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由南京移居上海以为抗议。期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返回南京,次日清晨抵达南京时,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顾颉刚曾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他还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力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
陈衡哲早年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她曾对自己的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任早年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1957年,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讲课时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西南联大期间,教“西洋史”的皮名举教授经常对学生说:“不学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后来,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又说:“真正差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是丝毫都不比外国人差的。”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现在的学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
毛子水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20世纪60年代初,身在台湾的毛子水就宣称:“稍能思想的人,都知道台湾是绝没有脱离祖国而独立的理由的。”1980年,已经80岁的陈岱孙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教课?客观上,培养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主观上,我对青年有偏爱。”1994年,陈岱孙又对人说:“我上课时从来不点名,但下面总是坐得满满的。我对青年同志有一种好感,觉得中国的将来在青年身上,协助社会培养一代新人是很有意义的。”朱光潜说:“有些人天资颇高而成就平凡,他们好比有大本钱而没有做出大生意,也有些人天资并不特异而成就则斐然可观,他们好比拿小本钱而做大生意。这中间的差别就在努力与不努力了。”冯友兰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沤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入,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
为什么要拼命?就是‘‘隋不自禁,欲罢不能。”’他还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1990年,冯友兰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范长江说:“东汉马援说‘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记者以为男儿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尸’,更不必要‘还葬’,本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那(哪)天死,那(哪)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体将来怎样安排。”王力在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入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1981年,吴组缃应邀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有人问吴:“怎样看待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犯的错误?”吴打比方说:“乡村里有位老奶奶脊背发痒,叫小孙子给他挠挠,小孙子挠了第一下,太靠左边了,挠第二下,又太靠右边了,连挠几下,才挠对了发痒的地方。这样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开头尚且把握不住,何况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呢?”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写信告诉杨:“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看后异常激动,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
1958年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邓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知道是国家要研制原子弹后,便欣然同意,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26年。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曾对杨振宁说:“中国原子弹的造价可比外国少得多。”杨回答说:“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则远不止这个价。”王选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王选说:“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王选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绝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王选说他判断年轻人将来是否会有所建树的标准,除考察品德、能力、团队精神和是否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面临吸引人的挑战时是否充满激情,是否有力争第一的勇气和韧性。
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说:“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欢钻研一些问题,不喜欢广泛地吸纳;有的人却喜欢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博采众长;学习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得快一点,有人的领悟得慢一点。
但很难说哪一种人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而不能规定。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学校也是大规模生产,但学校输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别死,要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非常重要的条件。”徐光宪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季羡林认为:“我们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现在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季羡林在给《汤用彤全集》写的《序言》中说:“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的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金开诚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四大思想:解决中国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决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天人相应”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的“中和中庸”思想和如何对待自己的“修身克己”思想。
1998年,萧灼基在香港讲课,有人问萧:“您过去是研究马克思的,现在又研究市场经济。那么,请问您是在马克思那边感到舒服呢,还是在市场经济这边感到舒服?”萧笑答:“我感觉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最舒服。”李零说:“我的知识分子意识特别淡薄,陕西西府话中,‘读书人’的发音是‘都是人’。古今中外,什么人都是人。如果我没记错,王蒙先生有诗:认得几个狗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