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虢季子白盘的最后归宿
刘铭传马厩识宝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5月11日，奉了慈禧太后的命令，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奉命追剿太平军。刘铭传率部一路追杀，把太平军打得个落花流水。这一天，刘铭传攻进了常州，将太平军将领、护王陈坤书活捉，部队驻扎时住进了陈坤书的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经常于夜晚潜伏在小街僻巷里偷袭，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深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刘铭传忙完公务在护王府大厅静心读书，忽然听到院中传来金属撞击的声音。刘铭传大惊，以为有刺客潜入，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却没发现任何踪影，再循着声音仔细听，原来那响动是从马厩里传出的，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时发出的叮当声。但马槽一向都是木料所制的，为何有此清脆的金属声音呢？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刘铭传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就伸手去摸，仔细分辩才知是一个金属的物件，只觉得异常清凉。刘铭传命令亲军退去安歇，一看没有什么事，自己也躺下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好奇地走到马厩中，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铜盘，通体呈椭方形，周身满饰窃曲纹和大波曲纹，具四边、圆角，共八兽首，每边两个饰兽首衔环，内底铸有铭文111字，字体优美工整。读过几年古书的刘铭传知道这种文字为三代文字，叫籀文。他暗想此物必是国宝，年代一定久远，忙叫人“三熏三沐”，洗涤干净，并设法叫士兵运回自己的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
舍身护宝
后来，刘铭传回乡休假期间，请来安徽霍山县一位名叫黄从默的老儒生，帮他考证该盘的来历。黄老先生辨认出该盘，并告知刘铭传，虢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为古代西虢国所在地，即陕西宝鸡的虢川司。时任陕西县县令的徐燮钧乃常州籍人士，好古，虢盘近水楼台，为徐氏所得。徐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常州，护王陈坤书在太平天国时期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刘铭传获此国宝，非常高兴，就盖了一座盘亭，并作《盘亭小记》记叙此事。
虢盘流到刘府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观赏，而刘铭传偏偏不轻易示人，惜盘如命，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刘铭传在1872—1884年归乡赋闲期间，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蜂拥而来，人人叹羡不已，消息很快传到京师翁同和耳中，翁氏愿意出重金购买，托人来说情。刘铭传听言，以生硬的态度回绝了说客。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左思右想，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断交。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台任首任台湾巡抚，虢盘未随往台湾，而安驻合肥老宅盘亭。
其后人在刘铭传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刘镇华在1933—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草菅人命，独霸专权，横征暴敛，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虽未果，还是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令刘氏后人饱受了皮肉之苦。
曾有一个美国人托人在抗战前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随后，法国人和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强抢豪夺、无恶不作。合肥沦陷后，面对外辱，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
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献宝于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政务院1949年冬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刘肃曾当即这样表示，遂于1950年1月19日在其家中一间人迹罕至、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挖开封土，将在地下历经14年的虢盘掘出，献给了国家。虢季子白盘自1864年初夏与刘铭传结缘，传四代人，历尽沧桑86载，终获新生。
就在虢盘拟送北京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盗窃破坏国宝事件。一名犯罪分子手持钢锯溜进刘家，准备锯下8只饕餮衔环，声音惊动了守护在附近的解放军战士，他当即被抓获，国宝得以免受破坏。事件发生后，人民政府指示，迅速将虢盘运送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
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在虢盘抵京后亲切接见了刘肃曾，文化部还为其颁发了奖状。郭沫若先生还于1950年3月设宴招待刘肃曾，并即席亲笔题诗一首“虢季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卓卓刘君名，传诵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
从此，国家就将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为古代三大青铜瑰宝的虢季子白盘珍藏保护起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安然收藏至今。
虢季子白盘——第一枚青铜器邮票
1954年第一枚青铜器邮票《虢季子白盘》邮票发行，1964年第一套专题青铜器邮票《殷代铜器》邮票发行，1987年第一枚青铜器小型张《曾侯乙编钟》发行。古代青铜器在新中国邮票上频频亮相。在邮票上，有迄今所知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226千克）的牛首夔龙纹鼎，有已发现古代青铜器中最大、最重（875千克）的后母戊方鼎，还有壮观的国宝级铜器曾侯乙编钟和形体最大、结构最复杂的秦始皇陵铜车马等，它被考古专家誉为“青铜之冠”。近50年来，新中国已发行青铜器邮票40多枚（不含古代钱币），这中间有专题套票6套28枚，其中小型张3枚。
11.潘氏家族护鼎记
双鼎出世
清道光初年，在岐山县京当乡礼村的西沟岸，挖出了一件大型的青铜鼎，根据铭文的内容，称之为大盂鼎。大盂鼎制于周康王二十三年，造型庄严雄浑、纹饰精美简朴，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形制最大的青铜器。器内腹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命令，讲述殷因纵酒而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在掌管军事、统治民众时要如其祖父一样尽忠尽职，其中记录了西周社会制度的祭祀、仪仗、车马、奴隶等许多内容。
