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京师大学堂监督张亨嘉中西学之优劣，张答日：“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严复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遂有“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之叹。
民国初立，社会动荡不安，严复常为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而发愁：“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1919年，五四风潮过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蔡元培辞职离京，北京和上海学界遂掀起一场“挽留蔡校长”的风潮。上海学生联合会在5月15日发表的宣言中称：“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1923年，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向世人表述了他担任北大校长的痛苦：“我是一个还比较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是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见他们一天一天地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1921年，北洋政府停发北京各学校教师的工资，将教育经费再次挪作军用，引起北京学界的强烈不满。6月3日，上万名教职员、学生到总统府前示威游行。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和李大钊走在队伍的前面，遭到到荷枪实弹的卫兵阻拦和殴打。卫兵用枪托、刺刀胡乱刺击手无寸铁的教师、学生。李大钊、马叙伦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马叙伦怒斥宪警：“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也写道：“马叙伦血流满面，犹直立大骂：‘你们为什么不要脸，都跑了！”’1915年，袁世凯秘密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得知此事后，拍案而起，满怀悲愤，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有句：“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随即弃学回国，投身救国运动之中。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原因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蒋后来在日本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惭愧得无地自容”。当他再看到日本人为纪念日俄战争胜利而游行，队伍绵延数里的场景时，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的三位学生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惨遭杀戮。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三位烈士的大会，由蒋主祭。蒋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说到这里潸然泪下。接着，蒋对北洋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蒋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1927年，奉系军阀占领北京后，张作霖下令将北大并入新成立的“国立京师大学”，并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校长。刘治校如对敌，实行恐怖专政，学校重要职员多是他的亲信、奴才，连校役都由便衣充任。学生稍有反抗，便遭逮捕。一次，学生因反对某教员专横，最后闹到刘处，刘对学生说：“不要捣乱，我有三种方法让你死：一、诬蔑你为共产党，送往天桥枪毙；二、逮捕后，令狱吏用药将你毒死；三、用汽车运往南口，活埋到炭坑中。”在“秽风腥雨，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下，北大失去往日生气，“三千学子均面现忧色，惨然若大难之将临也”。
黄节，字晦闻，老北大时期中文系教授，平日愤世嫉俗，认为中国当时的局势很像明代末年，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上刻“如此江山”四字。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北大讲授顾炎武诗文，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以后，再阐明顾炎武的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一面讲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炎武也痛哭流涕。他曾对学生解释过他讲顾炎武诗文的原因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顾炎武的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学生因此而大受感动。
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一文中曾谈及他青年时代，在上海黄浦滩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木牌时的切身感受：“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一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许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回店，嗒然若丧。第二天乘船回家。我们民族遭到这样的凌辱、创伤，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我们后来曾批判过那个年代起出现的所谓各种‘救国论’。但是只有心灵上经历这深刻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192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地质学家赵亚曾去云南考察，搜集了一大堆资料，装了好几只箱子，雇了几个骡驮队从山区往城市里转运。
当地土匪以为装有财物，半路劫掠，赵拼命保护，遂被杀害。消息传到北大，师生无限悲痛。地质系葛利普教授用他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赵的哀悼之情：有一天地质系上课的时候，下肢瘫痪的美国教授葛利普坐在椅子上被抬上讲台。他两手按着教桌，颤巍巍地站起来，同学们都没见过他这种动作，正在惊疑之际，他说：“同学们站起来，我们的赵亚曾同学在云南被土匪杀害了，要为他默哀。”全堂的同学都起立低下了头。坐下以后他又讲了赵同学被害的经过，回忆他平日自己勤学，帮助同学一同进步的情况和他常说的为了祖国富强努力学习，发掘宝藏的话。课堂上把默哀转成了流泪，这一堂课就是这样上的。
西南联大时期，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当时纸币贬值，稿费极低。有时写一篇文章的稿费，恰好够吃一碗面。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出版时，王妻从龙头村（王在郊区的住处）进昆明城到商务印书馆取稿费，拿到的钱还不够进城的车费。
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手下做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月薪最少时只有8元大洋，最多时也不过17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45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200元，一级教授月薪.400元，最低一级的助教月薪50元。毛泽东回忆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情形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1947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物价飞涨，北大教育经费无着落，教师生活十分清苦。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当年9月21日，胡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也无下文。9月23日，胡在日记中叹息：“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做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此时胡适正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
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晚年的胡适对胡颂平说：“一个人到了某一种阶段，没有入肯和他说实话，那是最危险的！”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傅斯年死后，胡适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骂胡适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