报，任也是迟疑了半天，最后让我最好还是赶往现场看看再说。见领导批准，我不顾倾盆大雨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案发现场。
在祈福新村门口，我看到案发现场早已被封锁，我和其他先到一步的记者们一样，被警方设置的警戒线远远隔离在案发现场之外。经过多方打探，我了解到案情大概情况：7日下午4时许，业主伍某的司机王某驾车回到位于祈福新村第7街B区靠路口一栋3层别墅，发觉屋里静悄悄。他推开门，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楼客厅满是血迹，屋主伍某等6人横七竖八倒毙在沙发、地板上，死状恐怖。王某惊叫一声，慌忙打电话报警。不久，警车呼啸而至，大批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赶到案发现场，将现场周围的道路封锁。同时，警方还在番禹各主要交通要道设卡，检查过往车辆。广州市公安局接到情况报告后，紧急从刑警支队调派刑警、技术员到现场协助侦察。
技术员在勘察时发现，一楼客厅的沙发上倒卧着2具尸体，地板上躺着4具尸体，在二楼的一个洗手间内，他们又发现了一具男尸。经法医检验，7名死者均是被人近距离开枪击中头部死亡，7具尸体身上共有近20个弹孔。技术员在现场捡获5个小口径子弹壳，估计为同1支手枪发射。在一楼客厅的麻将台上，摆放着手机和一叠叠现金。公安机关确认，凶手使用小口径手枪作案。民警在向现场周围的住户了解情况时，住户称下午下大雨，没有听见枪声。
经查，死者为：屋主伍某，伍母亲、姐姐，其女友李某及其母亲，伍某的司机之妻张某，在二楼洗手间内的尸体为伍某生前好友龚某。伍某的司机王某反映，6日晚，伍某等人在别墅打麻将，案发当天上午，他们到广州饮茶，然后返回祈福新村。下午1时许，王某驾车离开别墅到市里洗头，之后接了儿子回别墅，结果在4时许发现这宗惨案。
7个人被人当场杀死，这可是广州地区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凶杀案！此案不仅令当地的警方忙碌异常，也令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极为关注！对于这样一宗影响巨大的惨案，作为地方新闻媒体，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因此，此案立即成为当地及港澳所有新闻媒体极为关注的焦点。
这宗惨案马上惊动了高层。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和广州市委常委、原广州市公安局长郑国强，以及省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在案发后赶到现场指导侦破工作。公安部得知案情后，当即派刑侦局有关人员到广州协助破案。省公安厅刑侦局也派人到现场参与侦破工作。
祈福新村的楼价虽然在本地价格不菲，但较香港低，因此购买者多为香港人。该村的保安一向严密，进入村内必须出示房住证，来访者要登记后由保安带领才能入村。而且村内设有不少保安亭，闲杂人无法进入。凶手是如何进入村内作案？为何将别墅内的7人全部杀死？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些谜团当时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
通过努力探听，我们获悉，死者伍某为香港人，其中一人亦为外籍华裔，所以此次吸引了大批香港媒体记者蜂拥前来。伍某的公开身份为生意人，据说其生前靠经营汽车贸易起家，后从事多种经营性买卖，家财颇丰，近年来常进出澳门赌场。关于其死因众说纷纭，一时有“杀人劫财”、情杀、仇杀等等揣测，无所不包。此案，就像1998年12月30日发生广州天河天成大厦的广东电视台著名女节目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一样，立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在羊城引起的轰动效应不同寻常。除了港澳及不断从外地赶来的记者，仅是广州当地的媒体记者，那几日相互探听消息之中，提及频率最高的一词也是“祈福新村”。
由于警方及当地政府部门对此案严密封锁，记者们多日全力以赴的连续追踪仍收效不大。但各家媒体记者对此事件的热情一路高涨。
第二天，我的稿子并没有发出，因为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在案子未破之前，不允许地方媒体报道。但对于此宗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特大新闻，自然还是有媒体敢“顶风作案”，第三天，先是《新快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当日的头版第一个向羊城广大读者公开了这一重磅新闻。接着，下午的《羊城晚报》也发出了同样的报道；第三天，《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主题《祈福别墅7人被枪杀》，副题为《此为广州迄今死亡人数最多的凶杀案警方全力侦察》全面披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案件。