大盂鼎出土后，立刻被当地的豪绅宋金鉴所得，后来被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夺走。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进京赶考，考中了翰林，有钱有势后心里念念不忘横刀夺爱之痛，便拿出3000两银子把大盂鼎重新赎买了回来。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落，他的后代宋允寿以700两白银出让给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物，就将此鼎奉送给了左宗棠。数年后，湖北总兵樊燮告发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朝廷信以为真，欲召左进京对质问罪。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上疏辩解，左宗棠才得以幸免。左宗棠知道潘祖荫喜欢收藏，尤爱青铜器，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便以心爱之物大盂鼎相赠。后来，大盂鼎一直由潘祖荫珍藏。
好收藏的潘祖荫门下还有一件宝贝就是大克鼎。大克鼎为周孝王时铸造，距今2800多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乡任村。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第二大器，仅次于大盂鼎。大克鼎口部微收，腹略鼓，方唇宽沿，大立耳，足呈蹄状。颈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环带纹，足饰王卢浮雕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8行、290字，字体畅达，笔画圆润。
大克鼎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在分为两面的铭文中，记述了克歌颂祖父帮助周王室的功绩，自己得祖父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还记载着克受到服饰、田地和奴隶赏赐的情况。铭文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是研究西周社会的重要史料。
大克鼎出土后的第一个主人是潘祖荫的门长、天津的柯劭，后来柯劭把它转让给潘祖荫，潘祖荫从此拥有举世双绝，爱不释手，特辟一室“攀古楼”专藏，并镌刻印章曰“宝藏第一”。此后，慕名前来的求访者纷至沓来，心存觊觎的也大有人在，但潘祖荫始终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并声称“我这宝鼎只传后代”。
潘氏家族为国护宝
潘祖荫病故后，他的弟弟潘祖年将两鼎用船从北京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清末，端方在苏州为官，听说潘家有传世之宝，曾千方百计地想得到两鼎，但一直未能得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杀，潘家人才松了口气。
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闻讯专程来苏州，要出价黄金600两或楼房一幢换两鼎，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两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一大员特地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为名，达到长期霸占两鼎的目的，被潘家识破而婉言拒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两鼎命运危如累卵，此时的潘家人气衰败：潘祖年病逝后，潘家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谁来担当两鼎的守护人？危急时刻，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和侄孙潘永厚、潘景郑等商定将两鼎深埋地下。一天深夜，他们在一间久无人住、积尘满布、不会引人注意的室中挖了一个深五六尺的长方形大坑，把这两件出土近百年的传家宝重新埋入地下。为确保两鼎不受损坏，他们还请了两个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盛放，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放较小的文物数十件，上面覆盖泥土，地面仍铺方砖，不露丝毫痕迹。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工作才完成。参与人中仅两个木匠和一个看门人是外人，均被叮嘱严守机密。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日军司令松井曾为宝鼎带兵多次去潘宅搜查，有一天竟搜7次之多，挖地三尺亦无所见，只得作罢。
抗战期间，潘家看门人曾掘盗若干小器，卖给古董贩子洪老七。两大鼎可能太重，难以搬动，且目标太大，故得以幸免。
潘家献宝
新中国成立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60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
上海市文管会接信后即呈报华东文化部，转请中央文化部给予褒奖，并由文管会派人前往苏州洽运。7月26日，由潘达于之女潘永华陪同去苏州，揭去伪装，掀起方砖，深藏几十年的两鼎安然无恙地重现天日，并运回上海。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两鼎陈列展出，各界人士终于得以一睹名闻遐迩的旷世珍宝。1959年国庆10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支援。自此，两鼎南北两馆各镇一方，互相辉映。
大盂鼎铭文的书法风格
商周时期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叫“金文”，又由于钟和鼎是青铜器的两大类，因此“金文”又称“钟鼎文”。金文的出现在商代晚期，起初是简单的几个字，后来逐渐增多。大盂鼎器腹内铸有铭文19行，计291个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前991年）九月的某天，康王对臣下盂的册命。大盂鼎铭文章法规范，字形严谨，笔画讲究。它与周初几件著名青铜器铭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书写时既分行又分列，统一中富于变化，又具有通篇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加之点画圆浑含蓄，体势雍容，骨力内含，使整篇作品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水平。
12.张伯驹为国留奇珍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自幼天性聪慧，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但他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一方驰骋的天地。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聚会，歌吟畅咏，填词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最终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著名鉴赏收藏家。
北京从金代定都到清末溥仪退位，历时近800年，皇宫内苑荟萃历代奇宝异珍。溥仪被赶出北京城时，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宫中嫔妃及权臣也趁机偷走很多古玩字画。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文物和古玩字画陆续出现在市面的古玩书画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