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满城文武百姓的热烈欢迎。石达开反对扩大事变，株杀无辜，坚持只惩办祸首，不滥杀“韦党”，连韦昌辉的父亲也不加伤害。天京城内，人心大定。这一切无疑使石达开在太平军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天京的官员、将士们给他共上“义王”的尊号，向天王保举他“提理政务”。石达开担负起了总理天国军政的重任。经过“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敌人则乘机加紧军事进攻。天京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然而太平天国的力量仍然较强大。太平天国军民莫不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王爷寄予厚望。石达开也积极努力，制订了以防守为主、进攻为辅的正确方针，并做了合理的人事安排。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此时倘若太平天国领导者们能够团结一心，认真总结和吸取天京事变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还是大有可为的。遗憾的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却并没有从这场悲剧中清醒过来。他错误地总结了这场悲剧的教训，“家天下”观念反而变得愈来愈浓厚了，他愈来愈将太平天国政权视作洪家的私有财产。而对外姓人，尤其是对石达开，这个当年曾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经过变乱之后仅存的翼王深怀疑忌。洪秀全把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福王，使之与石达开鼎足而三。安、福二王无德无才，只知在洪秀全的纵容下对石达开进行掣肘，排挤。处处与石达开为难，甚至图谋陷害石达开。这使得石达开由不安到不满，进而于1857年五月引军出走，一去不回了！石达开的分裂行为，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
石达开率军出走，走上了与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尽管他率领的号称二十万精锐之众，仍怀着美好的主观愿望，依然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军行所至，诛贪官，抑豪暴，赈恤无告，坚持反封建斗争。而实际上，他的远征之师，已缺乏斗争基地，缺乏群众支援，也缺乏明确的和战略目标作战计划，因而被迫到处流动。这支孤军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1857年十月初，石达开率军由皖入赣，转战于乐平、临江、吉安、抚州、广信、广丰等地。结果“贵岳丈黄玉妗闭剿兰安府，检点程赢、总制陈保泰等通敌叛变。第二年四月，从江西东进浙江，围衢州，占广德、处州，欲作驻留，但敌人回逼，无法立足。八月，他率师入福建浦城、崇安，占建阳、邵武等地，随后回师江西。1859年初，占南安府城，令石镇吉、赖裕新分军入广东、湖南，连克广东之大埔、嘉应州，湖南之桂阳、郴州等地。五月底，主力直逼湘西宝庆府、武冈州，与湘军大战七十余日，劳而无功，入川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不得已，他临时变计，回师广西。
在一八五九年秋进入广西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石达开军队固然也打下过一些城池，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流动作战，缺乏粮秣和武器，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了。更有甚者，石达开军队内部开始不稳，军心发生了动摇。不少士兵来自三江两湖地区，他们思念家乡，纷纷离队返乡；也有一些将士意识到分裂的错误，千里跋涉，回归天朝；有些投机分子见势不妙，竟然叛变投敌，反过来成为义军最凶恶的敌人。素以治军严明著称的翼王这时竟也对自己军队纪律败坏无能为力，这支军队内部甚至出现了自相残杀，相互火并的可怕现象。由于军纪败坏，人民群众对这支原本革命的队伍也日渐疏远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得石达开的军事才能因之而黯然失色。当年英武果敢、多谋善断的石达开，此时的精神状态也已大不如前了。回到自己的故乡广西贵县时，石达开竟产生归隐山林之想。天国的理想，早已变得渺不可寻，当年满腔的热血与豪情，此时也逐渐冷却成灰。一种悲观失望，无能为力的感觉，雾一般地缠绕在这位年轻王爷的心头。他变得冷漠、孤僻，和自己的部下与人民群众日渐疏远，他变得寡断，多疑，作战时意志不坚决、不果断，对待各地义军也不像过去那样团结宽容。失败的阴云开始无情地笼罩在这支军队的上空。
1861年底，石达开率仅有的1万余人部队，进入四川。五月十四日，石达开率军进抵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其地四面高山，悬崖峭壁，绝少路径，石达开意图从此渡过大渡河天险，进取成都平原。但由于意外的山洪暴涨，贻误了渡河的时机。清军勾结当地土司，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对之进行四面包围。石达开亲率部队，几次抢渡失利，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已陷于英雄末路的石达开，这时竟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用自投敌营的办法来乞求刽子手保全手下将士的性命。但刽子手并没有因此放下屠刀。19日，清军对其余部二千多人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1861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石达开在成都遇害，“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引自刘蓉的《复曾沅浦丞书》，见《养晦堂文集》卷六。
石达开二十岁参加起义，受封为翼王。他文武兼备，战功煊赫，威震天下。天京内讧，率军远征后，六年之间，转战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十数省，最后兵败大渡河，幻想舍命全士卒，终至丧师身死！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作者点评】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毅然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初转战到川、滇、黔三省。第一方面军原来准备从川南泸州前进，继而准备从宜宾（即叙州）渡过长江，后来绕了一个大弯，终于从云南巧家、绞车渡等处渡过了金沙江，北经西昌、冕宁，于1935年5月到达了越缺本衬诖蠖珊右阅系陌菜吵。也就是石达开在七十二年前遭到失败的紫打地。
同样的5月，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渡口。素以曾国藩徒子徒孙自居的蒋介石，见到这样的巧合，不禁大喜过望。他梦想历史重演，发出了“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呓语。