眼见广州地区的几家媒体均对此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向以抢独家新闻著称的《南方都市报》自然也坐不住了，报社编委会一连几次为此事商量对策。最后，为了弥补这一重大遗憾，报社领导决定派摄影记者魏东和女记者王均带着司机轩慧驾驶采访车前往案发现场采访，企图能抓到有关猛料，但无功而返。
案发的第四天，我又一次赶往现场，希望能抓到一些有关新闻。此时案发现场已是冷冷清清，虽然附近的人们仍然布满惊疑不定的神情，但居住在祈福新村的人们早已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时我听说，有关受害者的遗体此时早已转移到番禺殡仪馆。我又随着广州地区媒体的几名记者赶往前去。这儿虽然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守卫，但还是有威风凛凛的保安和三三两两的身着便衣的男子守卫在四周。后来，我设法打听到，原来这一天，警方正在此对有关受害者的遗体进行尸检。我赶紧把有关情况告诉了任天阳，任马上在电话里头再三叮嘱我说：“一定要想法摸清有关情况，最好能偷拍到有关照片……”我不是摄影记者，也没有掌握深奥的摄影技术，平时出来采访一般是随身携带一个轻便的小相机。这种无法调焦的“傻瓜”小照相机不便于远距离拍摄，也无法拍到什么。最后我只好双手空空返回报社。我们汇报了采访过程，任天阳显得一筹莫展：“太遗憾了，这样的文字如果配上一幅照片就更好了，更能给予观众震撼力……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
我不断打电话给参与此次采访的广州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希望他们能帮助提供有关照片，但他们除了拍到祈福新村外面的有关镜头外，都由于事发突然且准备不够充分，采访中又重重受阻，没有拍到内部重要照片。
过了不久，任天阳来到我办公室，当时我的办公室被调到了1613房，而此时已从采访部主任升至报社副主编的任天阳当着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曾华锋和张蜀梅的面，说道：“这次关于祈福新村的案子，其他报纸都及时作了报道，唯独我们的不见动静，这早就令我们很被动了。现在一定要想法抓到独家的东西，这样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接着他又当着这两位同事的面叮嘱我说：“……我和香港那边几家报社的朋友说好了，咱们就从他们那里拿一张照片对付对付，保证误不了发稿，你快把稿子写出来……”
任天阳与港澳几家新闻媒体关系不错是报社人所共知的，然而，从香港报纸拿照片来“对付对付”我仍觉得不妥，但是，谁叫我们的装备简陋没有顺利拍到照片呢？香港记者外出采访时一流的装备常常叫我们这些当地使惯了鸟枪的记者大为羡慕，他们“炮筒”所到之处，只有想不到，没有拍不到的，而我当时手中拿的仅是一部价值1000多元的“傻瓜”相机，只能拍到三五米之内的镜头。
在任天阳帮助下，我从一位仍在广州值勤的香港某报同仁手中拿到了几张有关当天警方验尸的照片，后经任天阳挑选，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张。
由于无“米”下锅，后来，一位副主编及刚担任采访部主任的杨斌前来找我商量有关写稿之事。在报社各层领导的频频催促下，后来此稿由我执笔写了一篇300余字的消息。
6月12日，《南方都市报》在第三版刊发了此篇由我和同事魏东、王均共同撰写、署名本刊记者、已不算“新”闻的新闻，同时配上了任天阳从香港记者处一手淘来的一张照片。图上是两名着警服的干警和3名身着便服的侦察人员正在验尸的情形，报道内容如下：
本报讯：本月7日下午，番禺市发生了一宗广州地区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凶杀案：位于番禺市钟村镇内的祈福新村一幢三层别墅内，2男5女被暴徒开枪杀死。这宗广州地区史无前例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省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已派专人前往广州协助破案，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番禺市公安机关出动了大批警力赶赴现场调查取证。
经查，受害者有屋主伍某、伍的母亲和姐姐、伍的女友李某及其母亲、伍某司机的妻子张某，二楼洗手间的男尸为伍的朋友龚某。户主伍某系香港人，以前曾作过多种生意，近年常进出澳门赌场。据警方向周围住户了解，几位住户称，由于当时大风大雨，没有听见枪声。惨案发生后，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以及省市有关领导均赶到现场指导破案。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侦察之中。
经本报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祈福村7名受害者尸体均得保存于番禺殡仪馆内。至昨天下午止，已先后有几名死者家属前往认尸。9日上午8时30分许，本报记者在番禺殡仪馆附近看到，省厅专案组及法医前往存尸房调查，有关技术人员对其中两具男尸进行验尸，并对致命中枪部位一一拍照存档。
