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侃如到任后，在校长胡适、副校长杨亮功的支持下，除了忙于上课、著述外，还对中国公学国学系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便是将国学系改为中国文学系，“我们的目的有二：（一）研究过去的中国文学——过去的三千年中，中国产生了不少的大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们的作品都值得我们毕生研究的。（二）创造新的中国文学——自十年前‘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作者很多而成绩未著，尚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的”15。怀着这样的期待，陆侃如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说明书，并组建了中国文学系系会，邀请胡适、杨亮功、丁鸟音、但懋辛、凌舒谟等担任名誉会员，为风潮甫定的中国公学重新回归平静的教学状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29年6月，以中国文学系系会名义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正式问世，刊名由胡适题写。这份杂志由陆侃如任总编辑。杨亮功与胡适、丁鸟音、郑振铎、马宗霍、郭步陶、冯沅君等人一道，受邀担任名誉编辑。
在陆侃如主政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小的“白薇辞职风波”，差点引发学生驱逐他的风潮。白薇，原名黄彰，别名黄素如，早年逃婚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受鲁迅影响很大，是“左联”早期成员。1929年10月，白薇到中国公学教戏剧，半年后，渐生辞职之意。作为系主任，陆侃如虽曾挽留，但考虑到她去意坚决，便未再坚持，并在课堂上与学生说起此事。白薇听说后，勃然大怒，利用上课时间怒骂陆侃如破坏其名誉，意在“激迫”其辞职，“真该地杀天诛”！于是，一些同情白薇的学生便组织起来开会，通过决议要求学校开除陆侃如、冯沅君。幸好，胡适及时介入，两边周旋沟通，查实原因，消除误会，最终双方和解。
尽管日常的校务大多交给杨亮功处理，但胡适对于教员的工作、生活还是尽量予以关心。在中国公学，陆侃如不仅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还收获了爱情上的圆满，这同样得益于胡适的热心。
冯沅君在与陆侃如确立恋爱关系后，先是告诉了在北大教书的大哥冯友兰，但没得到同意。于是，她又写信告诉唐河老家的母亲，更是遭到强烈反对。万般无奈之下，这一对年轻人向胡适求助。胡适一向乐于成人之美，当即亲自找冯友兰“游说”，竟然一举成功。作为名门大户，冯家终于接受了陆侃如。
1929年1月24日，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上海喜结秦晋之好，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结合，被称作是一部充满“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罗曼史。婚礼由冯友兰担任主婚人，胡适、马君武、徐志摩、张元济、赵景深等各界名人作为嘉宾出席，一时轰动上海滩。
作为中国公学的“幕后操盘手”，杨亮功与陆侃如、冯沅君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私人情谊。1930年6月，杨亮功接掌安徽大学，延揽优秀人才，恰逢中国公学改组，遂邀请陆侃如、冯沅君到校任职，承担中国古代诗史课程，在美丽的江城安庆再续前缘。
“铁腕”正学风
对于杨亮功来说，胡适的“无为而治”，与其说是一份信任，不如说是一份重托。他要负责的，毕竟是数百名青年人的未来，因而丝毫不敢疏忽，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日常管理之中。
那一年，杨亮功34岁，正当盛年，精力充沛，每天穿着笔挺的西服，双手插在裤袋里，穿行在操场上或是走廊中，遇到同学，就会操着一口安徽国语，和颜悦色地询问学习情况或生活情况，并热心解答学生们的每一个困惑，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化解了年轻人内心的各种郁结。
中国公学地处吴淞江口，环校四周，阡陌纵横，正是读书的好所在。每当夕阳西下，三五成群，聊天揽胜，别有一番闲情。而历任掌校人都推崇自由包容的治校原则，对于学生的管理一向不太严格，这在给学生营造无拘无束学习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不免催生一些漫无纪律的“捣蛋分子”，甚至严重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
新官上任三把火，杨亮功亦不例外。他到任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整顿学风。当时中国公学有些学生，既不注册，也不缴费，亦不上课，却长期居住在学校宿舍里，赖着不走。杨亮功了解情况后，立即通知说学校将筹资修缮宿舍，要求所有住校学生一律搬出。中国公学特意在吴淞镇上租了一栋房屋，作为临时宿舍，让学生过渡使用。他的本意是借此机会，将那些不符合住宿条件的学生清理出去。但直到搬迁期限将到的前一天，仍有十余人不愿意搬出，于是杨亮功决定亮出“杀手锏”——开除学生，整饬学风。
