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婷
新诗如何在"变"中接通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是一个涉及新诗兴衰的问题。中国诗歌应当中国化，应该有民族身份的认同，拒绝这个"常"，新诗就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倍感寂寞甚至枯萎。闻一多对民族传统几千年之常的批判继承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闻一多曾经说过："诗底真价值在内的原素，不在外的原素。"诗歌是典型的内视点文学，内视点就是心灵视点、精神视点。诗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内心精神的体现和情感的直接抒发。精神情感是诗歌的灵魂，文字音节是诗歌的肉体。"中国式的人格"是中国诗歌的灵魂，是中国诗歌中不可或缺的"常态"元素。
家国为上，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在诗歌精神上，爱国亲民一直是古代诗歌的核心精神。诗人们对个人命运的同情和咏叹也总是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写照。中国诗歌以匡时济世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西方文化是"我"的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文化，重群体轻个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个人价值只能依存于群体价值的实现而实现。中国人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提出了"为己"和"成己"与"为人"的观念。
所谓"为人"，是指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其评价标准存在于他人，个体的行为完全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为己"则指自我的完善，其目标在于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即"成己"。"成己"与"为人"的联系，意味着使个体超越自身而指向群体的认同。按儒家之见，作为主体，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中国文化中群体的利益是至上的。这样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观铸就了中华民族为国为民、伸张正义、坚贞不屈、历劫不覆、临难不惧、舍生取义、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责任意识的孕育下，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群体本位价值传统。"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随之也成了中国诗歌质素高低的评价标准。
尽管现代社会和古代历史已相去甚远，萎缩个体以张扬群体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已经受到扬弃，文学和诗歌富有了新的时代精神，艺术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但是诗歌精神之"常"却仍然以现代形态而存在，新诗如果漠视这一存在，脱离"中国式的人格"，也就在中国诗歌之路上脱轨，脱离了中国读者。
朱自清曾经说过："在抗战以前，他(作者按：指闻一多)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闻一多的出生地--湖北浠水，这里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信巫近鬼的浪漫风格，源远流长，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他的诗歌是战国时期荆楚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闻一多对屈原的精神赞颂不已，称屈原为"人民的诗人"，与伟人为邻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闻一多，他像屈原一样为祖国、文化的前途上下求索。
闻一多生活在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歌不可能脱离民族忧患去一味地抒发狭小的自我情感。他更加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大声疾呼："艺术是改造社会的急务。"他还说："诗是社会的产物。如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人们应当肩负起历史使命，用诗歌抢救正处于危难中的民族。
中国上下几千年伟大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但闻一多最敬重的是杜甫，因为杜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闻一多认为诗人是有等级的，而杜甫应该是一等，因为他的诗博大。李、杜的评价之争是文学界长期以来的诉讼，尊杜崇李，各有其词，闻一多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但他却认为杜甫不一样："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杜甫人格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关心民生，为民请命，诗中饱含忧国忧民的情愫。
杜甫一生坎坷，却一直能保持"临危莫爱身"的赤子之心，推己及人地关爱民众苍生，直到年老依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终其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儒家思想铸就了他爱国忠君、忧国忧民的人格。闻一多在《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文中对杜甫在天宝之乱时临危不惧的气节给予高度的赞扬："几乎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人便算是了不得的忠臣，那时代忠的观念真教人齿冷！"面对国家危难他毅然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和那些趋炎附势、张皇失措的大臣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是一个精忠报国、死不我顾的爱国者的形象了。
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以诗传言的责任感早就印在闻一多心里。在五四时期，他说，每至古人忠义之事，"吕端大事不糊涂"；"三·一八"惨案时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中说："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在国民党对他极端仇恨，他已身处险境之时，凛然地对华罗庚先生说："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愈紧张，我愈应当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以他的死完成了一首流传后世的诗，这与古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精神一脉相传。
