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文圈定的革命委员会,迅即在黄埔军校成立,接管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包括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和谭平山,孙文自任会长,鲍罗廷为顾问。11日,孙文致电胡汉民:“请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则小丑不足平也。”
10月13日凌晨,1500名警卫军乘坐20辆铁甲车,迅速向省城挺进;东江前线的军队也调回省城。1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的身份,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下令解散商团。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统归蒋介石指挥。
关于军队镇压的消息,已在坊间哄传,谣言如浮云,蔽日不使照,广州成了一座危疑震惧之城。孙文致电家乡香山县县长:“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 这天,商团代表往见廖仲恺,力言广州若有战事,损失必然惨重。廖仲恺厉声呵斥:“广州剩回二成人已够!” ③
空气里,已是杀气腾腾,血腥弥漫。10月15日凌晨,夕景欲沉,晓雾将合,城市尚在酣睡之中。参与镇压的军队,都已荷枪实弹,各就各位。胡汉民因怕殃及池鱼,早早在寓所门外,挂起了日本太阳旗,此刻正在微风中缓缓飘扬。街道上一片死寂。
4时,只听民团统率长李福林一声令下,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和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西关。一时炮声隆隆,弹如雨下。理发工人在军队掩护下,沿街纵火。西关的民居,多属砖木结构的骑楼,瞬间便火烧连营,整条街、整条街陷入火海。广州的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红。天亮时,八面威风的商团军,已如雪逢汤,顷刻消融。军队在广州商业最繁荣的桨栏路、杨巷、西堤二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龙津路一带大肆焚掠。
大火从10月15日,直烧到17日才熄灭。西门口石街、第六甫、第八甫水脚、故衣街、装帽街、普济桥、回澜桥、戏院前(东西从水塔脚至快活亭,南北从长寿新街至明声里)、西濠口一带商铺,被完全焚毁。第二甫宜民市、第六甫、锦荣里、上九甫、桨栏街、同兴街等处,亦受波及,焚毁泰半。总计大小街道约三十多条被焚,一千多商户被洗劫,损失约五千万港元以上。死伤人数约两千人,大部分是非官非商的无辜市民,然距廖仲恺所说死八成人,相差尚远。以上仅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损失,恐怕远远不止此数。
10月15日,孙文连下数令,凡加入商团者,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由数百至万元,作北伐军费。“必将商团店户、货物、财产,悉行充公”。10月16日,孙文再下令没收西濠口大新公司充公。
后来,有记者问孙文,是否下过火烧西关的命令,孙文干脆地回答说,的确下过。因为商团多次拒绝服从政府,“这就有必要烧一下以摧毁他们的抵抗”。
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商博弈,不能为中国民主制度开一新篇章,却落得如此收场,真出乎时人的意料之外,亦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面对着颓垣败壁,触目凄凉的家园,历史学家,纵有风雷老将之心,也觉无词说断肠了。
商团的武器,最后大部分如愿落到了黄埔军校的手里。蒋介石说:“黄埔军校就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 ③这个教导团,后来在战场上,发挥了大作用。
经此一役,作为中产阶级第一梯队的粤商,元气大伤,社团被彻底瓦解,大量财产被充公,从社会主流地位被逐到社会边缘,成为大革命时代被打倒的第一批人——地主、工厂资本家还排在他们后面——政治上从此一蹶不振。
商团事件,为接踵而来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做好了预演和铺垫。
“泥腿子”们站起来
孙文一生对群众运动都没有什么兴趣。在漫长的反清革命中,他基本上是依靠少数人的冒险,暴动,失败,再暴动,再失败,直至胜利。在民国时代,也只对军队感兴趣,有枪才有地盘,有地盘才有本钱。虽然“以俄为师”之后,经过苏联人的不断灌输,他也开始把“扶助农工”作为一项政策,要求国民党去关注了,但他自己却仍然一门心思只关注军事。
孙文的土地政策,从同盟会时代定下的“平均地权”,终其一生迄无改变。广东没有大地主,都是小地主。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界别,几乎都有小地主背景,因此,他们都是人民成员,并非对敌立的阶级。
怎样才能平均地权呢?在国家方面,可以根据地价抽重税,或付款赎买土地,以此调节土地的占有与使用;在农民方面,组织起来,以自身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双赢结局。
但在鲍罗廷的字典里,没有双赢这个词,只有“我赢”。在他看来,孙文的土地政策过于保守,属右派观点。鲍罗廷给出的定义,“凡是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都是左派。” 左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很干脆,就是直接剥夺地主土地,建立国家的土地储备,分配给无地农民。