杨亮功深知这一招可能会引起较大反弹，因此必须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于是，他迅速拟定要开除的学生的名单，赶回上海，请胡适做最后决定。杨亮功解释说：“我认为这是我们接办学校的第一道命令。如不能彻底执行，则学校威信将永远不能建立。”胡适见他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大感欣慰，当即表示同意他的决定。有了“尚方宝剑”，杨亮功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吴淞，准备贴出布告，正式开除那些“捣蛋分子”。结果，这些人早已收到消息，闻风先遁了。
很快，杨亮功又烧起了第二把火。中国公学一向强调学生自律，自招收女生以来，并不禁止男女学生互进宿舍，以致一些浪荡少年不自检点，随意登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地。杨亮功知道后，立即下令整顿这种风气：“美国大学男女学生交往虽很自由，但宿舍门禁森严，规定会客仅限于在会客室，十时后，即禁止会客。”
可想而知，杨亮功的这一决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学生纷纷斥责他是开历史倒车，认为他思想落伍，不足以执掌全校事务。杨亮功坚持己见，甚至将一名在校外行为不检点的女生直接开除，以正校纪。
此事闹到胡适那里，胡适也赞成杨亮功的做法。他说，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即便是80岁的老太婆会见异性来宾，都必须有第三者在旁做证，随意进入卧室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几经整饬，中国公学校风大为好转，成为上海滩上一所拥有较好声誉的私立大学。
很多外校的学生，听到亲友或同学说起公学的良好风习，纷纷转学前来就读。一些过去身上带有不良习气的人，在这里也失去了挥洒的空间。杨亮功记得，同乡好友柏文蔚的公子柏心静刚转入中国公学时，言行举止之间，无不带有纨绔子弟的味道，但在这里却无人喝彩，形影孤单。结果，不到一年，他就变得彬彬有礼，与同学相处融洽，仿佛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这让杨亮功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人为求适应环境，自不能不有所改进。青年有视现实的环境如何而向善的或恶的方面发展的冲动。一个学校有优良环境，可使坏学生转化为好学生；反之，一个学校的学风不好，好学生就有可能变成坏学生。
在学风培育上，杨亮功费尽了心思，总觉得在这一点上，积极的引导胜于消极的防范。因而，他到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阳光健康的学习习惯、生活方式。大学生正当青春萌动、激情飞扬之际，如何帮助他们拥有正当的排遣途径，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
胡适提倡学生读书写作，固然可以成为业余生活的排遣之一，但毕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整日埋头于书山墨海。因此，校园里各类研究会、文艺社团，层出不穷，朝气蓬勃。中国公学素有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在上海的足球、篮球、网球、排球等联赛上，总有斩获。其中，篮球队的陈宝球最出风头，高大魁梧，体魄健壮，不但投篮准确，对于铅球、铁饼都是驾轻就熟。他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帮男女同学，尤其是一帮痴迷其风采的女同学，竟成了一道别致的校园风景。
那时的中国公学，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办运动会。胡适还特意为学校运动会写了一首会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也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
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这首会歌虽短，却铿锵有力，寄寓着胡适、杨亮功等学校管理者独到的教育理念：“学校教育重在普及，不重在争夺锦标。参加运动者不仅在锻炼身体，并且是人格之训练。光明磊落的襟怀，互助合作的精神，是从体育场上培养出来的。政治上的Sportsmanship（光明正大）态度，亦是从运动场培养的。”
一所学校风格的养成，正是在掌舵者精心的引导与浇灌之中慢慢葳蕤成荫的。这种风格的养成，对他们本身来说，又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
许多年之后，杨亮功在撰写自传时，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服务于中国公学的时光：
