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
慢慢地通过了神庙,在堆积着小石子的道上,一家一家地望过去,“就在这里了”,顺着这声音,我们抬起头,却见着绿油油的“壁墙虎”在并不高大的小楼上爬满了。
“惊扰了!”开开了玻璃子的门,我们中的一个这么地说。
“谁呢?请进来吧。”是柔和的女子的声音,从里面轻轻地传了出来,接着虽然是已经那么的年迈了,但,在她花白了的头发上,在她的微微有着皱纹的脸上,却找出了年轻时代的使人喜爱的清丽的风姿。那么谦虚地,用着日本人特有的礼节,俯伏在清洁的草席上,和我们说着话。
“秋田先生在家吗?”
“呀,真是失礼了,刚刚出门了呢。”一张悲爱的脸,静静地,伏在地上这么地说着。
大伙儿微微地一怔。
“什么时候回来呢?”
“真是遗憾的很,要晚上呢。”
“请原谅,那么,我们晚上再来可好呢?”
“呵,失礼了。请晚上来吧。”
走出了小小的屋子,在四五步的距离中,还听见那柔和的声音,在深深地道着歉。
在满街的灯火辉煌中,第二次回到了这小屋子里的时候,迎着我们出来的却是秋田先生自己,深深地鞠着躬,一个头发全白了的、穿着和服的可爱的老者,在向我们带着了欣喜的笑容。
在外面脱去了鞋履,楼梯是狭狭的。我们停留在满堆着书籍的一个小楼上,在一个二寸高的小方桌前坐下了。秋田夫人匆忙地捧着一个小茶盒,请我们饮着那刚煮好了的浓茶。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秋田先生谨慎而珍惜地,拣出了些照片和画册;一面详细地给我们解释那些可记念的事物,一面却带点怀旧的情绪似地凝视着窗外的天空。
傍晚时的窗外底天空,是十分静谧地,风微微地吹拂着。我们在一种极温静的,没有局促和些微的虚伪的酬酢中,开始了以下的谈话:
“除了俄国外,秋田先生可曾到过别的国度里去过吗?”
“没有去过,”他摇头。“从前爱罗先珂在北平时,曾经约好了到中国去的,那时没有去,以后有机会的话,想去看看的。”
“很想请先生告诉我们,在戏剧这方面,两年来趋向是怎样的呢?”我们把话题转到戏剧这面来了。
“日本的新剧运动,在政治的混乱下,是在停顿着的,没有进步的……”他颇为寂寞而严肃地说着:“在演出这方面大概可分两种——‘历史剧’和‘现代剧’。”
“那不同是在哪里呢?”
“两种都是以比较曲折的方法来表现着一切的——因为不能像从前一样的针锋相对了——历史剧,是取历史作题材,以进步的思想作内容,而反映现实的社会的。现代剧,是不直接的反映现代的政治,而以新的写实主义的方法,来描写复杂的社会现象的。”
“最近公演的《被斩的仙太》,先生可以说一点意见给我们听听么?”
“那就是属于历史剧的了,”他说:“时代是明治以前到明治为止,内容是对封建主义的革命。”
“关于演出后的批判呢?”
“有两种,一种说是正确的,一种说是不正确的,不过,村山知义氏却说它是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的。”
“关于旧的中国戏剧,和日本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仍然追问着。
“大陆的人一般身体做戏很好,动作很大,岛国则不然;那原因是:中国土地广泛,语言复杂,必需以身体来补助语言的不足。日本土地狭小,语言统一,因此,身体做戏是比较少的。”
“先生现在是在写作些什么呢?”
“一个开篇,《生活五十年》在《文学界》上已经登了三期了,预备出单行本,还未出版。”
“以后预备写作些什么呢?”
“想多写一点东西,童话和小说,想到了就写的。但……”他温和地笑了,“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呢!”
在静静的谈话中,天已经全黑下来了,楼下的钟声已敲着九点了。当我们带着歉意地起身告辞的时候,秋田先生却很愿意我们告诉他一点关于“一·二八”时的事情,我们明白秋田先生是想从中国人的口里,听到一点中国民众被杀害的真正的事实的。当他听到“东方图书馆”及一切的文化机关,差不多全部都被毁了的时候,他叹息着说:
“日本的军阀是在发狂了!”
在殷勤地道别的声中,我们走出了秋田先生的家,澄澈的初秋的月,悬挂在青蓝的天空,踏着满是银樱树影的小石子道,一个思念在我们大家的脑里闪着了:
“人与人间的隔绝和鸿沟,不是国籍的,种族的,而是另外的一些不合理的事物,相信着,终有一天,文化的轮子会把这些给碾平了的!”
一九三四·十·三日于东京
载《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