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京师大学堂在清政府高压之下，课程也多陈腐无聊之论，经常引起学生不满。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授“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此课考试时，有一学生孙炳文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被学校挂牌开除。孙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据沈尹默回忆，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堂上，然后退出，下课照旧如仪。而且其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
陈汉章于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他教中国历史，自编讲义，搜罗资料，从先秦诸子讲起，考证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化、电之学，在我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早有记载。
那时，欧洲列强尚处于茹毛饮血时期。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茅盾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的对联形容此事。陈闻听后解释道：“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两千年前我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我为何要这样编呢？鸦片战争后，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国之风极盛。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有失国格人格，实在可耻可恨。我要打破这种媚外崇洋风气，所以编了这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中国哲学史”一课由哲学系陈介石讲授。
他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陈就去世了。30年代史学系一位讲师讲宋史，与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学年下来，仅仅讲了一个王安石变法还没有讲完。40年代邵循正在北大讲元史，一个学期也只讲了一个成吉思汗。
陈介石在老北大深受学生尊重，他在哲学门（系）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甚至连好多浙江籍的学生也听不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
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忆说，辜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
“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沈从文回忆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入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沈称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在北大评授的是英国文学，每学期上第一堂课，他都要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这是师徒大义，不可不讲；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辜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陈独秀说，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
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并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时，有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戛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0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武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熊在北大不好多上课，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讲课时或与友人交谈时，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以致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一如既往，闭目讲课，每讲到会心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去，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便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声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师培是学问渊博的旧派学者之一，被称为老北大的“怪杰”之一。
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中古文学史”。他上课总是两手空空，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可以从头到尾一节课原原本本地讲下去。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一字不差。声音不大清晰，却句句皆是经验之谈。但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写一两个，也多是残缺不全。
林损讲课喜欢标新立异。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同时好酒而常借酒说怪话，胡适便经常成为他的下酒菜。他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正儿八经答：唐诗。周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
老北大的一位女生描写许守白讲戏曲课的情形：“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地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地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地一鞠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
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九十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二百余人。但梁却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钱穆是北大学生喜爱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描述钱穆的讲课风采道：“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
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问都在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顾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