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受北大学风的影响，沙滩附近的四合院和小公寓中，常年都住着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学者和学生。虽然这里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学习知识，研讨学术，追求真知的风气极为浓厚。因此，沙滩附近被人称为“中国之拉丁区”。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派人物对新派人物多有不满，有些甚至还会谩骂新派人物。黄侃骂一般新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
后来就有人给蔡起了一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个典故在北大教员中广为流传，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往往会在书信中提到。如“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其原因是胡曾写过一首题为《朋友》的白话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章太炎一生门生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天王”黄侃、“翼王”钱玄同、“西王”朱希祖均曾授教于北大，且享一时之盛誉。
黄侃在北大中文系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精彩，吸引了很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黄善于吟诵诗文，抑扬顿挫，讲课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唱和，竟然在校园里吟唱一时，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人称黄门子弟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o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素来轻视钱，常戏呼钱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待章出来。黄忽大呼：“二疯！”钱一贯尊重黄，但在大庭广众下被黄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鲁迅、许寿裳、钱玄同诸位同学，在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好动，常仆行不已，鲁迅戏称其为“爬来爬去”，通信时，谑号之为“爬翁”。而钱因鲁迅不修边幅，毛发蓬然，常凝然冷坐，称其为“猫头鹰”。
0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被聘为北大兼职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任教期间，鲁迅与北大哲学系教员章廷谦（笔名川岛）来往甚密。1923年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特地送给章一本。当时章正在热恋之中。鲁迅便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几句赠语：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抽出一只手来，接收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一撮毛哥哥”是章的学友给他起的绰号，自从鲁迅写了这几句赠言以后，才广为流传起来。
某年夏天，钱玄同夜访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鸣叫不止，钱甚为惊骇，以为有鬼，连连大呼：“岂明①救我！”周闻声连忙赶来，见状大笑，顺口作打油诗两句以讽钱：“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后常以“蛤蟆”呼钱。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同时还在一封信中称林为“林禽男”（因林纾字琴南）。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丁文江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治疗此病赤脚最有效，丁就终年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朋友家中也常脱掉袜子，赤脚谈话，怡然自得。因此，朋友称其为“赤脚大仙”。
章士钊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时，鼓吹尊孔读经，压迫进步学生，遭到鲁迅等各界进步人士的激烈反对。当时，章所办刊物复古杂志《甲寅》封面绘有一虎，故当时人送外号“老虎总长”。
朱希祖是老北大的名教授，在北大教授里，他的绰号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名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段时间朋友便叫他作“米遇光”。由于他长着一把胡子，所以人们都称他“朱胡子”。又因《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所以北大同仁多称他为“而翁”，算是“朱胡子”的文言雅称。朱多收藏古书，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非要得之而后快。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吾要”。
老北大的名教授中有“三沈五马”之说。“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五马”是指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五位北大教授，他们也是五位亲兄弟。“三沈”之中，以沈尹默最为有名。他进北大很早，所以资格较老，但有改革思想。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有沈的推荐之功。他办事沉着，有思虑，又很讲究方法，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都很起带头作用。1917年，北大改革，马裕藻是校评议会成员，积极参加校务管理。他坚持原则，鼎力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育改革。于是北大的朋友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欣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