但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洗礼，闻一多的爱国意识却与古人大不相同，大大超越了封建士大夫式的忠君爱国。他守的常是变后之常。闻一多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所谓"情绪的事"是人本能的、原始而无意识的情感。封建士大夫式的忠君爱国可以用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表述。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化，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儒家尊敬帝王祖先的伦理准则下代代相传，坚不可摧。
奉儒守官、忠君爱国这些正统的说教从人们出生起就深深铭刻在脑海中，代代相传并最终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这样的伦理准则使封建士大夫们从唯心主义天命观的角度出发，本能而无意识地认为"君王自神武"(《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杜甫就写过这样的诗句："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哀王孙》)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封建士大夫们把国家的兴衰全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将爱国和忠君混同。由于时代的局限，封建士大夫的人格中最本质的内容来源于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他们的爱国思想并没有经过自我意识的理性过滤和思考。儒家的"愚忠"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封建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这样的意识也自然解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观念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强调个体自由，尊重个体思维和体验。闻一多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了新的觉醒。他所谓"理性的事"显然是经过自我思考和体验的现代精神。他提倡的爱国是"民主的爱国"，他提倡的国家主义是"文化上的国家主义"。由中国文化的滋养而生发出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足以使他真挚而又理智地爱国爱民。闻一多一生研读古籍，儿时接受的教育也是儒家文化，但是处在新时代的他具有世界视野和时代精神，能站在古今中外的高度上，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事物，在历史的长河里去粗取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辉煌灿烂，但是任何文化中都有不可避免的痼疾存在，发展到了极致也必然走向衰竭。闻一多以崭新的时代眼光重新审视儒家，大胆诊断儒家思想的痼疾。他写道："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则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是什么，也就值得深长思之了！"闻一多和封建士大夫"兴衰看帝王"的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并没有把祖国强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的身上。
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闻一多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宣布：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他用生命和民众一起争取民主和自由，毅然走上了民主斗士之路。这就是闻一多所理解的爱国精神，也正是他诗歌中体现的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和中国式的人格。
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当代诗歌的社会题材减少，个人情绪上扬。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改变了诗歌长期以来成为单纯政治工具和传声筒的状况，朦胧诗人和归来者、新来者及其他老诗人一起带来了新诗的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者的自我为上、绝缘社会，继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后成为新的主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诗渐入困境，混杂的诗歌精神中的偏颇也暴露在人们面前，新诗失去了社会身份和应有的承担品格，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时代脱离，只有个人身世感的诗大行其道。诗是高雅的文学，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是文学的最高层次和灵魂。在中国，诗是文学王冠上的珍珠。
诗人应该是社会的代言人，诗应该忠于自己的社会承担，这是时代向80后的新诗重新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中国诗歌"常态"的优秀美学元素。在长期的脱轨之后，诗歌固然要回归自身，但这一回归，绝不是回归到诗人狭小的自我天地，更不是不负责地用口水诗、泡沫诗、垃圾诗来颠覆"高尚"、"传统"甚至"语言"本身。诗人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参与对现实"诗意的裁判"(恩格斯语)。我们应当把握好诗歌的"变"、"常"平衡，科学地把握诗歌与社会、时代的关系。闻一多在八十多年前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诗歌精神，在当下也同样重要，这有助于新诗的拯衰起弊，让诗歌重返我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人性地栖居在这大地上"(海德格尔语)，共同创造纯美的精神家园。
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并不是要忽略诗歌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诗歌注重社会功用，但优秀的诗人都懂得通过自己的诗歌途径去实现这一功用。诗就是诗，离开诗的文体轨道，就谈不上社会功用了。"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他们的诗词都是与社会相连的，但是他们同时展现了高超的诗艺手腕，呈现出他们之间相距甚远的艺术个性。"
在诗歌艺术规范方面，闻一多提倡"做"诗，和郭沫若提倡的"写"诗大相径庭。闻一多主张技巧的运用，主张诗情要寻找诗的表达，不赞成郭沫若的"自然流露"、"不讲形式"、"绝端的自由"。这与闻一多崇尚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思飘云物动，律中惊鬼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写作技术化时代的到来。同样，闻一多的出现也标志着新诗技术化时代的到来。可以说，他是现代诗学的开启者，他对传统诗歌"常态"美学要件的继承，对现代诗歌美学规范的求变，为中国现代诗学进行了奠基，形成现代诗学史上"说不完的闻一多"。
(指导教师：吕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