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他是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而且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众人皆对这一对联称赞不已，黄侃则一阵愕然，原来他发现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黄侃与刘师培同为北大教授中的“怪杰”，黄小刘一年零三个月，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名声不相上下。一日，黄在刘家，见刘正与一北大学生谈话，对学生所提问题敷衍搪塞，随意应对。学生离开后，黄便问刘何以如此对待这个学生。刘答：“此子不可教也。”并大发感慨，说他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二斩”，语多伤感。黄便问：“那您想要收怎样的学生才算如意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黄当即答应，第二天便对刘行磕头礼，正式拜刘为师，执弟子礼。消息传开，立成北大一大新闻。
黄侃在北大授教时，颇喜一名叫郑奠的学生。黄出门，郑常常为黄拿皮包。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一日，黄节先生（北大讲授诗词的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和郑二人都去赴席。见面后，黄见郑穿一件皮袍，便大为不悦，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郑答：“我穿的皮袍，你管不着我。”黄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不与郑交一语。
黄侃有一学生，平日对黄执弟子礼甚恭。该生曾在“同和居”请人吃饭。主宾落座以后，他忽然听见其师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竟然对他大加训斥，而且似有不尽之意。时间长了，该生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好了，你走吧。
陆宗达年轻时对训诂学产生了兴趣，便兴致满怀去拜访黄侃，希望黄能收下他这个弟子。黄知其来意后，二话没说，叫他先买一部白文本的《说文解字》点完再说。陆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点完，捧着书再去见黄。黄叫他把书留下，再买一部，重新点一遍。过了半年，第二部又点完，再去见黄。黄又叫他买第三部……最后，黄才将陆收在门下，后来陆成了著名的训诂学专家。据说，随你问《说文解字》里的哪一个字，陆不仅能当场讲出这个字的字义来，而且连在哪一页都知道。
程千帆是黄侃的弟子。程临终前老泪纵横，拍着病床的栏杆喃喃道：“我对不起老师！”程所谓的“对不起老师”，是指他始终未能将其老师黄侃的日记设法出版。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赢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1948年，邓嗣禹辞别北大之前，其友傅乐素、严倚云请客为其饯别。邓指导写论文的学生，闻讯后均来参加。其时北大师生生活已经非常困顿，但饭桌上仍有好几盘菜，而且都不离鸡蛋，如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樨肉、西红柿鸡蛋汤，等等。邓问众人，为何有这么多的鸡蛋？师生回答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现在全都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邓闻言，大受感动。
梁实秋和冰心曾结下深厚的友谊，而且在平日交往中喜欢谐谑打趣。1949年之前，两人之间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80年代，当梁的遗孀韩菁清到北京拜访冰心时，冰心在悲痛中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马寅初与周恩来总理私交甚厚。周总理病逝后，已经95岁的马寅初听到噩耗后不禁失声痛哭，不顾亲友的劝阻，一定要去吊唁，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他激动地说：“我就是死了也要去！”总理自己已身患重病，还特地派医生来看望我。我一定要去吊唁，万一吊唁完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后来，马坐着轮椅去向周总理遗体鞠三个躬，绕遗体一周后，还不肯告退，坚决要求再绕一周。最后，又让家属把他勉强扶起来，站着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个鞠躬礼。
陈翰笙曾对学生说：“我的三个烈士朋友，特点不同，三个人死得也不同，都很惨。李大钊是被绞死的；蔡和森是被钉成十字，一刀一刀割死的；邓演达是被暗杀的。今天有的人只顾自己做官，这些人怎么对得起这些烈士啊！”邓伟回忆其师朱光潜说：“那时，逢到周末，朱先生爱去校外的海淀浴池洗澡，过了八十岁还是去。有一回我去看他，他得意地‘透露，自己顺便在海淀镇买了上好的带鱼，一定要留我吃饭，犒劳我被学院里一星期的清汤寡水亏待的肚子。还有一次，朱先生特地要家里的保姆为我做一顿土豆烧牛肉。夜晚告辞的时候，朱先生看见小柜上摆着几个橘子，他抓起来执意往我书包里塞。我着急地推搪着，终于拗不过先生。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背影》中父亲送站的场景，那情形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摸摸书包里圆鼓鼓的橘子，我感到似曾相识的殷望与实实在在的温暖。”