我在公学这一段期间，工作极有规律而生活单纯，家眷住上海，我寄宿于学校。每周三晚上回上海，第二天早上赴真如，因为我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统计两小时的功课。午餐后，回吴淞。星期六晚回上海，星期一晨回学校。在校中每日除办公时间外，早晨照例巡行全校一周，晚十二时在就寝前须至学生宿舍查看一遍，因为恐怕学生于电灯熄灭后燃烛看书的缘故。当我穿过大操场至学生宿舍时，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北斗低垂，万籁皆寂，这种情景，有非平时所易领略者。16
这一份过往，这一份情怀，已深深铭刻在杨亮功的心中。
奔走为立案
办私立学校最重要的事，是立案问题。私立大学没有立案，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是个“黑户”，很难进入正常的教育资格认同序列，所培养的学生也不被社会承认。因此，争取立案一直是中国公学的核心工作之一。
中国公学创办于清末，按照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虽然允许私立学校存在，但不纳入学制体系之中。私立学校只需备案，无须办理立案手续。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管理，先后出台政策法令，对私立学校的资格、规模、专业设置等都做了非常明晰的要求。1913年1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明确创设私立大学的各项政策，这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第一个成文法。一周后，教育部又发布《私立大学立案办法布告》，要求各地私立大学限期报部审查，并派员到各校视察，视其办学成绩优劣，再决定是否给予立案。
从现存的中国公学档案看，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不久，中国公学就提交了立案申请。当时，中国公学除开办政、法、商三门专科外，还拟办大学预科，“概用外国语教授，以直入大学分科，育成硕学闳才为宗旨”，但教育部屡以手续不合等为由，未批准其立案申请。1915年3月，王敬芳接掌中国公学后，再度提出立案问题，经教育部派员到校视察，认定“该校教员资格、学生程度尚属合格，每年开支经费亦足支持，虽管理事宜未尽如法，但能加意整顿，亦不难日起有功，应即准予正式立案”17。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办到学生毕业就不能续招了，而要专办专门学校，且在校名前冠上“私立”二字。不料中国公学很快停办，此次立案只好不了了之。
等到胡适接手中国公学的时候，私立大学受到了国民政府更为严格的管理。1927年1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了《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对私立大学立案做了具体的规定，政府允许设立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但必须具备相应条件，才有资格呈请政府立案。1928年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又先后公布《私立学校条例》《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等规程，进一步对私立学校办学、立案等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比如规定外国人充任校董会董事不得超过半数、董事会主席和董事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等。1928年6月10日，中国公学重组董事会，所通过的校董会规程，就是杨亮功依据大学院颁行的《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拟定的。
正是在这次校董会后，胡适、杨亮功决定向大学院呈请立案，呈文如下：
谨启者：窃本公学于民国前六年（清光绪丙午）为留日学生激于当时日政府之设立取缔规则返国后所创立，开办已阅二十余载。大学部毕业生已达五百余人，中学部则因受军事影响，簿籍亡散，无以核计。莘莘学子，不仅于科学上、文艺上尽贡献之责，而尤致力于清季革命，如丙午萍醴之役、辛亥黄花岗之役，本公学校友之奋身死难者不下数十人，而为本公学投江自尽之姚君宏业尤为革命巨子。故当总理在日，虽政躬纷忙，而以爱护本公学之故，仍兼任董事，力事维护，于其临时大总统任内，指拨三百万为本公学经费。其款虽为项城扣发，仅领到四十万元，然本公学之得于民国元年添设政法商专门科者，总理之惠也。其后政法各科停办，中学改为新制，商科改为大学。十四年又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系。十六年中法工专因风潮停办本科，失学学生要求转入本校，得政府允许，每年津贴四万元，因设为理工、文、商、法五[四]院。本科各系毕业，爰改为文理院及社会院，仍以预科系焉。兹据本年二月六日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条例》及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将本公学各项表格连同校舍平面图及说明书一并送上，即希转呈大学院鉴核，准予立案。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