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引子
那天大家在兴致盎然地讨论韩寒的一次演讲。大概韩寒那次对创作的自由度发了一些抱怨，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诞生文化艺术的杰作。
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那又怎么样，大家还是觉得这话很对，是每个人都想说而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啊！——我插了一句：难道你们都没看过苏联文学吗？没看过苏联电影吗？就算都没看过，至少也听过苏联歌曲吧——《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这些总该听过吧？
即便是从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也不会对苏联的社会空气一无所知，但那么多诞生在苏联的艺术杰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还有那个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她为纳粹歌功颂德的片子直到今天还是多数电影学院里的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作——当然，仅仅是从艺术角度来看。
里芬斯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纳粹那样险恶的环境里，领袖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艺术的高度；而在苏联的故事里，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确饱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维塔耶娃，这位卓绝的诗人，讨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选择了自杀。
还有个再近不过的例子，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清朝这个满是文字狱高压的时代，至少还出了一部《红楼梦》，还有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性德。
我承认，宽松自由的环境是人们想要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人们想要的，这都没错，但这两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联系吗？除非把数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释为特例，并且解释清楚。
我就是这么发言的，但没有人附和我，也没有人反驳过。对他们来讲，我的问题似乎突如其来，既让他们不甚喜欢，也让他们来不及反应。然后，没有人愿意继续这个话题，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我的出现经常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大家叫我“气氛破坏者”。
我的看法总是和大家不同，他们觉得我喜欢故意搞怪，我觉得他们经常逻辑短路。我发觉大家总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既没有清晰的来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过，但这些都是每个人心灵的根须，坚定地拒绝着任何一把喜欢刨根究底的铲子。
我发现作家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容易顾此失彼，喜欢诉诸直观的感觉，而不是细致地加以论证。我这么讲，完全没有鄙薄他们的意思——事实刚好相反，我觉得这正是作家们可爱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学术训练，不需要掌握严密的逻辑思辨技巧，那都是学者们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细心加工出一个奇幻的世界给我们看，供我们尽情想象，尽情批判，而学者式的严谨恰恰会扼杀这一切。
其实哲人们也常常说一些可爱的蠢话，像孩子或诗人一样。我爱他们的真理，更爱他们的谬误，那些谬误的确缺乏细腻的论证，表达着哲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恶，像一只拒绝变色的蜥蜴，不谙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里展现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静候天敌的吞噬。在无怨无悔的固执里，总有一种悲剧的美，让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书，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在古往今来中被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我觉得那些为人类设计乌托邦的哲人们就像我自己一样，耽于幻想，在一个个晴天的云卷云舒里，在一个个夜晚的星移斗转里，飞升至天国的高度，或者像庄子那样“登假于道”，在云彩与星空的图纸上寄托自己云母一般的才思与哀愁。
我要讲的第一个乌托邦，第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我这一旅程的起点与终点，是我少年梦想的摇篮与坟墓。当海盗路飞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着旅游纪念品的时候，我的旅行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开始。
01.第一站：柏拉图的《理想国》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件工作比设计一个乌托邦更有趣、更有魅力了，因为这件工作意味着你将亲自扮演上帝。在基督教神学里有一种设计论，是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便彻底袖手旁观，再也不干涉他的作品了；世界的一切演进，包括牛顿发现的物理规律、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规律，都是在创世之初就预先安排好的，世界就是上帝的钟表，齿轮扣着齿轮，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这一派的神学家们相信，上帝既然是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设计一个充满着缺陷的钟表呢，屡屡要逼得他亲自出马，用神力施加干预！
乌托邦的设计者就像是设计论神学中的上帝，他必须预先计算好一切，预先就堵住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漏洞，让世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严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齿轮扣着齿轮严丝合缝地运转下去。一旦设计完成，设计师将没有任何机会去干预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里出了纰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这也正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并且心思缜密，不妨也设计一个乌托邦看看。
女孩子们做着琼瑶的梦，男孩子们做着武侠和战争的梦，哲人们做着乌托邦的梦。
在哲人们看来，爱情缺乏刺激，武侠和战争同样缺乏刺激，能让他们的大脑皮层兴奋起来，并使肾上腺素迅速增加的，恐怕莫过于乌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乐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张章喜欢在女生面前高谈阔论——你知道，这是诗人的通病。那时候他还是个诗人——有一次谈起了柏拉图，他那推崇备至的神气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谄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师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绝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张章嘴里的理想国彻底挑战了我的知识底线，我真怀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终于，当他幻想起自己和那个女生在理想国可能发生的美满生活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诗人不是进不去理想国吗？”
