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
新文化的巨匠们，几乎无一不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他们引进西方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陈独秀就曾幻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触发了民族危机，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导的大规模爱国示威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一直为自身缺乏传统文化支撑、处于浮游漂离状态而苦恼的新文化运动，眼前仿佛豁然一亮，他们找到了传统价值的立足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是团结和动员民众的最有效武器，也是他们转向社会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新文化运动急速地分化了，启蒙思想家们各自在人权与国权、个性自由与国家的强盛之间，作出选择。政治革命的雷声，终于从遥远的地平线隆隆传来。
值此苍黄百变的关头，无法肯定，陈独秀对惨淡经营数年的新文化运动，是否仍有所眷恋，但1919年6月11日，他的生命终于出现突变。这天，他揣着自撰的传单，奔上街头散发，被军警拘捕。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激烈的主张：“出研究室进监狱，出监狱进研究室，是学者的任务”。现在变成“上街头进监狱，出监狱上街头”了。陈独秀已经为他过去几年的奋斗，作了一个总结；也为新文化运动作了一个总结。长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从这时起拉开了帷幕。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突然向社会改革运动急速转场，政治腐败是内因，民族危机是外因，两者交逼，已到了存亡决于呼吸的程度。加之数十年来，附西方文化的骥尾，并没有出现“芝麻开门”的奇迹，渐渐演化成失望和怨愤，遂造成马克思主义振臂一呼，从者如云的大势。
1918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这个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政权岌岌可危，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果然，一纸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一时间，人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形成百川赴海之势。
陈独秀出狱后，带着《新青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筹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名叫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等，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双方一拍即合。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当时，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建设模范省，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满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2月14日，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陈氏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半年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广东的一潭死水，终于掀起千层巨浪。
从3月中旬开始，一批顽固守旧人士，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为由，呼吁把他逐出广东。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3月16日，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他的精力，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3、4月间，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党员。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地理上也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他并提醒大家，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到了5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上海方面，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即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
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不在广州，陈独秀再以“染恙”为由，提出辞职，9月11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在军旅之中，闻讯急电挽留，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 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1921年6月，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这时，苏俄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通过维经斯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7月，在马林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中央局书记。
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早产儿”，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 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但也有人认为，把共产党这个“早产儿”催生出来的，其实正是马林自己，而不是维经斯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他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③
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革命历史悠久，有两广的地盘、近10万军队，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
因此，马林瞧不起中共，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