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白玉说完，我披挂人皮鼓一路狂奔逃离蛊惑寨，逃离这个是非之地，逃离这个是非之人。白玉利用鸦片控制绿大和凤飘飘为她效力，还以最恶毒的方式诅咒自己的丈夫七斤，简直不是人。那么，白玉不是人又是什么？没错，她就是草鬼婆，邪恶的草鬼婆。一个人不怕被别人误指，就怕被自己误指。
尽管交通便利，当我从蛊惑寨赶到滨海市第一医院的后山，夜幕还是降临了。的士在相思树林的盘山公路绕行，司机直接把我送到山顶，这里地势平坦，空地上铺满了花岗岩，透过近处的林梢，滨海市的高楼大厦一览无余。司机收下钱就开车走了，空旷的山顶剩下我独立寒秋。山野的风已经饱含凉意，吹得相思树上将落未落的眉形叶子飒然作响。这景象是凄凉的，勾人回忆的。
我轻轻叩击一下人皮鼓，咚，鼓声低微清脆，再击两下，咚，咚。我一边敲鼓一边踏着节奏跳起了金丝猴舞，时而朝各个方向弓腰屈背地祭拜，时而在原地左旋右转，时而轮流替换着左右腿做前后蹦跳，没人看我，没人打扰我，只有风声为我伴奏，我很快就进入状态。突然，我的脑海浮现一个画面，虽然稍纵即逝，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好比相机抓拍到的瞬间，稳稳地呈现在眼前。呈现出来的画面越来越多，它们持续掠过脑海就成为动态的连贯动作：
大卡车开到山顶，山顶还是一片黄泥，穿军装的人拉开车后门，戴红袖章的人要推水漂萍下车，她的双手死死抠住车篷，推她的人抬脚踹她的手，手一松，她倾斜在车外的身子一下摔到黄泥地。水漂萍背着我，我背着人皮鼓，于是我压在她身上，人皮鼓砸在我身上。一个戴红袖章的人把我从水漂萍身上抱走，命令我敲鼓跳舞，我抹着眼泪跺脚不肯敲，脸上马上挨了一巴掌，并指着水漂萍威慑说：
“你不敲我就搞死她。”
我在大卡车的前面敲响了人皮鼓，跳起了金丝猴舞。
舞蹈中我看见：戴红袖章的人把水漂萍按倒在地，踢她跪下，她不跪，盘腿坐着，他们反拧她的双臂高高抬起，她又被拎起来，他们再次踢她的膝盖弯，她终于跪下了。
鼓声中我听见戴红袖章的人问：“你认罪吗？”水漂萍说：“历史将证明我没有罪。”戴红袖章的人斥责她：“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水漂萍高喊：“真理万岁！”
舞蹈中我看见：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用匕首割断水漂萍的喉管，再用一根尖锐的竹签将她的下颚、舌头穿成一体。四个穿军装的人把她按在树干上，衣服往上一撸。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持锋利的手术刀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裂口，另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戴起塑胶手套，手伸进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裂口塞上一团纱布。
鼓声中我听见：水漂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声惨叫突破了竹签的限制，撕破了初降的夜幕，鲜红的血从天空喷射下来，大地红彤彤一片粘稠。一个穿军装的人命令穿白大褂的人：“快把活肾送医院，革委会的王主任正等着移植。”
舞蹈中我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人从水漂萍的前胸摸准心脏的位置，然后用粉笔在后背画个圈，另一个穿军装的人打开步枪的刺刀抵在粉笔圈内。
鼓声中我听见：一声枪响。
鼓声停了，舞蹈停了，我大吼一声，口鼻流血扑倒在地。
回忆中的鼓声停了，现实中的鼓声也停了；回忆中的舞蹈停了，现实中的舞蹈也停了。在回忆的拐弯点，我的记忆停顿下来，感觉大脑的深处像针扎般阵阵作痛。除了头昏眼花，空气似乎也稀薄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的纹理流淌下来。我坐在花岗岩石头上抱着人皮鼓，把双肘支在鼓腰上，一动不动，静听风的声音，夜的声音，心脏的声音，血液的声音，城市的声音，人生的声音。
我的红色恐惧症是从恐血开始的，吴医生说得对：血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的世界。血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是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血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血的合理性，把血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了。
鼓浪屿的春天，是多彩绚丽的；
鼓浪屿的秋天，却也并不萧索。