张章顿了一下，好像很诧异的样子，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诗人只会教人败德。”
张章释然，大笑：“哈哈，你这是忌妒。”
他一定以为是我在开玩笑，或者以为我真的出于忌妒而编造了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的，柏拉图真的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理由也真的是因为担心诗人会败坏国民的良好品德。在后来漫长的基督教时期里，一次次封闭剧院的政策，一个个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发轫的。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亚是个剧作家，而他的许多戏剧都是用素体诗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也是个诗人。
所有诗人的祖师爷就是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荷马其实是绵延几个世纪之中的许多位诗人，但柏拉图那时候还缺乏这种考证精神，这无所谓，反正他不喜欢诗人，不喜欢荷马。尽管荷马在当时的雅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会或多或少地背诵几段荷马的史诗，就像我们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再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会想要把李白逐出国境，但是，无比聪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要这样残忍地对待荷马。
我们搞不清在这部对话体的《理想国》里，主人公苏格拉底究竟有几分是真实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又有几分是柏拉图塑造出来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学生的柏拉图忠实记录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原话，或至少是原意，还是柏拉图创造了苏格拉底这个角色来代替自己阐述观点。总之，书中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但是，格劳孔啊，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你说是吗？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以至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样道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人们会依依难舍，把他看得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人们也会随侍到哪里，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你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吗？（［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396.）
这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荷马的颠沛流离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对人们有大用处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必然会竭力挽留他的，他应该过得像明星一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海子复生，人们会在他那个凡人的脑袋上套上多少花环呢？
但这么一想，苏格拉底的说服力却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过一顶花环？
国人比较东西方的诗歌传统，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一个事实：东方的传统是抒情诗，西方的传统却是史诗。荷马史诗里描写奥林匹斯诸神的生活，那所谓的“诸神”只是一些拥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罢了，他们的性格与道德品行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低，柏拉图担心这样的内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会败坏人们的德行。
所以，当我们说诗人总是败德的，在东方传统里是指诗人的感性气质或孩子气，在西方的传统里却是指史诗人物们的榜样作用。柏拉图甚至担心，诗剧里既然总要有反派，让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么看都算不得什么好事。今天我们会认为演技派高于偶像派，如果请柏拉图来写影评，他一定会持相反的论调。
在理想国里，一切为了美德。但今天如果有人拿着《理想国》的主张到处宣讲，一定会被唾骂为斯文败类、道德沦丧的。在柏拉图的社会蓝图里，不仅财产是公有的，就连妻子和子女也是公有的——百年前的反动派叫人们提防共产主义思潮，宣称共产主义是教人共产共妻，我当初读历史的时候很不理解这些反动派怎么有如此卓绝的想象力呢，读过《理想国》才知道，在这部一切公有制的理论鼻祖里，柏拉图还真就是如此设计的，后来的乌托邦设计者们居然也真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
今天的人们不会理解共产共妻怎么会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德样板，这简直骇人听闻。还是找一个稍微温和些的问题好了：如果柏拉图问你“说谎算不算美德”，你会怎么回答呢？
不，不是撒一个小小不言的谎，而是撒一个弥天大谎，要骗过理想国里的所有人才行。可是，这算不算一种美德呢？
诗人总是撒谎的，柏拉图不喜欢诗人，可他撒的谎比所有诗人撒过的所有谎都大。
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种人：普通人、士兵和护卫者。只有护卫者才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三种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遗传的：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用今天的概念来说，是基因决定的；士兵和护卫者同理。虽然遗传的规则有时也会出现例外，但只要例外情况例外对待就好。当然，这种遗传决定论我们都不会相信，连柏拉图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刻意编造的谎话，因为他认为国家秩序的稳固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只要“有用”就好，真假倒不重要。于是，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里边：
苏格拉底：……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绝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格劳孔：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耳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Ibid.，p.128.）
柏拉图觉得，倘若没有这个“高贵的谎言”，理想国的稳定秩序便无法维持下去。阅读《理想国》的时候，这段内容才是我感到震惊的。理想国巨细靡遗的社会蓝图竟然全部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柏拉图显然是这么想的：既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何不痛痛快快地撒个谎呢？
我不免会想，假如我自己投生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还偏偏当了一名研究神话学的学者，又偏偏识破了这个谎言，那么我该怎么办呢，那些世袭的、威严的、无私的护卫者们又会如何处置我呢？既然为了维护理想国的稳定，那位“开国元勋”不惜对全体国民撒下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为了把稳定局面继续维持下去，杀了我这个小人物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就这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会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然后被正义地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