昨天下午，本报记者赶到发生命案的祈福新村，颇感意外的是，这里平静如常，据有关负责人称，案发第二天这里一切便恢复正常，并没有特别为此增设保安。而最令外界猜疑的售楼情况，她表示也与平时光景一样。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帮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缓解情绪、化解矛盾，增强扶正祛邪的信心和勇气，引导受众提高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然而羊城记者们对于此宗命案契而不舍的追踪采访激起了有关部门的强烈反感与抵触。
因为发表了一幅有关“祈福新村命案”现场的照片，广州市某部门对此极为不满，该单位的有关人员，不停地给报社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领导只好对此进行“调查”。随后，刚刚由采访部主任荣升为副主编的任天阳和报社的另一位领导多次特意把我找去询问有关此案的采访过程，还多次问及关于祈福新村凶杀案中那张照片是如何拍到的，当时还有谁能证明，云云。
据悉，由于此案在没有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下，广州几家媒体均予以公开，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强烈不满，当即要求各报社对有关记者和责任人进行处分。几家刊发此案消息的报社认为，他们只是真实客观地报道了有关情况，忠实履行责任深入现场采访报道的记者们并无任何违法乱纪或是渎职行为，自然也不应予以处分，所以其他报社均以各种理由，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记者。但是，至今我不明白，尽管此稿是在报社多位领导的再三指示下并经采访的，尽管此次采访还有另几位同事参加，并共同写稿，但由于我是主要作者，特别是，那张“独家”照片里“出自”我手，我就这样成为了最大的受“审”者，像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为何我成为惟一的例外？！愤怒之中，我写了一份辞职书贴在那位要求我写检查报告的副主编办公室大门口上。无可奈何的我只能这样选择辞职。
6月30日，《南方都市报》编委会经过一天的开会研究，最终把此事的所有责任全部推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报社有关领导经过一天的紧急磋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竟然称我在“……祈福新村命案报道中，采访不深入，报道不实，导致严重不良后果……”我至今不明白，这篇报道哪有“不实”之处？这严重不良后果到底是指什么？这张早已发黄陈旧、纸页变脆，盖有《南方都市报》红印的“处罚书”至今仍被我珍藏。我的许多同事在获知我的事后，一个个都被弄得目瞪口呆。几位知晓事情内幕的同事一个个均为我而感到愤愤不平：“有关祈福新村案子的照片，其实国内的其他报纸早就发表过，而且有好多，他们为什么不敢去找人家的麻烦？这样的照片也算国家机密么？他们不过是以此为借口而已……”另一位女同事也义愤填膺地说：“谁都知道，这种案子都是在报社领导的指示下，我们记者才能去采访，否则怎能轻易发表出来？怎么现在一出了问题都往记者身上推呢？这太不公平了，即使我们记者的稿子出了问题，最大的责任人首先就是有关值班领导，其次是部门领导，然后是有关责任编辑，最后才能是记者的……现在他们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记者一人的身上了？”“以后还有哪位记者敢写稿子呀……出了事，谁能保护记者的合法利益呀？”
而更令我心寒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对此事的冷漠和推脱。那一两天，哪些领导见了我一个个都唯恐躲避不及；只要有人见到我，除了不好意思地向我露出尴尬的笑，就是像躲避瘟神一样溜之大吉。主编关健见了我赶紧就躲开；多次与任天阳一起指挥我采访的李民英见到我尽管满脸讪笑，但却避而不谈；副主编程益中见了我有是推说有事，就是干脆不理。不过令我唯一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当时最清楚这次事情内幕的的采访部主任杨斌满怀歉意地对我说：“石野，这其实不是报社领导的事，是上面有关部门对报社的压力太大了……”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他几次要请我吃饭，为我送行。我谢绝了。这在当时的紧张和冷漠环境中，与某些领导的冷漠相比，他当时能这样对待我已实属不易了，我怎能不理解呢？我心存感激呀。我还记得，当我因此事质问曾多次指挥我前往采说访的副主编任天阳时，他仰着肥胖的脸庞竟说：“此事与我无关，主要是因为广州公安部门的人说你拍的那张照片是假的，根本与案情无关，如果你能拿到相关证据证明那张照片的确是与本案有关，你才能平安无事……”此君还特意将“你拍的照片”几个字咬得很重，似乎根本与他无关。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轻轻地反问道：“那张照片不是你联系好后让我去拿的吗？怎么，你现在这么快就忘记了？当时不是还有曾华锋和张蜀梅在现场呢？”他面红耳哧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我。我默然了。我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此时我又能说什么呢？没想到，在我临走时，这位堂堂的副主编大人又对我说了一句：“……你以前写在不少负面报道，部门的人早就对你不满了，如果你有办法能抓到他们违法乱纪的有关事实，我们一样能整他们……”