秋天是我最爱的季节。大多数人把这个季节和人生的没落联系起来，焦虑而悲伤，害怕随之而来的寒冬，在感叹生命易逝的同时徒增烦恼。我不同，我对秋天的感受总是倾向于本能，不太受物质世界四季更迭的影响。我热爱秋天，从来如此，这个季节让我觉得健康而生机勃勃。通常秋天被认为是大自然衰败的老年阶段，死亡之前的季节，但我从鼓浪屿知道，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别的地方植物枯萎了，这里的植物却繁荣兴盛起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与鼓浪屿有点类似。
来鼓浪屿是那个叫吴尔芬的作家给我提的建议。有一天，我收到一本吴尔芬寄给我的书，这本叫《姐妹》的小说里有一小段写到了我。这让我喜不自禁，因为从来没有人以如此隆重的方式关注我的生存。我找到吴尔芬在桃盘寨发给我的名片，挂通了名片上的电话，没想到他在电话中非常热情，聊了半天我的生活。他建议我来鼓浪屿，就凭这面小小的人皮鼓就可以谋生，根本用不着赖在滨海大学看那帮王八蛋的脸色。吴尔芬在很多大学讲过课，他历数了滨海大学的累累劣迹，在他心目中，滨海大学不过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偷懒吃闲饭的地方。吴尔芬还吹嘘：
“我要为你写一本书，就凭你的独特经历。”
我在厦门海沧与吴尔芬相遇的时候，他正从菜市场买菜回家，上身是背心，下身是半截裤，脚下是拖鞋，左手是一把青菜，右手是一个塑料袋，从形状判断应该是一块三层肉。吴尔芬的形象让我得出两个结论：一、这是一个寒酸的文人；二、厦门的气候比滨海市热得多。
第一次上鼓浪屿就是吴尔芬带我去的，那天的鼓浪屿地很潮湿，天空一片阴霾，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和舒爽，盖过屋顶的树木在灰蒙蒙的天空衬托下几乎呈黑色，凉爽的北风摇曳着树枝，轻拂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幸福，没有特别的原因，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天气总能让我心旷神怡。空气中有种触摸得到的感觉，一种逐渐展开的松弛，好像有能量在膨胀，有信心在聚集，我也说不准。然而，有什么事确实就要发生，我不明白可能也不会相信，但我显然已经进入。在人行道上的一个小水坑里，我甚至看到了天空的倒影及树木和屋顶的剪影，好像一幅美丽的素描。
我踩在这个浅水坑里，低头看见了清澈的雨水，以及水中的人皮鼓和自己的脸。我忽然明白一个事实：新的生活开始了。
吴尔芬告诉我，有些事情不要想起来更好，比如我母亲水漂萍的案情。历史是没有答案的，为历史翻案是后人的徒劳。
吴尔芬把我带进一条偏僻的小巷，那里有一处鲜为人知的“文革报刊陈列室”，其实是一个房地产商的个人收藏室，尽管免费参观，仍然门可罗雀。但是从这里路过的游客可不少，因为往上走就是日光岩，往下走就是海底世界。吴尔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塑料做的头盖骨模型，翻过来摆在我面前，然后说：
“唱罢，跳罢。”
于是我敲响了人皮鼓，跳起了金丝猴舞，唱起了一首我从未唱过的歌。我不知道这首叫《问》的歌是谁教我的，什么时候学的，只是人皮鼓一响，歌词就脱口而出了。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年华如水？
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
垂垂！垂垂！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
你想想呵；
对，对，对。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人生如蕊？
你知道秋花，开得为何沉醉？
吹吹！吹吹！
你知道尘世的波澜，有几种温良的类？
你讲讲呵；
脆，脆，脆。
正好一个老人旅游团经过这里，老太太们围在我身边听我击鼓唱歌，个个老泪纵横，其中一个还失声恸哭，连站在外围的老头们都泪眼蒙眬了。如果我没有看错，他们每个人都往头盖骨里丢钱了。一个脸上长满黑斑的老太太摸着鼓的绿色皮子问：
“这是什么皮做的鼓，声音这么特别。”
“人皮鼓。”我说，“我父亲的人皮做的。”
老太太的手正好摸到我父亲黑枣似的乳头，听我这么一说，吓得“呀”的一声怪叫，使劲甩手，好像我父亲的鬼魂已经沾上她的手指。他们让我再来一首，我也不懂该唱什么，那就先击鼓吧，鼓声一响又有词了。这首歌的名字更古怪，叫《老天爷》：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老天爷你年纪大，
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
年纪大，
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你塌了罢，
你塌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