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克是怡和打开日本市场的功臣。1859年，25岁的凯瑟克被怡和派往日本探察商机。当年7月，凯瑟克载着一船中国商品，由上海抵达日本新开放的通商口岸横滨，并于同年11月采购了一船当地货物驶向上海。第二年【1860年】初，凯瑟克为怡和在横滨买下了第一号租地，开设横滨分行，为怡和在日本的业务打下坚实基础。三年后【1863年】，凯瑟克参与帮助了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人前往欧洲学习。
1874年，凯瑟克出任怡和洋行总经理，直到1885年返回伦敦，是怡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1877年，香港两大英资财团--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终于走到了一起。怡和洋行大班凯瑟克加入汇丰董事局，他通过出任汇丰董事，弥合了自1865年以来存在于汇丰与怡和之间的嫌隙。三年后，威廉·凯瑟克当选为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自此，两大财团开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不过，更为密切的合作则是1898年双方联合筹办了著名的中英公司【又称“中英银公司”】。
5 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进入19世纪后半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被一步一步地纳入西方世界的逻辑之中，资本主义成为控制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力量。中国不仅早已无法左右国际局势，而且也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在这个时期，世界银价陷入前所未有的变动之中。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白银产量的增加，以及银本位国家转向金本位，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出现了长期而且是巨幅的下降。受国际市场银价影响，中国银两的汇价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愈演愈烈。
在这种市场行情下，白银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要预测白银的远期价格，更需要有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理财本领。汇丰银行经过市场锤炼聚集了一批英才，有着超常管理才能的杰克逊本人即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金融专家。在外汇市场上，汇丰银行日益居于主宰者地位，杰克逊领导下的汇丰在中国的地位扶摇直上。
与通过借款主宰中国财政金融命脉并驾齐驱的，是汇丰垄断国际汇兑掌控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多由外国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国际结算自然多由外国银行办理。有历史学家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汇丰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用于购入汇票的资金在货币资本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多数年份占到了1/3。汇丰在中国国际汇兑业务中的地位是如此的稳固，以至它有能力操纵上海的外汇市场。在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外汇市场，一向是以上海的外汇市场行情变化为依据，而上海则以汇丰银行的牌价为准绳。因此，汇丰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极大程度地左右着天津、武汉等城市外汇价格的变动。
汇丰银行声望的提高，还进一步表现在它与英国政府、香港殖民政府和清政府的关系上能左右逢源。英国政府与汇丰商定，由它管理所谓的财政金库。这些款项是支付给受英国政府雇用的人员的。在中国及日本驻有英国领事的港口，汇丰银行担任对英国士兵、水手付款，并按当日行市付给银元。财政金库的账户上每月有大约7.5万英镑的待付款，这笔存放在汇丰银行的款项，按每周最低余额付给四厘利息。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银行还保管着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款项，其存款包括办公用费、罚款和没收款项、船舶吨位税，以及各种手续费和其他特殊款项。
当银价大幅跌落，其他银行纷纷把资金积存为英镑而将白银库存削减到最低水平时，由于有着巨额的政府存款，汇丰银行的库房里堆满了白银。汇丰持有如此丰富的白银和筹币，因而能够对清廷及地方政府进行高利短期放款，而其利率则比付给存户【如财政金库的四厘】的利息高得多。在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持续下跌时，这种行为无疑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不过杰克逊本人即是一位能设法减少这种风险的行家里手，他不仅未因银价波动和下跌而使汇丰陷入困境，反而从竞争者手里一次又一次夺得生意。杰克逊善于把汇丰银行的资产保持充分的流动性，以应付一切付款的要求。同时，他还经常承做其他银行由于手头没有白银而放弃的合同和放款业务。可以说，有着管理白银超常才能的汇丰银行将它手中白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银行“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甚至被时人称为“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在银价持续下跌的过程中，汇丰银行凭借杰克逊的坚强领导和银行上下的积极进取，利润大幅增长，并于1882年和1890年两度增加资本，由当初的500万港元增至750万港元，再增至1000万港元，从而进入实力迅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成为远东最具实力的银行。