邓广铭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曾就读于辅仁大学，其时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广铭“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后来这本笔记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将稿费送给邓，邓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邓的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文革”后期，年近八十的陈岱孙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不无遗憾地说：“以前每届学生毕业，我要请吃鱼的，而今亏了你们了！”1989年夏，出国研修七年的王诗残①回到北大。江泽涵听说王回来了，就亲自去王的暂住处看望，但去了两次都未曾遇见。王因刚回国，忙于手续等事，还未及去看望导师，听到87岁的导师两次上楼来看自己，心中很不安，马上赶到老师寓所，问江有什么事，江说：“我没有什么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出去学习，又回来了，我实在是很高兴。”张岱年说：“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
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马坚是我国著名的阿拉伯语教育家、翻译家和伊斯兰宗教学家，长期在北大东语系任教。马曾对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这些人年纪越来越大了，真希望你们能成长得更快一些。我们当初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用小戥子称进来的，现在真恨不得成斗成升地全倒给你们。”据金克木的学生郭良回忆：郭在北大上二年级时，因病休学两个月，病愈后回校复习功课，准备补考。一天去老师金克木家询问请教学业问题。回答完问题后，金关心地问郭：“三年级是关键的一年，如果三年级跟不上，以后四、五年级念更难的作品，就会无法念下去。到五年级还要加巴利语，学习量很重，你的身体吃得消吗？”郭因身体和学习的矛盾，感情十分脆弱，经不住这一问，眼泪就簌簌掉了下来，竟不辞而别，回到宿舍，蒙头大哭一场。冷静之后，郭对自己的任性感到后悔，准备第二天再去金家当面解释。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郭开门一看，竟然是金。金见到郭就说：“我不放心你，来看看，是不是我言重了，你受不了？不要误会，情绪不好会影响功课复习的。”郭忙说：“金先生，对不起，我刚才不礼貌，主要是自己心情不好，太任性了。”金又对郭劝慰一番，才走回自己家中。
晚年的侯仁之一旦提到自己的老师顾颉刚和洪业，总会感慨地说两句话：“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抗战时期，侯仁之与其师邓之诚被日本人关入同一间大牢中。牢中共有11人，按照囚号排列，每人一块地方，白天席地而坐，晚上就地而卧。排号为“503”的邓，冻饿致病，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排号”511“的侯冒着被看守处罚的危险，偷换了铺位，移到邓身旁，把自己的衣服给邓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贴在邓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邓。邓对此甚为感动，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予病甚，……侯君，予门人也，服侍尤谨。”季羡林曾回忆说：当年张中行住在北大朗润园时，他与张“虽然来往不多，但是早晨散步时，有时会不期而遇，双方相向拱手合十，聊上几句，就各奔前程了。这一早晨我心中就暖融融的，其乐无穷”。有时候，他们也会站下来谈一谈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季说：“有一次……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后来张迁出朗润园，季顿感惆怅，他动情地说：“对他（指张中行）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季羡林走在北大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突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季答是。年轻人便说：“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有些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深深鞠躬。
李泽厚经常对人说：“我每次回国，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一定要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我上大学时是个穷学生，身体也不大好，任先生每个月都资助我一些钱。”袁行霈与孟二冬相识相知二十五年，在孟重病期间，袁曾满怀深情地对孟说：“我一向以道德和文章的统一要求学生，你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你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我为你而骄傲。”孟二冬去世后，其师袁行霈为他写下挽联：“细柳春风，此日护君归后土；明窗朗月，何人伴我话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