我无声地笑了笑。我瞥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过头就走了。
仰望天空，我不由悲哀长叹：在我几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我没有倒在敌人的黑枪口下，没有倒在黑帮的屠刀和棍棒下，最后竟然被自己人用冠冕堂皇的手段，将我无情地“谋杀”了……这也正像我们这些平时经常写批评批报道的记者担忧得最多的一样：我们这些记者不怕什么黑社会，不怕黑暗中的刀枪，怕就怕白道的打击报复，特别是黑白道的联手的报复……
更令我心寒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也就是因为此张广州公安部门认为“严重失实”的照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后，据说又被香港苹果日报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广州市国安部门竟然对我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调查了我长达三年之久！
不仅仅如此，三年多以后，当浪迹京城的我重返羊城与一因被我在国内多家媒体揭露其恶的新闻败类邓世祥对薄公堂时，我居然又因此事被广州国安部门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而非法拘传长达十一天！在对我的所有“犯罪”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他们在对我进行几天向夜的威协和恐吓，并教训了我一顿之后，要求我严格按照对方的要求，写了一封绪如“不得向新闻媒体，尤其是港澳媒体透露此事……”最后才让我重获自由。
对于像祈福新村这样的案子，地方新闻媒体难道真的不能报道么？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为了自家的所谓利益和形象，他们常利用党和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干涉新闻单位的正常工作，而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我们的一些新闻单位的领导，为了明哲保身，为了一己私利，好多时候也会无视道德良知，不顾党纪国法，在一些权贵面前唯唯是从，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相。如果新闻单位也能像人民法院一样，不受地方官员的干预，能独立行使自己的舆论权力的话，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些假案冤案了。
我的遭遇之后，以至此后一帮战友的相继离去大都指向一个方向：实施舆论监督首先受到冲击乃至伤害的是记者个人。其实这是一个极端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报社领导所谓顾全大局的和稀泥心态下，我作为一名记者的权益直接受到切实侵害，甚至这种侵害被冠以“采访不深入，报道不实”的堂皇名义，对于一名为他所热爱的新闻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一线政法记者而言，不啻为莫大的耻辱！
我记得，早在1998年间，北京石景山区曾发生过一宗震惊京都的特大凶杀案，同一出租屋内的8名打工妹在一夜间全被杀死，当时，北京地区及中央所有的新闻媒体及时向全国报道了此事，引起了国人关注，后来案子很快告破，凶手也受到应得的下场；2002年11月，香港富商林汉烈在一荼楼里被凶手当众杀死，全国所有大小媒体均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案……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按照广州有关部门对祈福一案的有关做法，是不是这些最先报道一事件的有关记者都是泄露国家机秘呢？是不是也应受到“处罚”呢？我不得而知……
就在我离开广州前我听友人提起，在我离职后不久，香港一家报纸的记者获知我的遭遇后，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为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的文章，虽然对于我悲凉若此的心境于事无补，然而我仍要对这位善意拳拳的新闻界同行报以感激的一笑。
