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和反情报部门的主管，奥特·卡明斯负有义务保护美国不受来自于外国或是恐怖组织的间谍伤害以及网络威胁。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任命卡明斯时，对卡明斯说，虽然卡明斯享有了“铁腕”的名声，但是他还要学会更好地斡旋。
“你需要去学习如何才能把沙盒玩得更好一些。”穆勒说道。
“您是因为我的‘铁腕’才给我发工资的，”卡明斯回复道，“您自己也无法容忍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您也很反感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我并不稀罕那种让每个人都能同意的折中方案。我所期待的是有价值的信息和正确的决定，能够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进去，而且还能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卡明斯主要负责一个新建的“总统领衔的威胁特别行动小组”—搜集、跟踪以及评估涉及到国内或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暗杀威胁。在由我撰写的已出版的《在总统的特勤局》（In the President’s Secret Service）一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行动小组由20名代表组成，来自于相关的机构，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和特勤局的特工，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分析人员。
每天都会有上万次的非法入侵，来自于外国的政府机构，企图渗透进入美国军方电脑和商务电脑的网络。
“我们每天都淹没在这无尽的网络攻击中，绝大部分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卡明斯说道。尽管可以知道这些攻击来源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但是中国政府能够很好地掩饰真正的源头，卡明斯指出。
根据卡明斯的说法，除了网络入侵之外，中国政府还能很好地利用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效忠他们，为他们获取情报。
“你有上万个容易攻破的弱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在高端产权信息和情报资料的领域工作，而且他们的心理预期就是将这些信息带回中国。”卡明斯说道。
经济间谍案件频发，直接导致美国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被外国企业盗为所用。“机密、产权信息以及技术正在飞离美国，”卡明斯说道，“如果我们失去生产制造的权利，我们不再生产产品，我们将会失去上亿的税收收入。”
肖恩·亨利在接替汤姆·哈灵顿出任犯罪调查部门的负责人之前，曾主管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之后又担任过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一段时间。尽管亨利总是会紧锁眉头、眯着眼睛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热心的无拘无束的人。他的左边脸颊上有一个酒窝，剃了一个布鲁斯·威利斯式的光头。
“十年前，恐怖主义组织用飞机撞毁了大厦，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今天，那些恐怖主义组织妄图能够通过电子攻击给这个国家造成同样的灾难，破坏我们的通讯系统，影响我们的重要公用设施，”亨利说，“我们肯定他们对于这些勾当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使他们不具备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他们也还能去租借这些能力—因为总是有这样的人具备这些技能组合而且愿意以出租的方式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威胁非常巨大，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外国情报机构、恐怖组织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亨利还说道，那些跟圣战因素有着紧密联系的恐怖组织事实上已经多次尝试发起网络袭击。“他们热衷于打乱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死死地盯着我们的重要公用设施—电站网络或是水处理厂。”
同时，根据亨利的描述，还有大量的外国机构“把数字资源获取计划当做他们军事目标的一部分”，企图获得美国军方和商界的秘密。
尽管美国有自己的国家数字战略，“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个计划会有效，”卡明斯说道，“我会更愿意建议那些企业，如果他们真的在乎一些资料，就把这些资料从互联网上拿下来，放到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果这些信息被附着在互联网上，你就没办法保护他们不丢失。如果信息附在互联网上，事实上就相当于你自己在声明对于这些信息的丢失可以完全无所谓。”
除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几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在美国安插间谍，自然，美国也把自己的间谍送到了这些国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间谍现在的活跃度半点也不亚于冷战时期。
2010年6月发生的一桩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俄罗斯的间谍正打算通过与智囊机构和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获取美国政策和秘密的情报。但是，最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10名俄罗斯间谍。第11名间谍被塞浦路斯当局收押。这些俄罗斯人都是所谓的非法官员或是情报人员，由一家情报机构派遣去其他国家做间谍，他们没有任何的外交掩护，也没跟他们的政府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2010年11月，俄罗斯媒体《商业日报》披露，一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被称为“谢尔巴科夫上校”—对俄罗斯情报人员被出卖一事负责，在俄罗斯情报人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前不久，该名官员离开了俄罗斯。一名身份不明的俄罗斯政府官员指出，已经签署了针对谢尔巴科夫上校的死亡通知。然而，实际上这名风头浪尖上的人物正是亚历山大·波提耶夫上校—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部门的副主任，正是他所负责的科室协调非法特工的各项任务。他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公开披露：这个案件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时一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招募了波提耶夫—时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间谍网络布置。这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属于非官方掩护（简称NOC）人员，这意味着如果他被捕，他在被起诉的时候就不能享有外交豁免权，可以被处以死刑。
结果到头来，俄罗斯间谍也没有得到什么机密信息。而实际上，俄罗斯可以从互联网上以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秘密。但是，联邦调查局让这个案子继续进行了下去，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危及这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以及他的线人，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观察间谍的行为还能够帮助局里跟踪了解俄罗斯获取情报的手法。
因为这些俄罗斯间谍从未获得过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他们最终只是被控没有按照外国特工身份登记或是被控从事洗钱活动而非间谍活动。否则，最长的牢狱之灾可以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就在6月27日逮捕案发生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利昂·帕内塔给他的俄罗斯对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打了电话，提议进行间谍交换。自从上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之后，帕内塔就一直在与弗拉德科夫打交道。弗拉德科夫是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7年任命的对外情报局局长，在跟帕内塔打交道的这么多年，还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大概一周的时间之内，他们来来回回通了很多次电话，最终，达成交易。
2010年7月9日，在维也纳机场，美国跟俄罗斯交换回因间谍活动被俄方收监的四名人员。尽管有人批评这次交换事件对于俄罗斯更为有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俄罗斯监狱释放出来的其中两名人员—亚历山大·扎波罗兹斯基和吉纳迪·瓦西连科—具有很高的价值。
正是这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上校，后来的美国事务部门的副主任—扎波罗兹斯基—提供了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的身份情报。艾姆斯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4年2月21日因参与俄罗斯间谍活动而被捕。
1997年，扎波罗兹斯基和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把家搬到了美国，开始经商。但是2001年，前克格勃同事告诉扎波罗兹斯基将会有一个克格勃纪念晚会在莫斯科召开，引诱他回俄罗斯参加这个晚会。扎波罗兹斯基以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并没有识破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间谍身份，所以执意前往，不顾联邦调查局的劝诫。
“与扎波罗兹斯基见面，并劝他不要返回俄罗斯的最后两名美国人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斯蒂夫·卡佩斯和我。那次会面就刚好发生在汉森被铺前的午餐时间，地点是在北弗吉尼亚。”麦克·罗奇福德说道。罗奇福德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获得了“教授”的编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就是与联邦调查局有类似职能的俄罗斯政府机关。“我们告诉他，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汉森放在2000年11月13日的‘死降’中，交给了俄罗斯人。但是他并不相信我们的信息，还是执意要回去。”
刚一到俄罗斯，扎波罗兹斯基就在机场被捕了。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