前面所引的三段文字，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夕，向红军战士介绍石达开的战斗事迹，总结其在大渡河惨遭失败的历史教训时的讲话。第一段话毛泽东首先简要概述了石达开部队从南京来到安顺场的原因与经过，特别指出石达开来到安顺场是因为“内部分裂”。分裂只会削弱自己，予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一支分裂的队伍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在这里适时地运用石达开的事例告诉全党全军同志：搞分裂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过，毛泽东显然对石达开不得不离开南京的隐衷有所了解，并对石达开寄予一定的同情，因此在这段话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了“因内部分裂”，并没有将分裂的责任全部加在石达开头上。表明毛泽东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这与文革时期一些极左分子盲目维护洪秀全的“正统”地位，将石达开视作分裂主义者而一概打倒是不相同的。毛泽东的评价显然比较客观、公允得多。
接着，毛泽东总结了石达开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不利，安顺场一带山势高峻，大渡河水流湍急，加之山洪暴发，老天爷帮了清军的忙。二是石达开“疑心太重”，没有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彝族人民的关系。第三是因为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稳。这里，毛泽东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总结了石达开失败的历史教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险恶的地理环境，不期而来的洪水，固然加剧了太平军将士的困难，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关键还在“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作战，必须高度重视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石达开恰好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红军充分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一路十分重视团结各少数民族，这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发生了重要影响。一支战斗的队伍无论面临多么严重的困难，都必须团结一心，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同敌人战斗到底。而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是这支队伍失败并招致彻底覆没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这里巧妙地将论史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有力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战士的斗志。
第二段讲话，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睿智和眼光，深刻地指出了石达开在战略上的失误。毛泽东认为石达开在战略目标的选取上过于拘泥于一地，不能灵活应变，机动作战。毛泽东这一指责真可谓一针见血。实际上自离开天京以后，石达开在军事指挥上便一再显得比较呆板。比如1859年五月，石达开为了进入四川，率主力在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带与湘军大战七十余日，结果劳而无功，不得已回师广西。其实从湖南入川道路远非就此一条，石达开完全可以避实击虚，另选路线突入四川。大渡河河畔悲剧的发生，其实也并非偶然。第三段话中，毛泽东激情满怀地宣称：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体现出这位红军领袖必胜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句话决非虚言。
纵观其一生，石达开仍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是太平天国早期的主要领袖之一。自永州突围到攻克南京，石达开一直率部充当起义队伍的开路先锋。他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所向无不披靡，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定都天京后，他精心筹划天京防务，协助杨秀清处理军政事务，并受命于危难之际，三次督师西征，每次均能迅速扭转局势，获取胜利。尤其是九江、湖口之役，他以弱胜强，将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水师消灭殆尽，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一个光辉的战例。天京事变爆发后，他主持正义，高举靖难大旗，反对滥杀无辜，为结束这场革命的大悲剧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政治家的崇高风范与杰出才干，赢得了广大太平天国将士们的爱戴和敬意，堪称文武足备，“天朝羽翼”。
但是，作为一名农民阶级的起义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农民阶级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没有也不可能建立先进的组织形式，因而防止不了本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也解决不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天京事变后，他遭受洪秀全的疑忌，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只好愤而出走，一走了之！这种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他自己也因为脱离了根据地，孤军远征，兵败身死，铸成了太平天国史上又一个大的历史悲剧。这不仅是石达开个人的悲剧，也是太平天国的共同的悲剧。“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早知末路非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见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石达开一生的功过是非，足以供后人评说咏叹。
（陈祖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