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事实上，“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如果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似乎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会相反”。
2.威廉·伊斯特利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得以改善，也有可能恶化，两者的概率是相等的”。
3.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为3000美元），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4.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真正的衡量方式或许不会将增长率奉为圭臬。
黄有光注意到“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规律，即收入与快乐的关系，与一国发展阶段有关。相对而言，在温饱阶段，有钱可能带来的快乐更多；而在小康阶段，有钱带来的快乐在边际上越来越小。因此，经济越发达，越要重视能够更有效增进人们快乐和幸福的价值--如精神财富（SWB），越要注重协调发展。同时黄有光也没有忘记指出，在东亚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那里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经济发展仍然能让人们欣喜欢跃。因此这些地区就需要纯粹发展经济，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西部地区。
国际社会正在改变把总效用当做总福利，把GDP当做福利标志的做法。日本人已经把国民幸福总值提高到“使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高度，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发表《日本的GNC》也意识到，GNC和GDP一样重要。
边沁虽然用“效用”这个词，但意思实际是指与效用对立的价值（近于我们说的意义价值，但意义价值属于世界三，没有主观色彩），因此在后人看来是“主观的”、非标准的。马歇尔以后所说的效用，在标准意义上实际已成为边沁所说的效用的反义词。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5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9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9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西托夫斯基的逻辑推理是：愉悦来自变化，而计算机技术长于处理变化。范围经济降低变化成本的主要途径是将平台与增值分开，共享基础设施，或共用模块，这样就分摊、降低了增值环节品种多样化的成本，而规模经济利用物质产权限制这种共享。
无聊有两种含义，一是无中心化意义（但有去中心的意义），二是低唤起水平，这里指后者。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同上书，25页。
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姑且用之。
在每个当下的劳动都是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而直接进行时，劳动就不再是一种中间价值意义上的牺牲。
发展要求工具理性与目的的二分，人们为了获得目的上的自由，必须牺牲在工具理性上的自由；在异化中，人们甚至要暂时牺牲终极意义上的自由。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76～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1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福利观
问题的由来
价值相对论，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互联网没有中心，所有节点都是相对的中心。因此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球，任何一点都是中心，又都是相对的。但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会面对一种经济上选择的困境：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就其最终结果来说，好不好没个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什么事情在经济上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呢？
传统经济学没有给我们答案，他们一般不关心“应该”如何的问题，认为这是伦理学家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正好就是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伦理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同卡尼曼一样，在质疑经济人理性这个根上，与互联网经济有严重的“共谋”倾向，所以值得我们研究。
从互联网的本性，我们可以推断出它在“可能世界”问题（也就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问题）上的立场：有别于将可能世界建立在伦理与道德的生产社会性基础上的立场，后现代的可能世界以充满个性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互联网的个性化经济，本质上就是“怎么都可以”（选择自由化）的经济。我们要探讨的是这样一种选择高度自由化的经济的伦理性规则。
巴塔耶：普遍经济的前提是过剩
后现代经济谈论福利的前提是物质过剩而选择丰富，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
巴塔耶将经济现象还原为更为普遍的自然现象，将财富还原为能量；将经济学问题还原为哲学问题，即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概括为“地球来自于宇宙的能量循环”，“它不能不顾后果地忽视能量循环的规律”。
巴塔耶说：“我将从一个基本事实着手：生命在地球表面能量起决定作用的状况下，它所接受的能量通常超出了维持生命之所需，这种剩余的能量（财富）可以用于系统（有机体）的增长；如果系统不再增长，或者这种剩余能量不能完全在系统增长中被吸收，它就必定会毫无利润地丧失；它应当被花费，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以光荣的方式还是惨败的方式。”
他之所以从如此抽象的高点立论，是有深意的。
从背景上看，经济人理性实际是把系统在开放条件下负熵增加这一现象普遍化了；用巴塔耶的话说，企业“以典型的特定系统（有机体或企业）作为基础”，经济活动“根据特定的有明确目的的实践活动而被构思”，以利润的形式聚集能量，“它丝毫不考虑到没有特定目的的能量运作”，结果是导致系统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实际上，还存在环境与系统之间熵增的对应过程，即为消费而消费的过程。虽然从字面上看，巴塔耶似乎在提倡浪费，但要注意他所说的前提：“只是在增长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能量浪费。因此，真正的过量是个体或集体达到其增长极限时才开始的。”我认为，巴塔耶这里有个小毛病：他没有对有效需求不足进行制度分析，看看究竟是谁、为什么不能具备有效需求。他把所有人抽象成了一个人。
按巴塔耶的理论，为生产而生产一旦走向极端，势必意味着系统相对于环境的过高负熵水平。与普利高津不同，巴塔耶指出了系统一旦能量过度聚集的负面后果，即生产过剩引发战争这种高能量释放过程（“战争被视为过量能量的灾难性耗费”）。这意味着，系统不是有序化程度越高越好，还要看与环境是否匹配。
巴塔耶的这种看法非常独特而富于创见。事实上，破坏力低于战争的高负熵状态，我们在价格战、消费疲软、有效需求不足、二元经济等现象中均可观察到。这正好是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遗留给当前经济的问题。
正是基于有现实历史背景的系统与环境的能量平衡分析，巴塔耶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倾向相反的结论：“有必要将被生产出来的部分物质性能量驱散，使之化为灰烬，对这点的肯定就是同构成理性经济基础的判断作对。”有限经济的前提是稀缺，普遍经济的前提是过剩。巴塔耶认为，过剩是普遍现象，不足是有限现象。
