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欧阳薇荪，《于光远谈邓小平与深圳特区》。资料来源：http://www.*****.com/?kjdt/hzkj/2004/0004/hk2404t02.htm。
转引自[韩]朴贞东著，《中韩经济特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该书在1997年还出版了英文版：Jung-Dong，Park，1997，The Special EconomicZones and Their Impact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
华大伟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于英国。
参见大卫·沃尔（华大伟），《中国的开放经济》，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转引自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参见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根据调查，在当时，深圳的总投资当中有20%的资金实际上是来自内地的。参见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参见张军著，《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9月版。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关于深圳特区和整个中国经济特区战略的研究文献里，绝大多数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深圳特区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面，或者对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结构的一般分析。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献出现，这些文献把中国的深圳特区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或者自由贸易区等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当然，早期对深圳特区进行批评的文章也多半是一般的描述分析和规范分析，少有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框架和统计计量分析之上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想，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深圳特区（或是全部的经济特区）的存在是否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存在“扩散”的正面效应。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类似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土的企业产生技术上的扩散效应一样。经济学家对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技术扩散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结论上还不是那么确定。但就早期而言，经济学家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却是不足的。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经济学家对空间变量在经济解释中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以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经济变化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时候，创设特区和推进沿海发展战略的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正面效应，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要更好地理解并且研究一个特定区位上的经济活动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性”。而且我们需要把区位和地理的因素考虑进“外部性”的生成问题中去。在经济地理学的文献里，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在城市经济学的范畴内被提出来并被这样加以表述的：以技术或者知识在企业间的扩散为话题，我们需要弄明白的动态扩散机制是，一个特定地区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内学到东西，还是主要从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
经济学家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企业主要是从自己的产业内学到东西，那么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或者技术的采纳过程就会明显得益于“集聚”效应。这是一种属地化的外部效应。一旦存在这样的效应，企业当然就趋向于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或者城市。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扎堆”。
而如果某个特定地方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并且面临着竞争性的环境，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该地存在所谓“城市化”的外部效应。在这种外部效应下，技术和知识的扩散需要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1992年，包括Glaeser和Shleifer在内的四位经济学家联名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很短的论文--《城市的成长》（Growth in Cities）对于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复兴而言，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随后，在1995年，同样的杂志上发表了Henderson等另外几位经济学家合作的论文《城市的工业发展》（Industrial Developments in Cities）。我之所以说这些重要的经验研究文献复兴了城市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是因为关于外部经济和空间经济学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加拿大籍的简·雅各布斯（J.Jacobs）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Economy of Cities）中。
得益于过去十多年一些经济学家在空间、地理和城市经济学上的前沿工作与贡献，这些年来，使用空间地理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技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整分模式和产业组织结构的文献也开始不断涌现了。我在这里需要重点提及的是我于几年前读到的Cécile Batisse写的一篇论文《动态外部性与地方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这篇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特区试验计划和沿海开放战略是怎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
Cécile Batisse的文章实际上先后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工业行业在中国各省的区域化状况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说，什么行业变得更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省份），而什么行业在地理上的分布变得更加分散了。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度量上的方法把这个问题量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自然是，这些工业行业的地理分布（集中或者分散）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明显，Cécile套用了Glaeser等人在1992年使用的方法，把“城市-产业”的组合数据变成了“省份-产业”的组合数据。然后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在每个省份（用p表示，p=1，…29）的所谓地方化（或者专业化）的程度进行了测度。给定一个产业（用s表示，s=1，…30），她用工业增加值（VA）测度了衡量专业化程度的所谓“Isard指数”，其定义是：
这里的n表示整个经济的总体。一看就知道，Isard指数度量了某个省份在一个给定的产业上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分量”，这个分量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某个产业在某地区的地方化或者专业化的程度。作者发现，的确，以这个指数来度量，能源（石油、天然气等）产业集中主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省份，而大多数接近消费者市场导向的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作者把每个省的专业化指数进行加总之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明显出现了区域化和地区专业化的趋势。
有了这个指标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省份在某些产业上形成了比较集中和专业化的结构之后，它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在经济学文献中，对于什么样的产业空间分别更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消化，经济学家是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支持的。一个理论认为，产业朝某区域的集聚和较高的区域专业化的程度有助于技术的扩散和消化，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也有另一个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产业越分散，越异质化和多样化，越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与学习，从而越促进产业的成长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空间分布的演变模式（1988～1994），Cécile对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说做了一个实证上的检验。她设定的回归方程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