这个主张,遭到孙文断然拒绝。他不仅反对没收土地,甚至反对挑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廖仲恺解释:中国农村是一个宗法社会,阶级矛盾并不太尖锐,“地主、豪绅和农民往往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有同一个姓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像叔侄关系,而不像两个敌人之间的关系”。
在一全大会之前,鲍罗廷曾专门召集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以求统一立场。在会上,李大钊提出,“按照三民主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孙(文)的骄傲,他认为这是他的发明”,因此,国民党内,支持赎买土地的人必然占多数,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不坚持土地储备的主张,“我们可以坚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不指出其来源”。这既淡化与了孙文的分歧,也为中共以后的土地革命留下很大的活动空间。谭平山、毛泽东都同意李氏意见,鲍罗廷也接受了。
揆诸现实,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在他们头上,压着军费、北伐费、自治费、保安队费、游击队费、疯人口粮费、民团费、庚子赔款费、自卫总局费、保卫团费、更夫费、捕费、沙捐费、附看费、杀骨费、沙夫费(沙田)、鸭埠费、果木费、巡田费、厘金、人头税、薯芋捐、猪捐、牛捐、烟叶捐、糖捐、地豆捐、梅菜捐等几十种苛捐杂税。
导致农民破产的最大威胁,并不来自田主,而是来自官府。人们常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其实农村匪患严重,大部分是拜“兵过如篦,官过如剃”所赐;而匪患的蔓延炽烈,又召来更多的官军,以剿匪为名,再篦再剃,进一步把农民逼成破产。恶性循环,愈陷愈深,令农民的困境,永无解套之日。
但孙文对于农民的真实状况,其实不甚了了。有一回,彭湃当面向他解释农民的苦况,特别是沙田佃农,每季收获,难偿地租、捐税、肥料、种子等支出,非减租难以生存。孙文奇怪地问:“农民耕沙田亏本,为什么不谋别业?”彭湃痛心地回答:“沙田佃户就像池中鱼,池水干了,鱼就不得不困在池里,哪能到别的池塘去呢!”孙文听了,默然无语。③
广东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大省,祭祖风气,一向很盛。彭湃所生活的潮汕地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是为乡间的头等大事。珠三角也不例外,凡聚族而居之处,必有祠堂,所谓“顺德祠堂南海庙”。祠堂拥有大量族田(公尝),属于宗族共有的,由宗族共同耕作,收入维持着祠堂的开支。据1930年代初的一项农村调查,广东西南部的族田,占耕地面积23%,北部占25%,东部占35%,中南部占40%,在珠江三角洲高达50%。易言之,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族田。
佃农所交的田租,虽然高达收成的一半以上,但并不是全归田主所有。田主除了要应付官府的各种横征暴敛之外,还要拨出相当的公尝收入,用于乡村公用事业,如兴办私塾义塾、铺路修桥、贷粮施粥等。中国农民,世代耕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但求温饱,对政治毫无兴趣。
但在共产党人眼中,宗族观念、祠堂政治,都属封建余孽,不彻底推翻打破,不足以揭开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在国民党中央,主管工农事务的是廖仲恺,但实际做事的是中共党人。
一全大会后,廖氏兼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长,日常工作由秘书冯菊坡(中共党人)负责;广东工界宣传员谭平山是中共党人;首任农民部长林祖涵也是中共党员,后来林去了汉口执行部,农民部则由秘书彭湃(中共党人)主持。农民部换了几任部长,彭湃以不变应万变。在政治上,权力的大小,并不看他所坐的位置,而要看他能否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极致。在农民部,真正的光源与热源是彭湃。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在回忆文章中,对廖仲恺倚重中共的描写,活灵活现:
那时中央党部的工人部长是廖仲恺,他的思想左倾,受共党人员操纵,每次谈到共党问题,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职务关系,与廖时有接触,辄发生激烈争论。每当他理屈辞穷,便面红耳赤的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我们落伍!落伍!落伍!”
尽管当时留在广州,并有资格出席中央会议的中共党人不多,初仅林祖涵、谭平山二人,林氏去了汉口后,仅余谭氏一人,但仍然是左派的天下。排共、反共的元老派,在工农问题上,几无置喙余地。
中共最初由一群城市“五四青年”组成,对农村十分隔膜,并不相信农民有多大的革命性。虽然在1922年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已高喊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的口号,但雷声大雨点小,真正扎根乡村的中共党人,寥若晨星,远不及工运来得轰轰烈烈。中共三大前,共产国际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及寺院庙宇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也没有被中共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