回到消费本身
实际上后现代思想并不在消费之外，而是直接回到生活本身。
“回到消费本身”，浅层次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生产普遍过剩，而且是制度性的生产过剩，所以要补经济学“太极”阴阳的另一面--消费。具体来说，首先，要在简单再生产和交换领域，将消费的交换价值从生产的交换价值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化；然后，在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领域，将消费的增值与生产的增值对应起来。在这里，生产与消费同是现代性的范畴，是现代性范畴内部的一对矛盾。“回到消费本身”是为了不使矛盾过于偏向它目前失衡的一面，以达到经济循环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现有的消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消费观点，大多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回到消费本身”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战略含义。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把消费始终视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根本在现代性本身。也就是说，制度性的有效消费不足，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工??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它是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生产为中心”，确切地说是以“生产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与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理性为中心，以理性本质为中心的现代性观念，是相伴而生的。当我们提出“回到消费本身”时，它在经济学上的含义就与胡塞尔在哲学上提出“回到现象本身”具有同方向的意义。“回到现象本身”，是说要从把理性绝对化的本质世界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我们说“回到消费本身”，就是要从生产世界回到生活世界。前者是现代性理念，后者是后现代性理念；前者反映第一次现代化的现实，后者反映第二次现代化的现实。
第一个区分两种消费的经济学家，是1897年出生的巴塔耶。巴塔耶是“经济学中的尼采”，他本人也确实深受尼采影响。虽然巴塔耶没有像尼采提出“上帝死了”那样，宣称“生产死了”，但他以消费为中心的普遍经济学的提出，倒确实回答了“上帝死了”之后到底谁活着的问题。他的结论，当然是消费者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常说“以顾客为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命题。在《普遍经济学》中，巴塔耶天才地提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循环经济”的思想，提出“经济取决于地球上的能量循环”的核心观点。巴塔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观点之一，就是提出了两种消费的思想：第一种消费是生产性消费，第二种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
两种消费
生产性消费，是指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是指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生产性消费，是依附于生产的消费，是作为生产手段的消费。这种消费的目的在于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常说“扩大消费，促进增长”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但是，这种消费并不是消费的全部。比如，如果一种消费，无助于增长，但有助于幸福，而增长与幸福在福利上发生矛盾时，这种消费就不属于生产性消费。许多精神消费就有这类特征，所以我们还必须理解巴塔耶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的消费。
非生产性消费，是作为消费者个人目的实现的消费，是以消费为本意义上的消费，即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不是通过消费来促进生产，而是通过生产来促进消费；或者说，不消费，就不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生产。然而，巴塔耶所说的非生产性消费，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是后现代的含义。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异质性的，后者是同质性的。异质性就是个性化，因此非生产性消费在后现代性意义中，就是指个性化消费。之所以叫“非生产性”的，是因为巴塔耶认为“生产是社会同质性的基础”。因此，非生产就等于说非同质。非生产性消费，就是指异质性消费，即个性化消费。真正对同质性生产体系产生解构作用的，正是这种异质性的消费。
回到消费本身就是回到日常生活本身
从生产向生活复归
巴塔耶对工业化的历史局限进行激烈的揭示，其中一方面就是针对这一点：“共同的尺度，即社会同质性及由此而来的活动的基础，就是货币，也就是集体活动的不同产品可以计量的等价物。”在巴塔耶看来，人的本性是有个性的，违反个性化的同质化生产只是人类工业化这一阶段的特例，异质性生产（或他所说消费）才是普遍的。因此他把工业化经济学称为特殊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称为普遍经济学。意思是说，工业化经济学只是信息化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即带上斯密假定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只管二三百年这一小段时间，“过期作废”。按照巴塔耶观点，可以自然地推论出：信息化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以人为本，就是以个性化作为人之根本；回到个性化的人，就是从同质化的生产回到异质性的消费。
从社会生产向日常生活复归
鲍德里亚是消费力经济学的另一个后现代思想来源。鲍德里亚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对生产概念的彻底解构。在其经济学代表作《生产之境》中，认为现代性或者说工业化的核心，体现在“以生产为中心”上。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赞颂，如新古典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如政治经济学，都自觉不自觉地把“生产”作为一个图腾来对待。殊不知，在信息化的状态，人类生活的中心将向日常生活转移，人类将进入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由此建立了著名的消费社会理论。
消费力经济中的消费
消费力经济重建了消费的概念，认为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获得产品、服务和体验而得到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满足的过程。消费价值是指消费本身创造的价值，包括直接动机满足的价值、消费者的社会必要消费时间消耗，以及消费对于实现生产目的的贡献。一种商品是否具有消费价值，取决于这种商品是否具有效用，是否具有满足消费者欲望也就是直接动机的能力，取决于消费这种商品是否能为消费者带来必要的社会发展能力，取决于这种商品是否能为消费者带来自主消费的能力。
这样一个定位，明显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消费视为直接动机（欲望）满足这种同质化低级需求的桎梏，深入到第二次现代化的个性化自主消费的领域，为后现代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超越分配的福利
后现代主义不光从消费这一个角度理解福利，自由也是重要的福利，甚至首要的福利。不过，后现代思想家并不习惯于用“福利”这个词来指涉自由，更习惯从伦理这个角度直接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