1999年7月1日，我离开了《南方都市报》，那里的一桌一椅，茶杯灯盏，都见证了我对新闻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与自我完善，更见证了我每一个胜不骄败不馁汗水涔涔踏踏实实的脚步……大步迈出《南方日报》报业大楼的一刻，我第一次体会到，何以“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千古义士哀中之哀！不由怆然……在南方做记者期间，尤其是在《南方都市报》作记者的三年时间内，我始终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良知和正义行使自己的论监督权，为老百姓摇旗呐喊，为弱者执言仗义，我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稿件在社会各界激起过极为强烈的反响为众多弱者主持了正义，维护了法制的尊严，宣扬了正气。我在这里发表了大大小小的文章近50万字。直到现在，我可以毫不脸红的说：我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拥有读者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记者之一。但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我的众多报道中，从来没有获过任何新闻奖——如果要说获奖的话，我记得只有唯一的一次，自然不是国家级的，在人事错综复杂的报社中，没有一个领导能青睐我的作品，我连报选的资格都没有——而只要你的作品有报选的机会，绝大多数均有获奖的机会，这早已从历届的一批又一批获奖作品中得到过印证的；也不是省级的，因为同样如此，我的作品在评功论赏时，还是没有受到主管领导的看好；这样想起来，我记得我的几百篇作品中，只获过《南方都市报》的“报”奖，那还是报社所主办的年终好稿评奖中，好不容易才获过一次奖，而且还只是一个三等奖。我记得那篇获奖的篇目就是《深夜查房吓死打工妹》。其实，对于各个级别的任何一次评奖，领导不通过，你的稿子写得再好，也无资格参加。一些同行和读者曾因此为我愤愤不平：“像你这样这位成绩优异，社会影响巨大的优秀记者为何获不了奖呢？这太不公平了！”我总是一笑了之。是呀，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公平的事太多了，这要看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对于名利，我一直看得非常的淡薄，虽然对于这些奖励我也很在乎，但我不会为了某种奖项而屈辱地去溜须拍马，去一味地讨好一些手中掌握着这些权限的领导，如果真的要那样做的话，我宁可不要这些所谓的的荣誉，因为她已被杂质所沾污。一个以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正气去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只要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拥护和好评，尤其是，他所做的一切能使那些受人压迫、侮辱、残害，能使那些有苦无处诉说，有冤无处申诉弱势群体，能走出困境和水深火热之中，我想这才是最大的奖励和荣耀。
在《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供我成长和战斗了3年的地方，在这个我曾多次为之以生命换取新闻的地方，在这个我多次为之经历九死一生的地方，在这个同时也给留下了绪多创伤和永远的疼的地方，我的感慨太多太多。在这儿，我们这些没有正式编制的记者编辑，每月只有800元的工资，没有劳保福利，没有医保，没有房租补贴，更不要说什么分房了；平时的节日，按规定分发的过节费，我们这些招聘人员都只能拿正式员工的一半，每当看到南方日报那些员工们，尤其是那些拥有正式编制的清洁工、接待员等，不但平时的工资历奖金比我们这些每天四处采访的人员多，而且他们的任何一个节日的奖金要比我们多出一倍时，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子瓶，什么滋味都有。就是连我们每天进出报社大门时的胸牌都不一样，连在报社阅览室借读图书的权利都没有。一些工作时间没有我们长，成绩也不如我们的同仁一个接一个调入了报社，成为了正式的员工，而像我，曾华锋和罗斯文等这些曾为报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前线记者不但得不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且还受绪多的责难和打击。在我走后不久，罗斯文也因愤而辞职；一年后，正在复习考研的曾华锋也被那位河南籍副主编剥夺了“兵权”，还扣除了他的一万元的年终奖，使其那年的考研遭受很大打击，不过曾华锋在第二年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并在他的那本由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题写书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0月推出的新书《我的记者生涯——暗访黑帮》中以深沉的笔调记录了如我同样的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记得，那次我在广州王圣堂历险后，就有好多人这样问我：“你们这样的记者真是太危险了，报社一定早为你们买过人身保险了吧？”