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然把我的家底都摸透了，他见我沉默不语，趁热打铁道：“不要担心你国民党的身份，你曾千里走单机，为我们的同志送过重大情报，为滇西共党游击队减少了伤亡，可算是功臣！我可以成为你的推荐人，推荐你重新入党！”
我的心被他说动了，但我依旧存着顾虑，国民党上层毕竟对我有恩，便说：“我考虑一下，喝酒喝酒！”
朱文彬只得举杯道：“希望长天兄尽快融入建立新中国的洪流中来！”
以后一个月里，朱文彬暗下与我接了几次头，我都婉言拒绝了。
不久，国民党上层发出密令，让我们全体出动，将一批物资运到了香港。我们刚下机，便有一群便衣特务冲了上来，将我们看押了。我们这才明白，国民党上层已经看出我们摇摆的势头，于是将我们骗到香港，在特务的看押下飞往台湾。1949年11月8日中午，刘敬宜趁着上厕所的时候，给我递了一支烟，然后使了个眼色就出去了。我借口蹲大号，支开了身边的特务，剥开香烟，烟丝里塞着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
明日凌晨6点起义，北飞！
我借着点烟的时候将纸条烧了，心中“怦怦”乱跳，我已经三年多没有过这样的激动了。当晚，在餐厅聚餐的时候，我看到不少飞行员都相互使着眼色，有意无意地让那些特务多喝了几杯。
第二天凌晨5时许，数十个飞行员早早起床，打着手电筒赶赴香港启德机场，有的飞行员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牙齿在寒风中“咯咯”响着。灯光下，是一张张紧张的脸。我注意到，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也在队伍中，他和刘敬宜小声交谈着什么。那些特务也明显感到气氛不对头，但又不敢贸然行动，毕竟按照航班，凌晨6点我们都该出机。
到了启德机场，我们纷纷上了机，开启机前灯。我将勃朗宁放到坐垫下，双手由于兴奋而颤抖。这一天根本没有一个顾客，在起义前的半个时辰，刘敬宜和陈卓林已经安排人，秘密给那些购买了机票的客人打了电话，说飞机有故障停飞了。
那些特务一直在机场徘徊，他们没有接到通知，不知该不该上机，国民党上层并没有给他们安排特定的机位。机前灯下，他们脸上的表情比我们还紧张。
“飞往台北——”
“飞往重庆——”
“飞往海口——”
十二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我的脉搏几乎跟着夜光手表在跳动，凌晨6点一到，我驾驶着“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6点30分左右，十二架“两航”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北飞机群保持着高度警惕，我因为有飞过“鲨鱼”的经历，一直在前面充当护航的角色。
正飞着，我忽而注意到，仪表盘上两个黑点以战斗机的速度向我们追了上来，我心中大惊，怕是国民党的战斗机得到消息，追击了上来！其余机长也很快发现了，对讲机里传来他们紧张的声音。
“07，现在怎么办？”刘敬宜急声问我，我是这支空中队伍中唯一击落过飞机的。
“我去拖住他们，你们继续飞！”我一咬牙，猛地拉动操控杆，飞机掉了个头，向两个越来越大的黑点飞去。
那是两架我再熟悉不过的美式“鲨鱼”，他们也向我飞了过来，对讲机里传来美国飞行员的声音：“速速返航！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老师！”他们是我教过的两个飞行员。
“你们可以击杀我了！”我厉声叫道。
两架“鲨鱼”在空中盘旋着，似乎在通话，一个飞行员说道：“老师，你们中国人的内战我们不管，但我们受命令，前来追捕你们，如果就此返航，我们也不好交差！”
“我不会为难你们，只要你们的子弹打得中我的飞机，我会乖乖跟你们返航！”我拉动操控杆，“空中行宫”硕大的机身在启明星的照耀下，向下面扎去。
