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中国四十七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更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地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 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力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声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1995年3月12日，在中国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