当时间进入19世纪90年代时，汇丰银行已包揽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业务，包揽了外资银行在华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并陆续获得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除了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以外，又进一步涉足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与汇丰相较，总行???在英国本土的丽如、麦加利、有利、呵加剌等银行，则多半是在经历着凄风苦雨的岁月。它们此时的命运与汇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早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在国际汇兑方面曾经是外国在华银行中最具实力者，也是最早受到银价跌落影响而产生亏损的银行。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它连年亏损，营业陷于停顿。1879年在南非的分行因亏损严重而被迫出售，使其在南非洲的根基动摇。1883年又因投资锡兰咖啡业和毛里求斯糖业双双失利，账面上出现巨额亏损，从而元气大伤。最后，这个在东方世界活跃了近40年的英国最老的殖民地银行，于1884年5月宣布停业清理。虽然在停业半年后，新丽如银行再度开业，但是经营不到几年，伦敦总行再次传来停业清理的消息。1892年，丽如银行在中国消失无踪。
呵加剌银行的命运较丽如也没好多少。这家继丽如之后倒闭的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营业绩尚可圈可点。在1884年丽如银行倒闭之前，无论是伦敦的总行还是在各地的分行，其银行业务都在持续走上坡路，上海分行的业务也不例外。而且，在1880、1885和1887年，它还先后在汉口、九江、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它的资本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均超过了麦加利、有利银行而紧随汇丰之后。然而，它同样未经受住银价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于1900年倒闭。
有利银行在此十年中，呈现的同样是走下坡路的局面，其在东方的业务尤其不顺。在丽如银行倒闭的1884年，有利银行上海分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三年后，伦敦总行同样经历了一次劫难。至19世纪末，有利银行已经失去了外国在华大银行的地位。
在这些岁月里，只有麦加利银行与汇丰有得一拼。19世纪80年代，它与汇丰银行一样获得迅猛发展。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它的势力得到大大扩充。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它都领先于汇丰：在锡矿业中心的槟榔屿，1884年建立分行的汇丰虽然抢走了较它早9年建立分支机构的麦加利很大一部分银行业务，但锡矿的投资仍牢牢掌握在后者手中。汇丰银行马尼拉分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遭遇挫折，是麦加利银行出手相援，才得以摆脱困境。
6 一元存款与一角储蓄
存款一向被汇丰认为是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汇丰在投资资金方面努力开辟的一项重要来源。在汇丰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存款增加了四倍多，1874年达到1756万元。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汇丰的存款额同样增长迅猛。1880年，存款额已达2420万元。
这一年，汇丰银行总经理杰克逊宣布，香港的银行生意已有一半落入汇丰手中。占汇丰存款绝大多数的中国内地市场也在持续增长，其中上海分行吸纳存款最多。这一时期，上海分行的营业额已远远超过香港分行。
在华外资企业周转过程中的间歇资金，常常是汇丰银行存款构成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成了汇丰银行的最大客户。而汇丰银行的金融创新在存款业务中也有着充分体现。汇丰所迸发出的活力的确是多方面的。
19世纪80年代以前，汇丰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主要来自商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商界向外延伸，存款触角一方面伸向缩衣节食的升斗小民，一方面伸向积玉堆金的豪绅大吏。将存款业务向中国社会的两极发展，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存款业务发展的显著特征。
向底层发展的一个手法是开办储蓄业务。1881年4月，汇丰银行上海储蓄部成立。它所接受的存款，最低从一元起存，最高一次不超过一百元。利息为“每百元每年计洋三元五角”，即3.5%。储蓄业务的开办，既让普通老百姓的储蓄欲望得到了满足，也为汇丰自己赢得了声誉，扩阔了财源。
1884年，汇丰香港总行成立储蓄银行，其所付存款利息最初也是年利3.5%，后减为2.5%。为吸收小额存款，银行还创设了“一角钱的储蓄制度”。
存款业务的拓展显示了汇丰银行非凡的创新能力。资料显示，在香港储蓄银行创办的当年，这样的存款一共只有65元，但是55年后的1938年，它已发展到了1355.3万元，相当于这一年汇丰银行资本总额的67.75%！