那是我第一次笨拙地用民航飞机运作我拿手的“倒拔云”，幸而机身惯性极大，坠落的速度达到了战斗机的高速，两架“鲨鱼”也飞降而下，他们曾听我在课上讲到过“倒拔云”，知道如何截杀，所以在空中分开，直接向民航飞机可能昂起的两个方向飞掠。
在距离地面百来米时，我猛地减速，将油门杆拉到了最底，放下了起落架，“空中行宫”的机头触碰到了沙土，跟着起落架落了地，在地面上高速滑翔起来，机翼撩得周边的枯草沙土漫天飞扬。我飞快地打开座机舱门，把里面的航空备用器材通通丢了出去。
两架“鲨鱼”没料到我居然没有再次升空，忙掉转航向从空中追击而来。“空中行宫”从荒草地上再次起飞，这次载重轻了，速度几乎与战斗机持平，两架“鲨鱼”尾随着我追了一阵，一个飞行员忽而使用扩音器叫道：“老师，你可以走了！如果你驾的是战斗机，我们早就被击落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敬意。
两架“鲨鱼”振动机翼，向来路飞逝。
我坐在驾驶座上，长嘘一口气，机头一拨，向北飞去。我在长沙上空追上了起义机群，那些民航飞机振动机翼，欢迎我归队，刘敬宜更是惊喜道：“长天，蒋老头给你的名号不假，你小子真是只神鹰啊！”
机群飞过长沙约十分钟，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十五秒钟一次，反复播放。这是中共党中央为“两航”起义飞机专门安排的无线电信号！各机舱里一片欢腾，一名机长甚至兴奋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已经俯瞰到自己的老家了！
9日12时15分，我驾驶的“空中行宫”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飞机按照计划，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刘敬宜、陈卓林一下机，便发表起义通电，宣布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更多“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震惊了世界。
我参与的那次“两航”起义，不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二十七个机构相继效仿，起义脱离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台湾那边气得直骂：“娘希皮！”起义后，我依旧在民航公司上班，飞北京到昆明的航路。我的生命归于了平静，我在驼峰的那一页也被尘封了，那里成了世人遗忘的角落。
然而，就在我打算娶妻生子的时候，整修风却兴起了！我在昆明的档案被紧急调往了北京，上面开始派人盘查我，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那些有前科的共产党员很多都被修理了，我身边几个帮国民党“服务”过的机长都被抄了家，关了牛棚，一个机长不堪负重，在北京跳昆明湖自杀了。
我感到了潜在的危险，那种危险不像是在驼峰时遇到的肉体的危险，而是精神和信仰的崩溃。
那一天，我出机回来，有媒人向我介绍了一个女孩，我匆匆去一家咖啡馆赴约。我远远看到媒人旁边坐着一个女孩，一张混血儿的脸，长发飘洒，脸上投射出英挺之气，我一时呆住了，她和罗丝长得多像啊！
我一阵兴奋的恍惚，正要过街，一个人忽而从身后拉住了我，压低了声音说：“长天兄！你被盯上了，快跟我走！”却是那个朱文彬。
他带我拐进了一个巷子，脱下身上的棉袄，披到我身上，又将帽子扣到我头上，神色紧张道：“你在昆明的家已经被抄了，他们翻了你的旧案，给你定了‘走狗’的罪行！棉袄夹层里有你的‘一等复兴勋章’和‘鹏举奖章’，我跟在他们后面抄家时，偷偷藏起来的！你快跑路吧，不然会有牢狱之灾！”
我微微愣怔了一下，便从这口小巷子里开始了我长达数年的逃亡生涯，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时刻。我在昆明隐匿了大概半年时间，就徒步返回了我的家乡——玉龙县，就像很多个日子前，和赵小虎徒步来到昆明时一样。我在外奔波的这些年恍如一场梦，只是离家的时候是一身皮衣，回来的时候换了一身的棉袄罢了，我感到万念俱灰。
