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肇建后的10年里,中国几乎一直处在动乱之中。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南北分裂、直皖战争……北山雨未歇,南山云又来,直搅得整个中华大地沧海横流,疮痍满目。仿佛重回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争霸时代,国无一日安宁,民无一日休息。实在是可悲可叹。
直到1922年,在苦命的中国人面前,仍然是一片黑暗混沌,谁也看不清国家究竟何去何从,报纸时论尖酸刻薄地批评:
回忆五六年来,广州曾两度设立政府,前者为军政府,系合议制,后者为总统府,系独裁制。近者章太炎对于北京政府,预防军阀争选总统,有变更总统制为委员制之主张。余观孙中山以合议制之不良改为独裁制,章太炎又以总统制之不良欲改为委员制。两人主张适得其反,而欲以中华民国供两制之试验则一。昔人有云:国家重器也,政府者主权所在地也,今日国人视政府为儿戏,当欲供某个人一时主张之试验,不独孙章二君也。
北方直、皖、奉三系互争雄长,厮杀不已;而南方也搭起了一个护法政府的草台班子,摇旗呐喊,麾师北伐,以图武力统一中国。南北风云叠涌,狼烟四起。但被孙文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对北伐却毫无兴趣。兵法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打仗不仅要死人,而且是烧钱的游戏,广东哪有这么多钱,以供几十万之师去烧?陈炯明在一次和议员们谈话时表示:“北廷日言南伐,中山预备北伐,其声浪之高,俨然事实。然双方但皆纸上谈兵,做市虎惊人之计矣。其实北之南伐,故未有饷有械,而南之北伐,亦未有饷有械,焉能出师对抗。”他既不肯承担军费,也拒绝让粤军参战。但他同时也强调,他并非反对北伐,只是“时机上究未以为适合”而已。
陈炯明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武力,而在于地方自治。他是最热心的联省自治推行者,治理广东期间,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支持工会组织,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搞得如火如荼。而孙文则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双方分歧,无法调和,最终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事变”。愤怒至极的孙文,扬言要用“八英寸口径大炮的毒气弹”来轰广州城内的粤军;而骄横的粤军,则调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孙文下台。孙文连夜登上海军军舰,号召北伐各军迅速回师讨平叛逆,并指挥海军向广州市内炮击。
事实证明,南北双方不仅统一不了中国,即连自己的地盘也统一不了。人民对这些官僚、政客、军阀,失望至极。6月21日,广州市省议会、报业公会、各慈善机关、法团代表举行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孙文为粤人,且曾经担任大总统,应给予一个热烈的送行仪式;二、广东全省人民须发表宣言,支持全国统一;三、设法令两方军队在广州停火,如不从命,将指为公敌。
虽然人人打着“共和”的旗号,但真正的“民治”时代,却遥遥无期。谁会是中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南方的草莽英雄孙文?是北方的秀才将军吴佩孚?还是东北响马张作霖?还是自称有“再造共和”之功的段祺瑞?
不仅“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当局者迷,即使国外的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他们犹豫不决,拿不准应该把宝押在谁的身上,押对了也许一本万利,押错了也可能见财化水,搞不好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西方国家想押在直系军阀吴佩孚身上,日本想押在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身上,而苏俄则在吴佩孚和孙文之间,举棋不定。
在许多人看来,孙文只是一个冒险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实力,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有一套端得出台面的“主义”。早在1905年的同盟会时代,他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党的理论纲领。
那时的政治舞台,鸿儒硕学,名流贤达,盛于朝列,但能够以“主义”号召天下的,却是凤毛麟角。中国的传统学问,谈政治、谈经济、谈伦理,为治国平天下做准备,但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动员的资源。胡适奉劝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殊不知学问一旦炼成主义,就变得比克虏伯大炮还厉害了。
孙文的失败之处,在于他的主义与社会运动脱节。虽然有一套煌煌大理论,但从事实际革命时,却不起什么作用,他更多是靠“空手套白狼”。今天收买甲打乙,明天拉拢乙打丙。他的性子非常急,没多少耐心慢慢经营,总希望哪一天让他碰上个杠上开花,就可以一铺翻本,毕其功于一役。胡汉民从1905年就追随孙文,走南闯北,可算知根知底,他用了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归纳出孙文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即粤语形容敢于冒险,大即心头很高,快即斩钉截铁不犹豫。
反清时孙文靠收买会党,反袁时收买地方军队,时而拉滇反桂,时而联皖反直,时而“援闽”,时而“援桂”,时而又联合西南打北方。当他与奉、皖结盟时,舆论一般把他视作亲日派,连第三国际也有不少人认定,孙文的胜利,就是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的胜利,也即日本的胜利。
但实际上,到1922年北伐之前,孙文已经在考虑放弃日本,改为联俄和联德了。他在前往上海途中已经放言:“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 他说他利用苏俄的主义和德国的技术,可以在五年内建立一个新中国。
孙文的一生都是孤胆英雄,他在寻找盟友,但最后几乎所有盟友都背叛了他。其中的血泪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孙文的那套“革命经验”,用来造反,颇奏奇效,但用来建设民主宪政国家,就行不通了。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作了中肯的评论:“一方面是他(孙文)不能使多数人了解他的主张,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采用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 须知改造社会,是没有速成术的,所以孙文虽然奉行“知难行易”学说,自己也“知”了几十年,但“行”起来却还是不易,处处碰壁,乃至于慨叹“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
8月9日,孙文乘船前往上海。他毫不气馁,只是痛感国民党人对他的主义太不了解了,虽然他口传心授、身体力行数十年,但从普通党员,到陈炯明这样的高级党员,竟都茫然无知。于是,孙文在上海召集各省党人,商量改组国民党。任命了一批改进方略起草委员,由胡汉民、汪精卫执笔,起草国民党改进宣言。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出生于一个县衙刑名师爷的旧式幕僚家庭,一身书卷气,是国民党最出色的宣传家之一。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是个有名的美男子,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当年曾谋刺大清摄政王被捕,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诗句。胡、汪二人都是一时之杰,但其魄力、气概、局量,却嫌褊小,不足以成为与天下人共治天下的大政治家,只能良禽择木而栖,一辈子追随孙文闹革命了。
1923年1月1日,孙文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向全国宣示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纲领。人们都大为惊异,他连广东这块唯一的地盘也保不住,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他搞什么三民主义?拿什么去建国?怪不得他有个“孙大炮”的绰号了!
但即使处于政治生涯的最低潮,孙文也从不怀疑自己可以很快东山再起。这是孙文的过人之处。
果然,孙文以广东全省税收作抵押,向港商借了九十多万元,用来收买滇、桂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立即宣布“一致服从大总统孙文”。1923年1月2日,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会盟,打着“讨贼军”旗号,出兵讨伐陈炯明。四万联军,浩浩荡荡,沿着西江两岸,直扑向广州。
1月12日,不愿以战祸荼毒桑梓的陈炯明,命令粤军放弃省城,退回东江老家,并宣布下野。滇桂联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开进广州。
2月21日,孙文经香港回到广州,取消总统称号,恢复大元帅职权。