汇丰银行吸收存款的另一类重要客户是当时中国的官员、商人和财主。汇丰对存户的存款以“绝对保密”著称。史载清朝庆亲王奕被御史参劾以2厘低息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银子。对此，户部奉命追查。然而，当办事人员来到汇丰后，汇丰以“任何人存款不准告人”的行规拒绝答复，更遑论查看账目。汇丰不轻易泄露存款人秘密的“良好声誉”，以及信用良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即使低息也将大额款项存入汇丰的现象“蔚然成风”。
对此，汇丰天津分行的例子可见一斑。天津大军火买办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讲述其父做买办的经历时说：“满汉显贵中有些是被他【指雍剑秋，下同】行过贿的，有些见他有钱，都非常相信他，纷纷把买官鬻爵搞来的钱托他用堂名或化名存入外国银行，不计利息，甚至愿交保管费，只求保密稳当。这些人中有庆亲王奕、恭亲王傅伟、肃亲王善耆等。存入德华银行的存款全由雍剑秋经手办理，存入汇丰银行的，有时由他经手，有时由吴调卿【名懋鼎，字调卿，汇丰天津分行首任买办】转办手续。……存入汇丰银行的因系秘密存款，有些人死后，无人知其底蕴，也就白白送给了外国银行。”
吴调卿之子吴焕之也曾谈及其父当年为李鸿章将钱存到汇丰银行的事。吴调卿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同为安徽老乡，两人关系密切。“我父遇事拜会李鸿章时，李多是在他的签押房单独接待。有时李拿出数万两的银票交给我父说：‘调卿，你给我放一放。’由于李信任我父，所以也不要什么字据。李鸿章故后，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经计算本息共银一百五十万两。”当吴调卿事后准备将这15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时，后者曾不相信其父当时经吴之手在汇丰的存款是如此之少，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杰克逊执掌汇丰时期，存款迅速增长【见表2-1】。正是众多新存户的加入，汇丰银行的董事和经理们才自信地认为：“【汇丰】银行已经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
同样，杰克逊时代汇丰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城市发行并流通了大量钞票。与其他一些在上海等地发行过钞票的外国银行相比，汇丰发行的钞票流通得更多、更广。本应由中国中央银行行使的货币发行职能，与关税和盐税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一样，掌握在了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其实，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中国主权所遭受的损害，又岂止关税存管权、外汇牌价权和货币发行权？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的外滩位处租界内，而租界正是一个“国中之国”。
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39页。
吴焕之：汇丰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71页。吴调卿为安徽婺源人，当时婺源隶属安徽，今属江西省。
7 金融网扩展：成就远东霸业
杰克逊善于开拓的个性，在他出任汇丰总经理之前就已经在日本横滨有过展现。在上任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所领导的管理层深思熟虑地将汇丰银行的金融网络铺得更为完整，不仅在中国各主要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网络更加细密，而且也在国外对华贸易的关键地点设立了大量网点。
就在杰克逊执掌汇丰大权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英《烟台条约》的签约所在地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第二年【1877年】，福州分行成立。两年之后【1879年】，九江的代理机构成立。1880年，又在广州设立分行，同时在已开埠的北海设立代理处。第二年【1881年】，在贸易地位日趋上升的北方重镇天津设立分行，同时在南面的澳门设立代理处。四年以后【1885年】，汇丰的触须伸向北京。1886年又南向台湾，在通商口岸--打狗【今高雄】设立了代理处。在经历了第二个十年后，汇丰银行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北起北京、南临北海、东到台湾、西至九江的金融网络。
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金融网络中，天津分行与北京分行的先后设立，对于成就杰克逊的金融霸业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值得特别一提。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天津，是19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辟新的出口大宗皮毛产品的枢纽，同时也是外国商品向中国华北倾销的重镇。在贩卖鸦片领域打败怡和、宝顺洋行而壮大起来的沙逊洋行，既是这个地区皮毛产品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也是这个港口城市鸦片和棉织品等输入商品的主要推销人。在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以前，沙逊洋行在贸易的金融周转上，靠的是经常购买大量黄金来清偿贸易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