我笑而不答。我无话可答。有谁会想到给我们买人身保险呢？我们虽然是一名新闻记者，但我们只是南方报业的一名招聘人员呀？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差错，就会受批评作检讨，就有可能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因为我们还不是南方报业集团的正式员工。如果我们是南方日报的正式员工的话，很可能，有关王圣堂历险的报道不会不明不白的胎死腹中了。在此事不久，《南方日报》摄影部的梁有祥师傅也像我和邓世祥一样前往广州火车站偷拍了一组有关吸毒者的镜头，当即被报社领导当成了英雄，不但《南方日报》不惜用大幅版面来报道此事，其下面的两份子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均一起上阵助威，轰动羊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有关领导对报道大力批示，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一下子就解除了这个长期盘据在广州火车站的大毒瘤。而这位默默无闻的梁师傅一下声名大震，不但受到各式各样的奖励，而且很快由报社出资出版了一本有关此事的书。这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无论是对梁师傅本人还是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好事。梁师傅的义举令我们更加敬佩，因为作为同行，我们已经有更多的历险和体会。只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是在报社有关领导的组织和指派下采访，同样是广州火车站一带的“黄、赌、毒”问题，我们和梁师傅同样是以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正义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这些布满雷区的危险地带卧底暗访，为什么他能得到有关领导和地方部门的赞许，而我们在王圣堂的暗访以及祈福新村凶杀案的采访却是揭露“广州的丑陋，败坏广州良好的形像”而无端受到责难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是南方报业的正式员工么？！这不能不说与报社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是南方报业的员工，同样是活生生的生命，同样是记者，我们相同的采访结果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当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不顾威胁恐吓，不顾生命危险，为弱者执言仗义，为社会激浊扬清，为民众的利益大声呐喊之时，又有谁来保护我们的这些记者的合法权益呢？
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多次历险，不但令我的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吓跑了我的爱情。进入《南方都市报》后，我在一次联欢会上结识了广州某医院的女医生林，当时，美丽大方的她刚从北方一所著名学校分配至羊城。我们很快坠入爱河，可只10个月时间，我们的爱情遭受到了考验，主要原因是，我经常写批评报道，她十分害怕我在采访时就遭遇到的各种危险，与1998年4月1日，我在王圣堂死里逃生后，整日为我的人生安全提心掉胆的林，终于满面愁容的向我提出分手，她哭着说：“我只想过一种平静安稳的家庭生活，实在无法容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惊悚采访，我太担心，我太害怕……”
后来，我与另一位远在杭州名为萍的女孩子由多年的笔友成为知己，刚进入谈情说爱阶段时，因为她的父母亲知道了我在广州历险的经历，非但没有增加对我的好感与信任，相反当即强迫其宝贝女儿与我一刀两断。记得1998年的中秋节，当远在昆明出差的我应她的诚邀，从春城赶往杭州城时，由于她母亲的坚决反对，生性柔弱的萍只好含泪与我分手，以致使我们的第一次成为了最后一次。有关此事，2002年4月的《家庭》杂志在一篇题为《暗访黑窝历险记》的文章中也曾描述过此事。就这样，在我的青春史册上又洒下了一串班驳的泪痕。
我至今记得，那位曾在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事件中大力声援我的泰国侨胞谢先生，得知我要离开南方北上求学后，很感慨，特意派他在广州工作的弟弟谢崇宣先生为我送行。在广州火东站，我那位忠实的读者黎世冬在他的弟弟黎世军的陪同下，也特意赶到车站为我送行。这时我才获知，由于那次在银河村被治安员打伤后，他已落下了终身的后遗症，已无法像以前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而只好做起了摩托车拉客的生意。在火车站，面对这几位前来为我送行的朋友，我百感交集，一时竟无语凝噎……
流浪京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