玉龙县的废墟上已经有了百来户人家，我家的那片废墟上盖了瓦房，门檐下的小孩正玩着泥巴，看到脏兮兮的我，拿泥巴就甩：“坏人！坏人！”那些乡亲们也没认出我来，都以为我是从哪里逃荒过来的。
我在村口的那棵五针松下躺了半天，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讨饭。是的，讨饭。那些野狗和小孩常常追在我后面打。
有一天，我在五针松下吃完讨来的半只脏馍馍后，打起了瞌睡，忽而一阵久违的飞机轰鸣声从云层后传了过来。我的脸皮颤抖着，看向天幕，一架残翅伊尔-2撕裂了云层，向这边飞了过来，机翼剧烈地颤动，我知道那是维克多在呼唤我……我从梦中醒转，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去喜马拉雅山看一眼，哪怕死在那里！我死寂的心又颤动了，我决定先活下来。
我上了玉龙雪山，在赵小虎所说的那个出现过食人猪的洞穴中偷了一杆猎铳，伏击了几只野兔，拿火烤熟了，便走上了去驼峰的路。也不知走了多少天，我抵达了那个曾经无数次俯瞰过的喜马拉雅山脚。我加入了那里一个猎人团队，安扎了起来。每次出猎，我都会爬很高的山，将那些飞机的残片捡起来收藏，后来有人捡了残片就会送给我。我把那些残片堆在山下的木房子里，不到一年时间，我居然可以拿残片拼凑出一架飞机的外壳了。
我从过往的客商口中得知，外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昆明上学归来的学生甚至说，我们这批人已经被平反了，组织上一直在寻找那些躲起来的“资本主义走狗”。我听着那些话，只是苦涩一笑，仰头睡在飞机的壳子上。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和一群猎人追逐一头熊瞎子，它一夜之间就刨光了山下几户人家种下的苞谷种子，还将一个婴儿活生生地吞了下去。那一晚的月亮很瘦，勾得人心惶惶的。我们一直追到后半夜，追到了一口冰雪覆盖的洞口，那雪洞形似老鹰嘴，一股阴森的气息从里面飘了出来。
我们点了松脂火把，向里照了照，里面深不可测，我们不敢贸然潜进去，开始在洞口挖陷阱，埋尖桩。陷阱布置好了，我们捡来大量的木头，堵在洞口，放起火来，想用浓烟熏出那头熊瞎子。
接连熏了半天，我们的把脸都熏黑了，那头熊瞎子还是没有出来！我们便知这口洞是通往别的洞口的。我们不甘心就这么下山，把火用雪泥盖灭了，端着猎枪，擎着火把，闯了进去。
这口洞的洞口不大，里面却宽敞得很，比玉龙雪山上那个雪洞还要大。走在前面的猎人忽而“咚”一声，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拿火把一照，顿时吓得往后一跳，说：“死人！”
我凑上前一看，一个人双手抱着膝盖，埋着头，一动不动地依着石壁，浑身都是冰碴子，头上歪戴着一顶破军帽，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冰雕似的。
看到那顶军帽，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维克多！”跪下身来，抱着那个冰雪覆盖的人，失声痛哭。
我们从洞穴深处找到了那架冰封的伊尔-2，敲去了上面的冰雪，合力将它推到了洞口。维克多的尸体后来渐渐腐烂，冰块也救不了他的躯体，我就把他埋在了老鹰嘴下。此后，老鹰嘴成了我的地盘，我每天都会跟地下的维克多说起我们曾经的辉煌事迹，以及那个叫罗丝的女人。
好了，记者同志，我的故事讲完了，但驼峰航线上更多被冰雪覆盖的诡异事件和英雄事迹还有待他人发掘。我现在有些困了，唯一想做的就是睡觉，但愿我能梦到这架伊尔-2同“红色男爵”与“鲨鱼”在苍天翱翔，追杀零式日机的悲壮场面！
如果哪一天，你们给我收尸，请把我和维克多葬在一起，墓碑上什么也不要刻，只要撒一捧雪就成了。咳，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